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历史，是你在历史课本中看不到的。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在宣传、组织和具体筹划革命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仅树起了民主革命的旗帜，使全国民主革命运动有一个领导中心，同时还团结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并且为后来的辛亥革命，作了最重要的组织准备。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中的“鞑虏”，是指满族统治者，而不是指整个满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满”就是反对民族压迫，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无能的清王朝。“建立民国”，就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平均地权”，就是改革土地制度。因此，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适应当时历史的发展，符合人民的要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那么，同盟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又是如何分裂并改组为国民党的？本期内容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些问题。说到同盟会，我们就不得不先提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这三个组织。因为同盟会就是由这三个组织共同组成的。
甲午战争后的189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前往美国檀香山，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宗旨。
1895年1月下旬，孙中山抵达香港，与杨衢云、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人积极筹建革命组织。2月21日，兴中会总部在香港宣告成立。兴中会成立后，积极策划在广州起义。后来起义计划泄露，陆皓东被捕牺牲，孙中山流亡国外。
与此同时，清朝也痛定思痛，朝野上下都觉得应该向列强学习。因此，清朝就鼓励并资助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去日本留学。之所以选择去日本留学，一方面是是因为两国离得比较近，节省费用。另一方面，两国同属亚洲国家，在种族、文化、国情方面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更容易把日本强国的经验嫁接到清朝。日本也是积极欢迎清朝的留学生。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多培养亲日力量，以便长此以往控制大清。
在同盟会成立前夕，清朝的留日学生就达到了八千人以上，这里面就有汪精卫、同盟会领导人胡汉民等人。他们大多学习政治、法律、军事，思想也比较开放，见识到了大清与日本的巨大差距，由衷的萌发出变革意愿。
而当时的日本，不仅是众多清朝留学生的聚集地，还是很多亡命政客的避难所。很多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大多隐居于此。他们在留学生中不遗余力的宣传救国理论。
1903年4月，由清朝留日学生创办的《浙江潮》杂志刊发文章，号召留日学生打破地域界限，建立统一的革命团体。清朝国内的《苏报》也刊登文章称，留日学生邹容发起创立了中国学生同盟会。同盟会这个词，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1904年初，华兴会在湖南长沙成立。主要成员有黄兴、宋教仁等人。华兴会以推翻满清的统治为目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华兴会原定在慈禧太后七十岁大寿时起义，由于消息泄漏，黄兴被迫再度流亡日本。
这年的冬天，陶成章、蔡元培、章炳麟、徐锡麟、秋瑾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该会在东京设有分部，而以绍兴作为本部的活动中心。光复会将当政的满洲贵族集团，视为是对汉族的殖民统治。光复会的宗旨在“光复”二字，即推翻清廷，恢复汉人的统治地位。政治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1905年，倾向革命的留日学生基本形成了共识，即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同年的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与华兴会领袖黄兴在东京会面，两人一见如故，自此结下稳固的革命友谊。此后，孙中山先生陆续结识了宋教仁、张继、李书城、汪精卫等人。
仅仅两天后，在日本东京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家里。76名中国人在此集会，他们来自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孙中山先生被推选为会议主席。他倡议大家联合起来，成立中国同盟会。
内田良平
1905年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副总理。除制定了《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还决定在国内外建立支部和分会，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其机关刊物是《民报》。本部设在日本东京。随后，大家填写盟书，在孙中山的带领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就在国内、南洋、美洲、欧洲等地相继建立了支部，吸纳了一大批进步的知识青年，革命力量迅速壮大。1905年底，同盟会会员为506人，到了1906年底增至956人。
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有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日本黑龙会为什么会帮助孙中山先生革命呢？这个黑龙会组织和我国的黑龙江有关系，该组织的目的在于谋取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土，会名也是从黑龙江而来的。
据流传较多的一个说法是：1898年，内田良平就通过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相识，并在1900年到新加坡，帮助孙中山组织广东惠州起义。并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内田良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久之后，当时的黑龙会会员，也就是后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灵魂北一辉，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帮助同盟会，并为之提供资金和武器，也是为了想在革命成功后，好把东三省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报酬。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政党，却随着斗争的不断发展，走上了涣散分裂的道路。中国同盟会的分裂，以武昌起义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武昌起义前。
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之间，为了关于国旗图式问题发生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因为该旗是陆皓东为兴中会发动1895年广州起义而设计的，而陆皓东又在此次起义中被捕牺牲。
黄兴主张用井字旗，以示平均地权之意。黄兴的这一主张遭到孙中山的强烈反对，黄兴也很激动，发誓要脱离同盟会。后来黄兴为了顾全大局，还是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方案。
自孙黄分歧以后，同盟会上层的分裂与日剧增。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逮捕并引渡孙中山先生。日本政府并没有完全照做，但利用各种关系劝说孙中山自动离开日本。同时，还向孙中山捐赠五千元为路费，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捐赠一万元。
孙中山当时正需一笔军费，便接收了这一万五千元。并在离开日本前，从日商人捐赠的一万元中，拿出二千元以赞助民报社。但此时主持民报的章太炎嫌少，认为一万元都该留下，孙中山没有同意。两者之间开始产生矛盾。章太炎还催逼刘揆一召开大会，要革去孙中山总理职务, 改推黄兴。刘揆一力排众议，抵制了章太炎等人的无理要求。
1907年6月，孙中山派人在日本购买村田式步枪二千枝。这种枪在日本虽已过时，但在中国仍不失为先进武器。此事被章太炎得知后，认为：这会使同志们白白丢掉性命。于是，章太炎便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 》，这个报纸是属于革命派的报纸。由于用的是明码，孙中山认为泄露了军事秘密，非常恼火，禁止章太炎等人，再干预军事问题。
在此情况下，同盟会可以说是一派混乱。为解决这一现状，主持同盟会东京总部工作的刘揆一写信给黄兴、冯自由、胡汉民等人，要求他们劝说孙中山引咎谢罪。孙中山知道后说：“无引咎之理由可言”。黄兴也在回信中讲道：“革命为党员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望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 。
然而，同盟会内部的斗争和矛盾还未结束，却又随着陶成章去南洋募捐进一步加剧了。
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胡汉民为支部长。此时，革命党人在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南洋因参加河口起义，被逐出的人员达六七百人，这需要安排他们的生计。革命党人为此焦头烂额，孙中山自己常常陷入衣食不周的窘境。在东京，《民报》社的经费也是捉襟见肘，章太炎也穷得揭不开锅。为维持《民报》出版和筹措在江浙等五省活动经费，1908年 9月，陶成章化名唐继高赴南洋筹款。
到新加坡后，要求孙中山拨款三千元作为《民报 》印刷费。孙中山本来与章太炎不和，加之曾要求《民报》多发表一些革命的文章，但章太炎偏不。专门发一些“佛学”的文章，直接把《民报》总部办成了和尚庙，整天在里面吃斋念佛。因为这事，结果还被自己阵营里的刘师培告了密：“说章太炎以拿张之洞五万银元为代价，来换取在《民报》中不发革命文章”。孙中山先生对章太炎把《民报》办成“ 佛报”不感兴趣，陶成章又支持章太炎，孙中山先生对陶成章来南洋活动又存有戒心，故而未予以积极支持。
陶成章在南洋的筹款很不顺利，便认为是孙中山先生暗中作梗，于是便开始攻击孙中山。1909年5月，陶成章地散布流言，声称孙中山将各处同志捐款据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等。9月，陶成章等人起草了一 份《孙文罪状》，提出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通告海内外。并诬蔑孙中山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存款等等。很显然陶成章等人所说，纯属不实之词。尽管得到章太炎等少数江浙人的支持，但却遭到黄兴等人的坚决抵制。其言论与行动，已完全背离了同盟会的纲领与宗旨。
第二阶段的分裂发生在武昌起义后。
这个阶段由于“排满”目的已达到，因而同盟会本身固有的矛盾便全部展现出来，使同盟会处于四分五裂之中。1911年武昌起义后，同盟会本部发表宣言，提出：向北长驱直入，建立民国。但同时又向革命党人表示，将于“ 功成事遂”之后引退。也就是说，对于武昌起义之后，同盟会到底如何发展，同盟会内部并无统一的意见。因而导致同盟会的分裂进一步加剧。
1912年1月 3 日，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章太炎立马正式脱离同盟会，与立宪派、旧官僚联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自任会 长。更有甚者，章太炎在武昌起义后，公然同南京临时政府唱对台戏。当时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以牵制袁世凯。章太炎却极力反对，公然为袁世凯呐喊说：“逊位以后，组织新政府者，当为袁氏，若迫令南来，则北方失所观望”。很明显，章太炎为了反对孙中山先生，实际上已经站到袁世凯那方面去了。
浙江独立后，陶成章从南洋回国，担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公开在上海设立光复义勇军，练兵筹晌、招兵买马，扩张势力。这便引起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忌恨。于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于1912年 1月4日将陶成章暗杀于法租界的广慈医院。陈其美用卑劣的手段来解决政治纷争，不仅无益于同盟会，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黄兴是同盟会的军事领袖，就是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民国成立之 初，却有了功成隐退的想法。武汉地区革命党领袖之一的孙武，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由于未得到部长的席位，离开了同盟会，联合湖北的立宪派，组成了“ 民社”，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同盟会的力量。
综上所述，同盟会自成立后，内部矛盾一直不断。上层领导者不仅无力解决这些矛盾，反而由于相互间的偏见和猜疑，使矛盾白热化。同盟会虽然在领导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自身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因而武昌起义后，在失去反清大目标的同时，同盟会走上了涣散分裂的道路，以至于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如果说在第一阶段中同盟会的斗争与分裂是表现在个人恩怨、地域观念、反清方法等一些一般问题上的话。那么，在第二阶段中，却是更多地表现在是赞同共和，还是主张专制；是拥护孙中山，还是支持袁世凯等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了。
同盟会本身的斗争与分裂，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大悲剧。看似是内部的政见不一致所导致，但其实不然。
首先，同盟会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的政党组织，是各个反清小团体的不稳固的联合。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反对满清的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统治。正是基于这一点，它们走到了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政党。但就同盟会本身而言，是松散的，它的成立与出现，是特定环境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斗争的产物。因而，各个小团体都想以自己为中心, 这就决定了同盟会领导者之间，尤其是孙中山同黄兴、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难以推心置腹，精诚团结, 共同奋斗。
其次，同盟会的纲领，并没有被所有的会员所接受。这也是同盟会后来涣散分裂的主要原因。同盟会是由不同阶级、阶层、集团、派别组成的革命政党。这些政治属性不尽相同的人们，对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态度并不一致，只有在在以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这一点上比较一致。
在民权主义方面，虽然都赞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建立什么样的共和国，意见也不一致。孙中山心目中的民国，是想建立一个美国式的联邦国家。然而，当时也有许多人赞同英国式或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民生主义方面，分歧尤为突出。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救世方案。然而，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有人对“平均地权”提出疑问。光复会的会员基本上是地主，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虽经孙中山解释后，众人才接受，但也是勉强的。
最后，孙中山个人的工作作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毫无疑问，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祖国的独立与富强。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孙中山，对中国的农民有着深刻的同情。然而，对于出身农民家庭，12岁就读完四书五经的孙中山来说，传统的封建影响，依然不可忽视。这种影响反映在他的工作作风上就是独断专行。因此，宋教仁后来认为孙中山待人作事，“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近于专制跋扈”。这些评论，虽有个人成见，但的确也反映了事实。因而也导致孙中山难与其它领导者和睦相处，共谋大业。
事实证明，没有一个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就不可能把各个革命阶级、阶层、集团、派别真正的团结起来，将革命引向彻底的胜利。同盟会的涣散与分裂，既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是特定环境的产物。这一结局的出现，对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盟会本身如此快的走上斗争和分裂的道路，也是孙中山等人所始料不及的。
分裂还导致了同盟会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在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开始用武力解决政治上、组织上的分歧，这种做法无疑更加重了分裂甚至是对立。不仅削弱了同盟会的力量，也使得同盟会无力继续向前领导革命。而此时，清王朝并未被彻底打败，因此革命还是需要有人继续来领导。同盟会的力不从心，就为袁世凯窃取政权提供了条件。因为袁世凯在当时，是一个所谓中外众望所归的人物，权力过渡给袁世凯，也就是自然的事了。尤其是袁世凯借南方革命军声势，迫使清帝退位，更是功莫大焉。
尽管在此之前，孙中山先生坚决反对南北议和，表现出了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但无奈同盟会内部早已斗争不断、四分五裂，断送了辛亥革命的硕果。于是，孙中山便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当时迫清帝退位有功的袁世凯，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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