王伦时代梁山的四次小规模排座次（数字水浒书稿）

王伦时代梁山的四次小规模排座次

梁山的发展经历了王伦时代、晁盖时代与宋江时代三个阶段。王伦时代是梁山发展史上的初期。

在王伦的苦心孤诣经营之下，梁山初步具备了与当地官府周旋甚至对抗的能力。“吴学究说三阮撞筹”时，三阮之一阮小五曾向吴学究（军师吴用）介绍王伦治下的梁山。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那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屎尿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王伦时代的梁山让官府的缉捕人“屎尿齐流”，成为了好汉们向往的“圣地”。阮氏三兄弟阮小二、阮小五与阮小七羡慕王伦治下的梁山“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日子，渴望着加盟梁山，只是听说王伦“心地狭窄，安不得人”而作罢了。

王伦时代的小本经营为之后的晁盖时代与宋江时代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江湖之上，好汉聚义最重要的事情即是议定座次。尽管王伦时代在小说中犹如昙花一现，但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经历了多达四次的小范围排名。

绰号“白衣秀士”的王伦是梁山第一任山寨之主。根据水浒学者何心的考证，《水浒传》中王伦这个人物形象与宋仁宗庆历年间的虎翼卒王伦有关，编者施耐庵“不管年代先后，也把他扯进了梁山泊去了”。《宋史﹒仁宗本纪》有云：“庆历三年五月，虎翼卒王伦叛于沂州。七月乙酉，获王伦。”另，在时人欧阳修的《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札子》中有关于王伦事宜更为详细的描述：“臣近闻沂州军贼王伦等杀却忠佐朱进，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比至高邮军，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字号，其王伦仍衣黄衫。据其所为，岂是常贼？”此外，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三朝北盟会编》等典籍中也有关于王伦事迹的记载。《水浒传》中的王伦大概是借用了北宋仁宗时期的虎翼卒王伦的名字，同时将其时间后移到了八十年之后的宋徽宗时期，“黄衫”王伦演变成了白衣秀士王伦。

王伦时代第一次与第二次小规模排座次是通过王伦的心理活动“因鸟气合著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反映出来的。

王伦时代梁山的第一次小规模排座次参与者唯有二人：王伦与杜迁。这二人一文一武：王伦绰号“白衣秀士”，是不第的秀才，主梁长远山规划与发展；杜迁绰号“摸着天”，人高马大，主梁山时下的“打劫”业务。二人背景有所差别，而且由于杜迁“武艺也只平常”，在二人权力体制中，王伦居首，杜迁其次。此时，二人在梁山上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或多或少有点“合伙”的意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王伦时代的梁山在形成初期即有挥之不去的“柴进因素”隐藏在其中。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后，柴进曾修书一封举荐林冲上梁山，对林冲谈道：“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尝寄书缄来。”林冲上山时，杜迁也曾直言：“柴大官人自来与山上有恩。”王伦与杜迁的梁山与后周皇室后裔小旋风柴进存在着“秘密通道”。更能体现这种关系的是小说中的一小段补叙：“原来王伦当初不得第之时，与杜迁投奔柴进，多得柴进留在庄子上住了几时，临起身又赍发盘缠银两，因此有恩。”这段补叙文字基本上体现了王伦与杜迁曾经的关系及当时二人的地位。当初，二人投奔柴进之时，“不第之人”王伦是主要角色，“平民”杜迁是次要人物。王伦与杜迁二人这种关系相对稳定，从投奔柴进到走上梁山一直到王伦为林冲所火并。可悲的是，林冲火并王伦之时，杜迁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不曾救下王伦。

王伦时代梁山的第二次小规模排座次是伴随着绰号“云里金刚”的好汉宋万的加入而发生的。王伦在林冲上梁山时曾蓦然寻思道：“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著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这三人在梁山上的排座次顺序是王伦、杜迁与宋万。由此可知，三人在排座次时基本上遵循了先来后到原则。续后上梁山的宋万理所当然地排在了最先上山的王伦与杜迁二人之后。先来后到是这三人排座次时的显性因素。“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是三人排座次时的隐性因素，也是根本原因。杜迁绰号“摸着天”，宋万绰号“云里金刚”。二人的绰号寓意不约而同指向“人高马大”。事实上，宋万这个角色是由杜迁演化分裂而来的。《宣和遗事》曾提及“杜千”，《水浒传》中杜迁是由“杜千”演化而来。《水浒传》宋万是由杜迁分裂而来。杜迁与宋万二人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梁山第一任山寨之主王伦的身边。通过文本细读，读者可以发现，杜迁与宋万二人同是平民出身，经常作为组合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梁山大军滚滚洪流中的一员参与“活动”。杜迁与宋万在《水浒传》中不曾有过“惊艳”的行为，令人有所印象的行为也不曾有。

王伦与杜迁、宋万三人组成了梁山上的“三驾马车”。在三驾马车体系里，王伦是绝对的核心，杜迁与宋万二人犹如左膀右臂，只需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王伦的决策而已。无论从物理学上，抑或是从数学上，还是从政治学上、社会学上来分析，三驾马车体系大概是最为稳定而且是效率颇高的体系。

王伦时代梁山的第三次小规模排座次是伴随着绰号“旱地忽律”的好汉朱贵的加入而发生的。朱贵，山东沂州沂水县人氏，江湖人称“旱地忽律”。沂水县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重要输出地。朱贵的弟弟笑面虎朱富、朱富的师父青眼虎李云与大名鼎鼎的黑旋风李逵，再加上朱贵，总计四人，俨然可以单独成立梁山上的沂水县小派系。朱贵的加入对于王伦时代的梁山而言是锦上添花，朱贵在梁山之下的酒店“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不曾引起王伦、杜迁与宋万三驾马车体系的变动。朱贵如同宋万上山之后不曾引起梁山格局的革命性变化。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朱贵的能力有限。在《水浒传》中，朱贵基本上是梁山山脚下李家道口酒店的“代言人”、外加“响箭”发射者与梁山好汉“引渡人”。以王伦为核心的三驾马车体系将朱贵安排如是：“山寨里教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羓子，肥肉煎油点灯。”通过朱贵对林冲的这段陈述，可以推知朱贵在梁山上的职务与地位：其一，朱贵的主业是在梁山山下“开酒店”；其二，朱贵的主要任务是“探听往来客商经过”的信息；其三，朱贵毫无决策权，重大事情需要向王伦、杜迁与宋万三人请示。朱贵对王伦的安排毫无异议。王伦、杜迁、宋万与朱贵四人的排座次基本上也遵循了先来后到原则。

宋万与朱贵二人的陆续到来引起了新的排座次。但是，新的排座次只是在王伦、杜迁“二人转”体制下的小修小补，是有益的补充，不曾冲击王伦在梁山上的核心地位。

王伦时代梁山的第四次小规模排座次与之前三次截然不同，掀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导致了王伦的殒命，退出了梁山舞台。第四次小规模排座次是由豹子头林冲的上山而引起的。这与宋万、朱贵上山之后引起的排座次有相似之处。但是，这次小规模排座次的过程一波三折。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后，与旧体制彻底决裂，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梁山之路。林冲上梁山之前信心满满，因其获取了梁山幕后“董事长”小旋风柴进的举荐信。林冲不曾想到，上梁山的路会如此大费周折。须知，梁山是王伦、杜迁与宋万的梁山，但也是柴进的梁山。梁山的创始人王伦与杜迁曾投奔柴进，受过其恩惠，柴进为二人提供了“创业”的“资本”。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没有柴进，就没有王伦的梁山。柴进是王伦这座山头的“大股东”。林冲曾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熟谙生存规则，在上山之前遇到朱贵之时即将“沧州横海郡故友举荐将来”这柄“尚方宝剑”抛出来。朱贵对柴进极其尊重，未经请示王伦、杜迁与宋万三人，立马安排林冲上山事宜，一刻也不敢怠慢。

林冲在朱贵的引领下来到了梁山聚义厅，只见“中间交椅上坐著一个好汉，正是白衣秀士王伦；左边交椅上坐著摸着天杜迁；右边交椅坐著云里金刚宋万”。这是林冲上山时梁山的政治秩序，这也是王伦时代经过三次人事微变更小规模排座次形成的稳定体系。梁山的这种政治秩序名声在外，梁山附近碣石村打渔的阮小二也知道梁山的排座次：王伦、杜迁、宋万与朱贵，以及新进上山的林冲。阮小二对吴用道：“那伙强人：为头的是个落第举子，唤做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叫做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叫做云里金刚宋万。以下有个旱地忽律朱贵，现在李家道口开酒店，专一探听事情，也不打紧；如今新来一个好汉，是东京禁军教头，甚么豹子头林冲，十分好武艺。……”在阮小二心中，王伦、杜迁、宋万外加朱贵四人“不打紧”，唯有“十分好武艺”的林冲是关键。东京八十万进军交投林冲的到来一点点改变了梁山旧有的政治秩序。

林冲上山之后由朱贵向王伦、杜迁与宋万“三巨头”引荐：“这位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林，名冲，绰号豹子头。因被高太尉陷害，剌配沧州。那里又被火烧了大军草料场。争奈杀死三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好生相敬，因此特写书来，举荐入伙。”朱贵将林冲之前的职务、姓名、绰号、上山缘由等信息向王伦、杜迁与宋万三人做了汇报，更将柴进推荐一事着重提起。林冲趁机将柴进的书信交由王伦。王伦在这个时候不经深思熟虑草率做了决定“请林冲来坐第四位交椅”。原来坐此位置的朱贵顺延坐了第五位交椅。王伦终将为这个草率的决定付出沉重的代价。

王伦与杜迁、宋万、林冲、朱贵等人酒过三巡之后，突然发觉将林冲纳入梁山的做法略微有些不妥。俗语有云：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王伦对林冲道：“大官人举荐将教头来敝寨入伙，争奈小寨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后误了足下，亦不好看。略有些薄礼，望乞笑留。寻个大寨安身歇马，切勿见怪。”王伦这等礼貌性的仓促做法不曾征求杜迁、宋万与朱贵的意见，而且与之前的说法截然不同，立即引起了杜迁、宋万与朱贵三人的异议。朱贵最先提出不同意见，随后杜迁、宋万二人附和。三驾马车体系中的另外二人一致质疑王伦的做法。这种情形让王伦始料未及，骑虎难下，留也不是，送也不是，继而想出了让林冲纳“投名状”的办法。“投名状”几乎将林冲逼上绝境。若不是“郁郁不得志”的青年杨志及时出现在梁山山脚下，林冲将被王伦合理地驱逐出梁山。

伴随着杨志的出现，王伦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为了制约林冲，王伦力主邀请杨志入伙，对梁山进行一次新的重组：左边一带，四把交椅，王伦、杜迁、宋万与朱贵；右边一带，两把交椅，上首杨志，下首林冲。王伦的这种做法让上山相对早的林冲相当的郁闷。林冲心中对王伦的怨恨又增加了一重。无奈，彼时杨志的心不在梁山，而是体制内“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侯”。最终的结果是，杨志离开梁山继而上开封为重回曾经的体制而努力，林冲幸运地留在了梁山上,位置依然是第四位。

王伦始终无法跳出固有的圈子，敢于打破“三驾马车”体系，将林冲拉入阵营中。王伦这种短视的行为日后林冲火并埋下了伏笔。当王伦为林冲所火并时，杜迁、宋万与朱贵三人为阮小二、阮小五与阮小七阮氏三雄所控制，王伦发出了最后的哀叹：“我的心腹都在那里？”王伦苦心编织的梁山排座次就此轰然结束！

附1

王伦时代梁山的四次小规模排座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最终排名

王  伦

1

1

1

1

不在排座次之列

杜  迁

2

2

2

2

83

宋  万

3

3

3

82

朱  贵

4

5

92

林  冲

4

6

附2

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札子

臣近闻沂州军贼王伦等杀却忠佐朱进，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比至高邮军，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字号，其王伦仍衣黄衫。据其所为，岂是常贼？骤闻可骇，深思可忧。臣窃见自古国家祸乱，皆因兵革先兴，而盗贼继起，遂至横流，后汉、隋、唐之事，可以为鉴。国家自初兵兴，必知须有盗贼，便合先事为备。而谋国之臣，昧于先见，致近年盗贼纵横，不能扑灭。未形之事，虽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岂可因循不为？臣遍思天下州军，无一处有备。假令王伦等周游江海之上，驱集罪人，徒众渐多，南越闽、广而断大岭，西走巴峡以窥两蜀，所在空然，谁能御之？若不多为方略，窃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臣，尚若常事，不过差一两人使臣，领兵捕捉，此外更无处置。窃以去患宜速，防祸在微。伏望陛下深惧祸端，督责宰辅，早为擘画，速务剪除。臣亦有短见数事，谨具条列，以裨万一：

一、乞访寻被杀朱进，或有儿男，便与一官，令其捕贼，以复父仇。仍许令乘驿，随逐指射兵士随行。

二、窃知王伦在沂、密间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邮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驱胁。欲乞除军贼不赦外，特赦驱胁之人。先与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书招谕。有能杀军贼脱身自归者，等第重与酬赏。可使自相疑贰，坏散凶徒。

三、窃虑江淮诸处先有盗贼，渐与王伦合势，则凶徒转炽，卒难剪灭。欲乞指挥，募诸处未获盗贼，有能谋杀军贼者，亦等第重行酬奖。可使贼心自疑，徒党难集。

四、乞出榜招募诸处下第举人及山林隐士、负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贼算杀首领，及设计误贼陷于可败之地者，重与酬奖。所贵凶党怀疑，不肯招延无赖之人以为谋主。

五、窃见朝廷虽差使臣领兵追捕，而凶贼已遍劫江淮，深虑赶趁不及，徒党渐多。欲乞特差中使，驰骑先计会沿江淮诸路州军，会合巡检、县尉，预先等截，续发禁兵，随后追逐。所贵不致走透。

右臣所陈五事，伏乞详择施行。外有先被王伦胁从人等首身者百余人，其中有当与酬赏及合行分配者，乞早赐施行，用安反侧。谨具状奏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