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霸业的美之飨宴--桃山时代美术

　   政治史的桃山时代，通常是指介于室町和江户两个时代间，相当于十六世纪下半叶，由织田信长（1534～1582）与丰臣秀吉（1536～1598）两位名将，自室町末期以来长久纷乱的战国局面中，先后完成统一大业。就上下限年代来看，若以织田信长放逐室町幕府末代将军的一五七三年算起，中经丰臣秀吉接棒，至一六零三年德川家康（1542～1616）开江户幕府止，短短不过三十年，历史上谓之桃山时代。在这个群雄割据，盟主称霸的时代，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集全国人力、物力，各盖了一座雄峙天下，空前宏伟的安土城（在今滋贺县境内）和伏见城（在今京都市南郊），来象征霸主的权威，也充作发号施令的总部。伏见城的所在地，后来习惯称为桃山，因之史家也把织丰政权交替，竭力推动统一的过程，叫做"安土桃山时代"。

　　美术史的桃山时代，因是考虑到样式与风格的延续性，不可能像政治史断代那样截然分明，所以就丰臣秀吉治下的文化史迹为中心，包括了织田信长的安土时代，并越过德川家康重启幕府的江户时期，直到一六一五年丰臣党羽彻底灭绝，幕藩体制完全确立。此期间至多仅有半世纪光景，建筑、绘画和工艺的创造者，都是同一批人在活跃着。他们侍奉的政权，纵使改朝换代，艺坛走马换将，既未更易，风格也就相去不远了。桃山美术可以说是最对霸者口味的一席美之盛馔。王公集团和佛教实力在动乱和变革的时代中，几乎从原有政治、文化层面的第一线上撤走，取而代之的是武士阶级和新兴的豪商。日本美术史上不受宗教束缚的大气魄、大手笔；超级豪华、极度奔放的创意和装饰，轰轰烈烈地登场。不仅满足了英雄人物把握现世的性格，也反映了富商巨贾阔绰豪爽的气度。日本美术史上的桃山时代，年代不长，却格外突显绚烂壮观的场面。待波平浪静之后，我们发现所谓日本美的特色，越来越远离佛教，也愈来愈远离中国。


　　英雄时代三豪杰

　　室町末期的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发生过史上著名的"应仁之乱"（1467～1477），幕府权威大挫，地方武士纷起，此后一百年笼罩在"战国时代"的乱世中。第一位运用谋略，压慑四方顽敌，实现统一野心的霸主，是织田信长。他于一五六八年受足利义昭奉诏入京，旋于一五七三年放逐了这位室町幕府最后一代将军。织田信长在不出数年间，敉平民变，征战宿敌，扫除武僧。一五七五年与德川家康结盟，发挥洋枪的威力，大破武田信玄（1521～1573）之子武田胜赖，成为全国最有权力的武士强人。

　　织田信长是日本历史人物里，罕有的现实主义者。粗野、果敢、机敏、专制是武将织田信长予人的形象。非但否定一切权威，也不信神佛与来世，或可说是无可救药的无神论者。因此得以趁机铲除与既有权势狼狈为奸的寺院力量，替往后人本思想的民众社会，打开一条务实为尚的艺术活路。一五八二年织田信长突遭叛将狙击，自杀身亡。行将统一的大局，又陷入一场霸权争夺的大型武斗中。丰臣秀吉立刻脱颖而出，顺利地取得织田信长的继承地位。由是，实际支配的领地更广，掌握国政的官衔更高，最后完成国家的全面统一。丰臣秀吉本来只是织田旗下的一名部将，屡因战功得主公倚重。一五八二年继织田取得主导权后，凭足智多谋，一路窜升，一五八五年出任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关白"，其实当时的后阳成天皇（1586～1611在位），也是在秀吉的推戴之下即位的。一五八六年又晋升太政大臣，一五九一年秀吉将关白之职让予外甥，自任"太阁"。

　　一五九零年代，丰臣秀吉两度出征朝鲜半岛，由于名不正言不顺，迭受亲信掣肘。且有明朝奥援和朝鲜民兵的抵御，终至无功而返。丰臣秀吉晚年，因二岁多的独子病故，才死心将关白让位于外甥。未料二年后得子秀赖，秀吉懊悔莫及，于一五九五年索性逼外甥自杀，以遂政权世袭的私愿。这种丧心病狂的行径，导致仓促出兵朝鲜，落得侵略战争的恶名。一五九八年丰臣秀吉病逝，所有外驻部队班师回朝，匆匆结束不及三十年的安土桃山时代。秀吉之后，实力派长老德川家康随即进驻桃山伏见城，接管政事。一六零零年决定天下谁属的"关原大战"，德川获胜，巩固政权。一六零三年德川家康由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重开幕府于江户，日本历史进入了江户时代。而丰臣秀赖的存在，犹如眼中一粒沙，欲去之而后快。一六一四年与一六一五年，德川家康借故出兵讨伐，终于在大坂冬夏两回对阵中，彻底歼灭丰臣氏。家康老早就传位其子秀忠，完成将军世袭的惯例，自己也于翌年瞑目安息了。


　　英雄主义的城廓

　　安土桃山时代统一霸业的象征，是一座座巍峨耸立的大城廓。江户幕府初期，代表地方领国权威的，也是一幢幢居所兼政厅的封建城堡。城之建筑，是桃山美术的重心，城中殿舍装饰的大障屏画，更是桃山绘画的焦点。有史以来，最宏伟、最精致的建造物，往往是有权有势的人，发愿盖给神明住的。只有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替自己构筑符合政治意图和防御功能的硕大城池。摆脱为礼仪宗教的的约制，考虑到人的活动为本位的建筑，发展出纯粹的日本楼阁造型，充分发挥桃山文化的特征。

　　日本的城，一来是独创的"天守阁"也就是屋顶之上再架上屋顶，甚至一连好几层。每两层屋檐之间，还有伸出墙面甚多的悬山式三角形屋顶，不规则地穿插，远远望去，屋脊交错，壮观无比，构成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艺术品。而来是天守阁的英姿，除夸示封建城主的威严之外，在农业生产与经济活动机能政策下，城的周围，靡集着家臣武士和工商集团，形成"城下町"的繁荣。织田信长称霸以后，马上着手营建安土城与琵琶湖东岸，一五七九年耗三年竣工，开启一连串筑城的黄金时代。未几丰臣秀吉继起，大兴土木尤有过之，自平地突起更富丽堂皇的大坂城（1583）、聚乐第（1585～1587）及桃山伏见城（1592～1597）等大规模城廓。

　　目前这些建筑都已湮灭殆尽。战国烽火中，无情的掠夺与毁损，或城主去位，任令荒废。欲寻回安土桃山时代的建筑风貌，据说京都西本愿寺飞云阁。可以一睹聚乐第移建过来的一部分遗构。自一六零零年关原大战，德川家康赢得霸权，到一六一五年大坂之阵，这十年间，是日本城廓建筑最鼎盛的时期。所有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大小城廓，差不多都是各地封建领主，在这段时间内陆续建盖起来的。现在尚残留供人凭吊的比较完整的遗址，随手一指也有松本城（1597）、犬山城（1599）、熊本城（1600）、和歌山城（1600）、彦根城（1606）、姬路城（1609）、松江城（1611）、弘前城（1611）、名古屋城（1612）等等。其中差不多迭经历代增筑、改建或重修，幸运保有初建模样的，大概惟有姬路城了。

　　大坂之阵的那一年（1615），江户幕府发出"一国一城令"。原则上允许各领国支配者，因统辖和经济的需要，原有要津之城得以保留，此外一律不准新筑，凡改建和重修也限制甚严。城廓建筑的盛况，从此一蹶不起。至于一般观光手册上，人们熟悉的几座名城，如大坂城、名古屋城、熊本城以及姬路城等，只有姬路城是保存原样最完美，规模也最大，堪称日本之城的最高杰作。丰臣秀吉一手规划的大坂城，本来就被德川家康改造过，明治维新那一年，又遭祝融之灾，直到一九三一年始行重建。名古屋城完成于城廓盛期的尾声，可惜毁于二大战的空袭，后来依原样复原。一度被誉为天下名城的九州熊本城，因是明治初年九州内乱的攻击重点，终于躲不过兵火，而于二次大战后再建。如今硕果仅存的姬路城，经过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女婿的两代经营，踵至增华，美仑美奂。大小楼阁的组合，遥相呼应；层层叠架的屋脊线，变化有致，涂白的墙面，相间的灰瓦，像极了展翅而降的白鹭鸶，所以又名白鹭城。

　　城廓建设大竞筑的安土桃山时代，有一种独特的绘画，为配合城内巨室空间装饰之需，应运而生，这就是最具桃山美术风格的金碧障屏画。障屏画又称障壁画，包括壁画、袄绘（隔间纸门绘画）和屏风。由于桃山时代的建筑物无一幸存，壁画也都不及抢救而全毁。剩下来容易移动的袄绘和屏风，其实也甚为有限。但从可确定的桃山时代障屏画中，金碧一词所言并不为过。那是从一片片金箔覆满纸面后，在上着彩施绘，发出绚烂璀璨、华贵豪美的效果。而且画幅巨大，构图跟着宏伟，是所以金碧大障屏画为桃山之美的飨宴，祭出魅力十足的压轴大餐。这个时代看准英雄主义的品味，表现王者象征的主题，对狩野派来说正是如鱼得水。前一代专擅寺院障屏画，融合水墨与浓彩，推进绘画日本化的狩野派，此时顺利取得乘风驾云的优势，成为桃山障壁画最出色的集团。自从狩野元信（1467～1559）在室町时代稳住狩野派的地位以来，他的孙子狩野永德（1543～1590），更提高狩野派的身价，闯出日本绘画独步古今的新样式。

　　狩野永德的绝技，首先获得织田信长的赏识，拔擢他为安土城绘制障壁装饰。丰臣秀吉时代又被延揽为御用画家，在大坂城和聚乐第等大建筑的内殿，狩野永德无不倾注心血，率门徒奋力挥毫，乃致于健康受损，以四十八岁的英年壮志未酬，身先殉职。这位当年天下无双的画坛龙头，虽然画了不少巨作，却也随着建筑物的湮灭而消失无踪。比较可靠的遗存是"唐狮子图屏"（六曲一双，金地着色，宫内厅藏）、"桧图屏风"（八曲一双，金地着色，东京博物馆藏）以及"洛中洛外图屏风"（六曲一双，金地着色，私人藏）。然而从这三幅作品看永德画百兽之王的威武雄师；处理巨树构图的豪快手法；以及描写京都景观的丰富布局，金碧障屏画之所有特征，确已瞧出端倪。狩野派代代衣钵相袭，后继力颇盛。永德长男光信（1565～1608）、次男孝信（1571～1618）、养子山乐（1559～1635）、光信之子贞信（1597～1623）等人，起先都追随狩野永德到处见习，待各自独立之后，适逢江户幕府成立，转而效命德川政权。狩野派全班人马，纷纷移往幕府所在地的江户，只有狩野山乐留在京都，世称"京狩野"。最后，永德之孙，孝信之子狩野探幽（1602～1674），被擢升为德川幕府的御用画师。

 　　桃山绘画永德一派所开创的蓬勃生命力之画风，也影响到同一时代的画家长谷川等伯（1539～1610）、海北友松（1533～1615）、云谷等颜（1547～1618）等，与地方富豪较接近的一派。他们的金碧障屏画亦是华丽有余，气势与功力一点也不让狩野派专美。值得推崇的是他们的水墨素养，也能在金碧障壁画大行其道的时代，挣得一席之地。东京博物馆藏有一幅赫赫有名的国宝"松林图屏风"（六曲一双，纸本墨画），就是长谷川等伯的代表作。历史进入江户时代以后，风俗图的盛行，也是绘画题材多样化的先声。桃山美术本来就不是宗教的附属品，现在生民百态搬上画面，狩野派的健儿，也是能手辈出。狩野永德的"洛中洛外图"即其佳例。狩野秀赖（元信次男，生殁年不详）的"高雄观枫图屏风"（六曲一双，纸本着色，东京博物馆藏），狩野长信（永德之弟，1577～1654）的"花下游乐图屏风"（六曲一双，纸本着色。东京博物馆藏），此等作品为次期的江户浮世绘，预先传出庶民艺术的讯息。
 
　古朴素淡的日本茶陶

　　桃山文化大抵崇尚豪大壮美，极尽奢华之能；只有茶道的世界反其道而行，重拾简朴素静。向来在日本美术史上仅能聊备一格的陶瓷，因茶道新风的刺激，开发出许多技术上、造型上别出心裁的日本茶陶。日本的茶道，最初是由饮茶交际的娱乐，逐渐转成一种文化修养，茶会空间及其所使用的道具，亦随演进过程，而有不同的格调。其中茶室设计和陶瓷意匠，是桃山美术不可漏列的一环。饮茶之风在十三世纪传入日本，起先是流行于禅门寺院，室町时代以后普及到武家社会之间，成为所谓"斗茶"的游戏，会场布置格外重视中国情调，茶器和饰物尤以宋元文物为荣。室町后期武家渐尚枯寂之美的东山文化时代，村田珠光（1422～1502）创新茶风，将禅宗意境渗入饮茶流俗，首开简洁、淡雅之书斋兼茶室的宁静小空间，不过茶器方面仍然喜爱来自中国的青瓷和天目茶碗等。十六世纪初，继村田珠光之后，出了一位武野绍鸥（1502～1555），他整理饮茶理论，创出"佗茶"一词。"佗"乃闲寂之意，是日本人独创的美学思想。茶道到了这样的境界，已快要接近茶学可以摒除杂念，收静心养性之效。

　　安土桃山时代进一步确立茶道文化的是绍鸥的弟子千利休（1522～1591），因为他将"佗茶"理念--感受生活、享受和乐之况味，让人们不分贵贱，都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具体实现。千利休一生受到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两位天下强人的恩宠，是这个时代唯一出入权力核心的头号茶人，所以经整编过的茶道礼仪、茶会形式、茶之料理，以及茶的思想，对后世均有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茶人，其先决条件必须具有一双鉴赏的眼力，其次是娴熟的茶技，更重要的则是专注与澄明的一颗心。透过千利休的审美观，一些本不起眼的古窑，如濑户烧、备前烧、信乐烧等地方性杂陶，和朝鲜生产的粗制碗类，被认为更富有闲寂的意境和质朴之美。千利休也直接指导陶工长次郎烧制茶器，传说丰臣秀吉慨允辟出聚乐第一隅，供其筑窑烧陶。秀吉本人相当欣赏该窑产品，特取聚乐第的"乐"字，赐为姓。自此以降"乐烧"之名不胫而走。乐烧茶碗造型沉静，发色鲜丽，且带有部分窑变。根据千利休的理想，是要求粗陶中不经意出现的自然釉肌，溶入经过设计的形态，在当时深受茶人欢迎。

　　十七世纪初德川家康称霸，茶道之风犹盛不衰，利休的高徒古田织部（1544～1615），是美浓地方（今岐阜县境内）的领主，承利休遗业，而为第一流茶人。他也教导当地工人烧制茶陶，相对于乐烧的静中之美，古田织部酷嗜变形与不均衡的美。致美浓传统窑艺出了志野、黄濑户、织部、濑户黑四种独特的技术。一般来说，志野色泽温润；黄濑户黄里透斑；织部厚重粗犷；濑户黑鲜冷漆黑。美浓陶艺的四大名品，其实都有施釉和烧成效果上的差异，但是特有的歪扭造型和微妙的器形不平整，充分反映了武将茶人豪迈的作风。乐烧和美浓，都是桃山文化新起的作陶中心，有赖两位茶道主导者指点迷津。日本陶艺始有划时代的起步。巧合的是，利休可能因不赞同秀吉的征韩政策；织部则因大坂之阵站错边，投靠丰臣秀赖旗下，双双都被当令主公强迫切腹自杀。今天，利休手创的草庵型茶室还在，就是仅有两叠席的京都妙喜庵待庵。这里是东福寺的末院，"佗茶"追求闲寂、幽静，利休在此辟室以绝尘俗，真是闹市喧嚣中别有清寂的小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