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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名门，受家庭影响走上音乐之路
虽然母亲蒋英已经离开三年多了，每当钱永刚教授看到家中母亲的照片时，总是能想起母亲在世时的点点滴滴。入夏的一天，钱永刚教授接受记者采访，畅谈母亲蒋英的故事，还原一个性情坚强的知识女性、一位热心帮助他人的音乐教授，一个热爱家庭的慈祥母亲一生中的细碎与点滴。
众所周知，蒋英出身名门，曾是一位大家闺秀。她出生于中国大地波诡云谲的1919年，父亲是中华民国高级将领、大名鼎鼎的军事理论家蒋方震（字百里）。蒋方震膝下无子，有五个女儿，是真正的“五朵金花”，蒋英排行老三。钱永刚教授介绍说，母亲蒋英虽然有着十分优越的生活环境，但外祖父对这几个女儿却从来不惯养，而是采取“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让她们接受比较严格而丰富的教育。从“中学”方面来说，蒋英从小就背诵唐诗宋词，聆听历史故事，对传统文化了解很深，也因为生在将门，所以对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尤其耳熟能详。而在“西学”方面，受到父亲的影响，蒋英很早就开始学习钢琴，她在上海中西女塾就读时走上音乐之路，按其父的话说，“择其性之所近而辅导之”。非但如此，父亲为了养成女儿们自强的性格，从小教会她们骑马、游泳，培养战胜困难，临危不惧的精神。
图：全家福
钱永刚教授说，母亲小的时候沉默寡言，却显出了很高的歌唱天赋。到了1937年的时候，十八岁的蒋英立志终生从事音乐事业，她投考了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经过一番积极的准备，蒋英被这所学校录取了。录取后，她又被系主任、著名男中音、声乐教育家海尔曼·怀森堡教授选中。在他门下，蒋英系统地学习了西洋美声唱法，掌握了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不同形式的声乐作品。钱永刚教授说，母亲之所以现在报考这所院校，与之前的1936年的一段经历有关。1936年，蒋方震以军委会高等顾问的名义，出访欧洲考察，蒋英和母亲、妹妹同往。一家人漂洋过海，开始畅游欧洲的旅行。船每到一处，全家都要登岸盘桓，浏览风光，瞻仰名胜，父亲总是要借助这样的机会，让女儿们在行万里路的航程中了解世界。这些经验和阅历，对蒋英日后学习欧洲文化，打下了丰实的生活基础。蒋英随父亲在中欧游历了三个月，一家人经维也纳到德国柏林，蒋方震将蒋英姐妹送进了德国闻名于世管教严格的贵族学校冯·斯东凡尔德就读。在那里，蒋英养成了极端守纪律和勤奋学习的品德，同时，按她自己的话说，“也沾染了日耳曼民族的死心眼和固执。”
图：1987年和老伴出访英国、德国。
进入大学以后，蒋英开始了紧张而严苛的专业学习。柏林音乐大学一般学演唱、演奏专业的学生，非常重视基本练习：钢琴、小提琴专业每天要练8小时；学声乐的一天时间不够用，练声、练琴、作乐理习题、学外文，直到夜暮来临，还要直奔音乐厅和剧院，聆听交响乐、室内乐、独唱音乐会、观看歌剧、话剧等。蒋英有时顾不上吃饭，在地铁买个面包夹小香肠充饥。她那时对各类演出活动广泛涉猎，是为了打下语言基础，更是为了唱好歌。看演出是同学们最高兴的事，有时学生会给的票，都在最高一层的观众席上，同学们都戏称为“上天堂”。一来坐得高，大有上天之感；再则，美妙的乐曲，精彩的演奏，听得人魂飞天外直上九霄，真是到了天堂里的“极乐世界”了。德国一般家庭，在周末、节假日或家庭庆典时，都有组织室内音乐会的习惯，学生可作为邀请对象，组成重奏，重唱小组到朋友家中去演唱。参加这种活动是检验学习的好机会，蒋英对此非常重视，她每次音乐会总要精心打扮一番，穿上最漂亮的中国旗袍，往那儿一站，使在座的听众无不惊讶地欣赏这位来自文明古国东方姑娘的演唱。
就在蒋英勤奋学习的时候，1938年父亲蒋方震不幸去世，当时中国抗战正进入艰苦阶段，远在异国他乡的蒋英无法回国送别父亲，只有忍着悲痛，加力投身学习当中。第二年，盟军开始对德国进行轰炸，战乱中蒋英始终不忘初衷，要想完成学业，只好辗转到中立的瑞士去求学。蒋英转到卢塞恩音乐院后，在匈牙利歌唱家依罗娜·杜丽戈研究生班，学习德国艺术歌曲和清唱剧；次年又师从慕尼黑音乐院教授，著名瓦格拉歌剧专家艾米·克鲁格学习歌剧和表演；这两位音乐大师的教学，使蒋英的专业技能有了一个全面的飞跃，不仅扩展了知识领域，还掌握了大量的德国艺术歌曲、法国艺术歌曲、清唱剧、受难曲、弥撒等室内乐作品。
二战结束以后，蒋英学成回国，并于1947年在上海举办了独唱音乐会，获得很大的成功，从那时开始，蒋英在音乐领域名声鹊起。也就是在这一年，蒋英与父亲的同窗之子、已经在美国留学并有成就的年轻科学家钱学森喜结连理，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在最艰难的时候，毅然与丈夫钱学森一起经受风雨
钱永刚教授说，1950年，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父亲钱学森受到了牵连，在美国被软禁了5年。这件事对于母亲蒋英打击比较大。从妻子的角度说，丈夫一下子从人上人变成了阶下囚，这对于身为女人的蒋英来说，那种内心的阵痛还是很大的。还有一点，蒋英出身名门，是一位大家闺秀，所以生活一直一帆风顺，从来没遇到过这样大的挫折，此时家中遭遇如此大的变故，对她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这个时候，蒋英选择了坚强，她毅然放下所有的事情，回归家庭照顾钱学森和两个孩子，做起了全职太太，体现出她对丈夫的信任和爱。另外，蒋英对当时美国的当局还是有防范，不敢请保姆，因为担心请来的保姆可能是特务，于是大部分的家务活都由她承担下来。
1955年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并被委以重任，开创新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而蒋英又回到了她的艺术世界，到中央实验歌剧院任独唱演员，因为她唱功好、形象美，所以很受观众的欢迎。后来，蒋英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成为一名声乐教授，桃李满天下。回国以后，蒋英虽然有自己的工作，但仍然在生活中悉心照顾钱学森，夫妻相濡以沫，非常默契。钱永刚教授清楚地记得，在文革来临的时候，父亲钱学森虽然受到了保护，家没有被抄，人也没被批斗，但是文革给钱学森、蒋英夫妇内心带来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因为他们眼见着很多很好的朋友受到了冲击，被游街批斗，有的人因为受不了而自杀了。人们的是非标准似乎一夜之间被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蒋英内心的迷惘和痛苦可想而知。蒋英感到，文革期间的那一切，与自己多年以来受的教育和信奉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她内心痛苦至极，甚至曾经说过，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家，死的心都有。但是，蒋英并没有为此灰心绝望，而是仍然和自己的丈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
图：1947.9.17日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良缘
当时各单位已经被军管了，大家都要到五七干校去。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蒋英也准备好了行李，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她面对着丈夫钱学森和两个孩子，心中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感觉。就在这天半夜的时候，一辆吉普车匆匆赶来，来人叫醒了蒋英，告诉她不必去五七干校了。原来这是周总理的指示，要求蒋英留下来而不是去五七干校。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去了五七干校，蒋英去学校发现，这里已经几乎空无一人，教书也已经不可能了。但她想着，自己总得做些什么，这时她发现学校里有很多教职工子弟，家长去了五七干校，这些孩子没人管了，于是蒋英毅然地当起了这些孩子的“临时妈妈”，承担起照顾这些孩子的重任。
她本来可以很舒服地呆在家里，但她挂念这些孩子，每天都到3号楼一层——“托管班”四十多个孩子的住宿地，她在这儿有一桌一床，有时也住在这里。
四十多个孩子集中到一起，女孩免不了叽叽喳喳，男孩呢弄不好就挥拳相向。那天楼道里大呼小叫，原来是那个“傻达成”给同屋男孩的蛐蛐罐里撒了泡了尿。刚把蛐蛐罐的事解决完，又发现写作业的办公桌、大小抽屉都被他同时“作了案”……尽管孩子们很调皮，但蒋英还是像母亲一样悉心照顾这些孩子们。
她买来军棋、跳棋、象棋、小人书、科普书和花手绢，分发给孩子们——花自己的钱，办该办的事，她一点都不在乎。女孩的衣服破了，她用花手绢补上，男孩的毛衣露了胳膊肘，她一针一线给织上，有时她把一大包脏衣服带回家去洗，有时她又把一摞儿子永刚、女儿永贞穿小的衣服拿到班上来，家境困难者优先……
孩子们每天写完作业，就缠在她身边，借书、听故事、学英语、学钢琴，她从心里喜欢好学的孩子，对好学的孩子往往也多用一份心思。譬如女孩王玉，在此期间跟她学了两年多钢琴，王玉父母从干校返回后，又学了6年小提琴，王玉的父亲说：“我们鼓励她搞艺术，这样就可以不去上山下乡了，怕她受那份罪。”可蒋英却以音乐家的直觉认为王玉不适合搞艺术，她脑瓜灵，小时候玩扑克就长于“算牌”，逻辑思维好，建议她学理工，还把她带到家里“请钱伯伯出主意”。后来钱学森先生建议她学计算机，报考长沙工学院计算机系，后又师从著名的计算机专家陈火旺。目前王玉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后。念及此事，王玉的父亲十分感慨：“我们做父母的都看不到这一步。”
从图书馆退休的刘珍碧老师，她说下干校时女儿才10岁，她心里真是割舍不下，“非常非常痛苦”，至今还觉得对不起孩子，“有时她闹脾气我都容忍”。一去三年，重新回到女儿身边后，她发现有两件衣服女儿特别喜欢穿，因为是“蒋阿姨给我补的”。还有一次到同事家串门，女儿居然坐到人家的钢琴前，一曲《国际歌》让做母亲的感到惊讶，虽然弹得有些幼稚，也不很流畅，但很有气势，像那么回事。问谁教的，女儿说“是蒋阿姨”，“那时我心里的那份感动啊……”
为让钱学森安心工作，她担起了家中的大事小情
钱永刚教授说，越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情况下，母亲越是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对丈夫、孩子及家庭的责任，越是能够坚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那么，母亲蒋英是如何支持父亲钱学森的事业呢？钱永刚教授说：“很简单，就是不给父亲拖后腿。”说来大家可能不太相信，蒋英从来不知道钱学森到底是在做什么具体工作的，只是知道钱学森在为国家做科学事业，但具体做什么却从来不打听，因为钱学森当年从事导弹等科研工作，属于国家机密。而蒋英明白其中的道理，她要做的就是照顾好钱学森的生活起居，照顾好家庭，免除丈夫的后顾之忧。当时钱永刚的爷爷也跟着他们一起生活，所以蒋英担负的是照顾一个三代人共同生活的家庭，为了让钱学森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工作，蒋英把家中的大事小情都承揽下来，不让钱学森为这些事情费心费时间。
在外人看来，大科学家钱学森整日扑在工作上，在家的时间一定比较少。为此，钱永刚教授说，情况并非如此。钱学森的工作效率很高，除非有重要的会议开到很晚，否则他都会准时回家。遇到重要的导弹卫星发射的时候，钱学森都是在最后的时候前往现场指挥，发射结束后会很快回到北京。
在钱永刚教授的印象中，母亲在家的时候总是忙忙碌碌。除了自己的工作，她还要管好家。父亲钱学森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家庭锁事一概不闻不问，他把工资交给母亲蒋英，一切由她打理。当时蒋英是上有老下有小，一边要督促两个孩子学习，一边还要照顾钱学森的父亲和自己的母亲，同时还要记挂着钱家的生活事务，所以很是操心。
蒋英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不但孝敬老人，而且还把家里的工作人员团结的特别好。钱永刚教授还记得，小的时候，每到过年的时候，妈妈蒋英都会给钱老的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等过年礼物，会抽烟的给烟条，喜欢喝酒的给一瓶酒，这些送烟送酒的事情常常是蒋英让钱永刚教授去做。那时钱永刚教授很不解，为什么还要给这些人东西呢？他觉得没什么必要。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钱永刚教授改变了看法。他们家的炊事员十五岁出来学徒，因为出来的早，没有读书，后来学做菜的过程中，有什么心得体会就用自己看得懂的象形符号写在笔记本上。这个情况钱永刚教授知道了，于是心中有种小小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比炊事员有文化，所以尽管炊事员饭做得很好，却总有些低看对方的感觉。有一天，炊事员和钱永刚教授聊天，说：“永刚，你也是读书识字的，问你个问题，为什么你爸爸妈妈在吃饭的时候穿的衣服都很整齐？”这个问题还真的一下子把钱永刚教授问住了，他坦承自己不知道，回答不上来。从这件事以后，钱永刚教授在内心中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小小的优越感了。后来也才憬悟到，父母之所以过年过节给他们东西，是从内心里对他们尊重的体现。这件事让钱永刚教授一辈子都忘不了，以至于自己也在亲身去做。如今钱永刚教授担任钱学森图书馆的馆长，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不会忘记给馆里的职工发一些礼物，发短信，这也是尊重对方的表现，而这些都是从父母的言传身教那里得来的。
图：蒋英生活小照
钱学森、蒋英夫妇从来对人都不摆架子，很是平易近人，这在无形当中也影响了钱永刚教授。他说，他那时只是上了一所很普通的初中，在学校里丝毫没有什么优越感，就像一个正常的学生一样，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受观众喜爱的好歌唱家，众名家高足眼中的“蒋先生”
上面说到，1955年与钱学森回国后，蒋英又回到了她的艺术世界，到中央实验歌剧院任独唱演员，因为她唱功好、形象美，所以很受观众的欢迎。在一篇文章中，她说：“1956年在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时，我不但参加了独唱音乐会，作了《关于西欧声乐发展史》的报告，而且最难忘的是在闭幕式联欢会上，我自弹自唱了几首莫扎特和舒伯特的歌曲，节目演完后，敬爱的周总理向我和歌剧院几位同志坐的地方走来，周总理刚坐下，李波就将我介绍给总理，并说：‘她唱得多好啊！’周总理的回答是：‘好！好！但是我不懂呀！'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琢磨这句话的意思。终于，我悟出了其中的涵义，用外文唱外国歌，有多少人能听得懂呢？从那以后我就下决心学中国作品，起初，我认为难不倒我吧！但实践证明，我不懂本国语言的四声，不懂诗词的音韵，更不要说表现作品的风格了。在歌剧院同志的帮助下，我拜老艺人为师，先学京韵大鼓，单弦，后来又壮起胆子学唱京剧、昆曲，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果真我也敢在舞台上唱中国作品了。”
“一次，歌剧院巡回演出到达阳泉，为煤矿工人演出，舞台就是在广场上垒起的几块大木板，没有多少照明，更没有扩音器，节目轮到我了，我踩着咔吱咔吱作响的木板奔向台前，跟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工人群众，山丘上，土坡边都站满了人群，那天夜很黑，只有三分明月，我虽看不见观众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台下沸腾的气氛，我面对着伟大的中国劳动人民，激动地拉开嗓门，用上全身的功夫，高声歌唱我们队临时编的歌唱矿工英雄的歌，我感到自己的声音从来没有这样响亮，这么流畅过，我的声音，我的激情确实是从心里涌出来的，当我的歌声刚落，一股热流从台下向我冲来，我只有再三的、深深的向劳动人民鞠躬，我不敢抬起自己的头，这是为了遮掩我回敬的眼泪和那颗感动的心。回到后台，同志们紧紧握着我的手，一言不发，领导也从远处走来，向我会心地微笑……”
图：蒋英晚年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蒋英在观众中受欢迎的程度。而蒋英除了表演之外，更是把巨大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面。
众所周知，蒋英在声乐方面成就很大，造诣颇深，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资深声乐教授特别是德国音乐方面的权威，培养出了很多有名的弟子，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张汝钧等都是蒋英的高足。1999年夏天，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纪念蒋英教授执教40年”演唱会上，掌声里花丛中，80岁的蒋英教授被她专程从美国、德国赶来参加这场演唱会的学生们簇拥着，一次又一次地向观众鞠躬致意。学生们回忆起蒋英对自己的倾心培养，无不充满感激之情。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母校纪念恩师教学活动”的“掌门弟子”张汝钧，酷热中仍是西装革履，先向老师深施九十度大礼，后走到话筒前，一句“1959年到1963年，蒋英先生教了我4年，实际上她教了我40年，人生能找到一位好老师，那是一生最大的幸运”，这位62岁、在香港开过6次演唱会的音乐家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以手抹泪，场上立时一片抽泣之声。张先生连道“对不起”后稳定了情绪，一副好嗓音再次发出的已是铿然之声：“先生给我的太多了，最重要的，她不仅教我怎样唱歌，还教我怎样做人。她常说‘学唱歌，不要光用嗓子练，更要多用脑子练’。‘唱歌，用心灵唱才好听，光用嗓子唱不好听’。这是有人唱了一辈子都没有悟出的道理。培养我们的艺术修养，她说‘用心灵才能听得懂音乐，用耳朵只能听音响’，这是非大师讲不出的体会，所以声乐大师不仅雕塑学生的喉咙，她还是雕塑人的灵魂的工程师……”
图：在音乐会结束后与全体演出人员及领导合影
时任中国音协党组书记的吴雁泽动情回忆说：“1959年我来到中央音乐学院时，是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孩子，山东人，普通话都不会讲，在班里年龄最小基础最差。看到别的同学把钢琴弹得‘哗哗’的，我上去却是‘崩崩’的，有自卑感。可蒋英老师没有抛弃我，把我这么一个‘土老帽’当成‘宝贝蛋’，额外给我开小灶。她培养我的音乐感觉，说实话，农村孩子有什么音乐感觉，山上放牛鞭子一赶喊声‘哟嗬——’，就这感觉。蒋先生为了鼓励我这样的后进生，每次讲评都不以成绩好坏论，而以态度好坏论，我逐渐克服了由自卑产生的学不进去，开始用功往正道上走。如果说今天我吴雁泽还懂一点音乐的话，那么我的知识首先来源于她，是蒋先生把我领进音乐艺术的大门。”
钱永刚教授回忆说，母亲蒋英虽然在声乐教育上成就卓著，桃李满天下，但和父亲一样，她平时为人处世十分低调，从不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也正因如此，才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
把大爱与友善惠及他人，教学生非但不收费还倒贴钱
在钱永刚教授眼中，母亲特别乐于助人，从来不把钱财当回事。这一点给他印象很深，也在无形当中教育他应该如何做人、做好人。在钱永刚教授的记忆中，母亲教书、教学生是不收钱的，这个一直持续她一生都是这样。不仅不收费，而且还要“倒贴”。记得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母亲的学生傅海静获准去英国参加一个声乐比赛，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傅海静的收入也没几个钱，母亲在一次上课上完了下课的时候，给了傅海静300块钱，说“你拿着，去置一身西服，买双鞋。歌要唱得好，形象也要注意嘛。”傅海静后来专门做的西服，一套西服280多块钱，还剩十几块钱，去买了双皮鞋，正好300块钱。
图：1993年的全家福
还有一件事让钱永刚教授至今难忘。上世纪8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无伴奏合唱团”到北京演出。不知道什么原因，演出效果不理想，以至于住宿的经费都很紧张，就住在钱永刚教授家那个院附近玉渊潭公园的一个招待所里面。最后连返程的路费都成了问题。不知道母亲蒋英怎么得到这个消息，把钱永刚教授叫去，对他说：“今天你给我办个事，去银行取1200块钱，取出来送到学校。”那个时候，1200块钱可是一笔巨款啊！钱永刚教授从银行取出现金，小心翼翼揣在兜里，他身上从来没揣过这么多钱。钱永刚教授说，那个时候还没有100元一张的钞票，票值最大的是10块钱一张，1200元那得多厚！他骑着自行车，走在路上，真的是提心吊胆啊，生怕碰见小偷把他的钱给抢了。记得走到阜成路路口时，正好遇上红灯，他骑车停下来，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他的肩膀一下，吓了他一跳，回过头一看，还好，是他初中的一个同学。后来，他紧赶慢赶，总算顺利到了音乐学院的二号楼，把钱交给了母亲，心里这才踏实下来了。
钱永刚教授那时经常出入中央音乐学院，不过，他去那里并不是去玩儿，大多数情况下是执行母亲的命令，给母亲送钱去了。经常是，按照母亲的要求，他从银行取出钱来，再给母亲送去。至于母亲都帮了谁，有的他知道，还有的他也不是很清楚。他记得，上世纪60年代，延边朝鲜自治州一个女同志到音乐学院进修。结果唱了一段时间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检查出来身体有病，不能唱了，可是她付不起医疗费。这时妈妈吩咐他说：“永刚，拿着折子去取钱，取完钱立刻送给我。”像这类事钱永刚教授大概干过四、五次。后来他半开玩笑地对母亲说：我来音乐学院，多数不是为了艺术而来，而是为“钱”而来。 钱永刚教授告诉记者，这些只是数目比较大的助人事例，还有更多小的，现在都记不清了。
儿女现在的朴实和严谨源于父母的身教
在钱永刚教授的记忆中，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没有太多的用过力，更多的是身教胜于言教。从来没有发生过父母把他叫到身边，告诉他应该如何而不应该如何，把你的功课拿过来看看等等这样的事情。当然，那时候钱永刚教授和妹妹也很自觉，都是在写完作业之后才去玩儿。也许是因为父母“管束”太少的缘故，到了钱永刚教授20多岁当兵的时候，他有时在想，父母怎么什么都不管，作为父母的他们是否有些失职呢？为此有一次钱永刚教授还问过妈妈，说别人家的父母都告诉孩子该怎么怎么做，你们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妈妈笑着说：你从父母那里听到该怎么做当然是一种途径，而你从父母身上看到该怎么做不也是一种途径吗？钱永刚教授心想也是啊，平时自己在父母身上看到的优良品质和好的行为太多了，已经不知不觉在影响自己了。另一方面，钱永刚教授说，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学生们的情况和现在也不太一样，他们小的时候非常听老师的话，有一些基本要求老师就讲过了，无需家长操心。比如说，那时老师总是强调要做完作业再去玩儿，要乐于助人等等。学生们都会自觉地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所以家长就不用太操心了。
图：蒋英
再有，在钱永刚教授的印象中，父亲身为大科学家，早已名闻四海功成名就，却每天只要有时间就会看书学习。有的时候，盛夏季节，父亲常常是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在看书记笔记，这种情景给钱永刚教授印象极其深刻，也在无形中督促钱永刚教授自己要好好学习。
在记者看来，钱永刚教授有两个方面给人印象很深：一是非常守时，做事情很严谨认真，再一是他家庭条件一直很好，但穿着非常朴素。这与父母的家教是否有很大的关系呢？他回答说，这是肯定的。守时、做事情严谨认真，一方面是因为父亲科学家那种严谨的科学家精神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年轻时当兵养成的良好习惯。而穿着朴素则源于上面已经说过的，要对别人尊重。他说，父母从来对任何人都平易近人，和气相待，自己慢慢也养成了这个习惯。如果你穿得珠光宝气，名牌附身，就会无形当中给对方一种压力，隐含着一种不平等，相反，如果你穿得很朴素，就无形当中给人一种亲近感。他说，早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已经有计算器了。那是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很多人都没见过计算器。但钱永刚教授从来不拿出来在众人面前用，就是怕让人感觉自己在显摆。还有，钱永刚教授说，现在自己之所以保持朴素的穿着习惯，还因为父母一直在穿着上都很干净朴素，自己也受到了影响。与父母一样，钱永刚从小就没有把心思用在这方面，他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不能在这方面浪费太多的时间。
图：晚年蒋英
钱永刚教授这样总结自己的母亲蒋英：她是一位成功的职业女性，她身出名门，大家闺秀，又身嫁名人，按说她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作为一个大科学家的夫人，做一个全职太太。但是，蒋英在做了一个称职的科学家的夫人同时，并不仅仅依赖于这个身份，而是依然拥有自己的事业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她自己也成为一名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因此，蒋英不仅受到了女性同事与学生的爱戴，同时也受到了男性同事与学生的爱戴。
本文来源：中国广播电视报 马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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