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日，在国庆35周年时，载着“联产承包好”的彩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然后发展到城市改革。农村改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推广为最基本标志的，尔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小城镇的兴旺、农业商品化、现代化等等，逐渐发展成为滚滚向前的农村改革洪流，展现出一幅生机勃勃、极为壮阔的新农村图景。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推行生产责任制发端。
“文革”后，农民开始从禁锢自己发展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使人们面对精神枷锁开始反思，使人们有勇气并且有可能用实践的标准衡量是非对错。在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激烈争论中，农民开始思考适合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最终勇敢地选择了这一适合农村发展的生产经营方式。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环境给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提供了政治环境、思想条件、理论支持、政策依据，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更加坚定了农民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条能够引导他们走向富裕、走向幸福的正确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农村改革时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其时，农村的困境触目惊心。11月，安徽省委召开了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为中心议题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形成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即安徽省委“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当时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六条”给予了充分肯定。不久，四川省委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要求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国北部边陲的内蒙古自治区也紧跟其后，搞起了包产到户。
1968年，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全队只收了2万斤粮食，人均口粮105斤，人均年分配15元。1978年秋种时节，为了把麦子种下去，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将全队20户人家115人分成两个组，但没能解决问题；分成4个组，仍不能奏效；接着分成8个组，还是不行。在这种情况下，11月，小岗生产队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分田到户。小岗村的18个农民郑重立下契约：保证分田到户后完成每户的上交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果因为分田到户而惹出祸端，村干部甘愿坐牢杀头，村民们要把干部的小孩养到18岁。
实行包产到户的小岗生产队在1979年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产量达13.2万斤，油料达到3.5万斤。全队粮食征购任务为2800斤，实际向国家交售2.5万斤，油料统购任务300斤，实际向国家交售2.5万斤。小岗由“讨饭队”一跃成为“冒尖队”，“大包干”的名声迅速传开。当年，凤阳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包产到组虽比“大呼隆”好，但太繁琐，不如把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各项任务分配到组，年终结算时，该给国家的交给国家，该给生产队的交给生产队，剩下的全归小组分配，来个“大包干”。凤阳县委请示滁县地委同意后，包干到组的做法开始实行。
1979年6月，万里到凤阳县视察。县委书记向他汇报了大包干的情况，并引用了农民歌谣：“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搞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万里听后当即表态：“好！我批准你们县干三五年。”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到小岗村挨家挨户看了一遍，看到户户粮满囤，十分高兴。当他得知有人指责小岗村“开倒车”时，当即表示：“只要能对国家多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这个决策看似与农业生产责任制无关，实际上推倒了阻挡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座大山。到1981年底，全国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在政策上得到确认的包产到户和承包责任制，一开始就显示出强大生命力，但同时也招来许多非议。有人认为“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有的人叹息：包产到户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还有的人心有余悸，表示“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
1980年1月下旬，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安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引起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到底姓“资”还是姓“社”。关键时刻，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1980年4月，邓小平在谈到农业问题时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题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此时尽管人们对包产到户和承包责任制的认识尚有分歧，但阻力已大为减少。不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著名的75号文件）印发，文件特别强调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至此，包产到户和承包责任制终于得到中央政策上的认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适应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具有广泛适应性的生产组织形式。它的广泛兴起和推行，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直接导致了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革命，使适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的生产形式需要的乡镇、村级政权机构得以恢复。农村改革的发展及其成功，还直接推动了城市改革的进行，形成了由农业到工业、由农村到城市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改革洪流，同时也推动着农村本身的改革向更深入、更广阔的领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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