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杨守敬行书七言联“笳风赤羽千雕落，苑雪桃花万马还”，余近日在草堂得见作品图版。此作书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纸本，行书，纵123.5厘米，横28.1厘米，题款：“光绪庚子二月，杨守敬”。时年作者六十二歲。在兩湖書院教習任。
杨守敬的早期行书，从一些稿本以及手札来看，他应对王羲之《禊帖》、李邕等下过工夫。后来的书迹中，亦间或有黄庭坚、米芾等人的笔意。杨逸《海上墨林》中云：“杨守敬……书以颜柳植骨，行楷遒劲老辣，在苏黄之间。”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中称杨书：“其险劲有味处，得鲁公《争座位》之髓。”张宗祥则称杨学东坡：“名毫诸葛重东坡，柔笔师苏可奈何。犹幸腕高能崛强，行间涨墨不曾多。”总的来说，杨氏晚年的书作，风格较为稳定，其体势介于颜、苏之间，用笔兼有篆隶、北碑的意趣。在碑、帖的立场上，杨氏于两者皆不偏废，故对于杨氏的书法，并不能截然地以碑、帖的界限去划分。在他的笔下，碑与帖已水乳交融地合为一体。
从整幅对联来看潇洒犹在。笔力劲健，点画朴厚，具颜苏风貌，借汉隶神韵，结体沉稳坚实，用笔逆势涩进，联字上下虽互不相联，却能承上启下，一气呵成，其中“风、雕、万”等字倾斜有度，字内空间饱满明亮，笔画粗细落落大方，在联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笳、赤、落、花”等字的末笔含蓄耐看，点画精良。整体章法和谐，左右开张有度，气势连贯，这其中也与作者善于用墨有关。其落笔前蘸墨颇饱，行笔时就能一气挥洒，淋漓酣畅，又贵能浓淡枯湿相兼相映，浓不凝滞，燥不枯硬，具苍润华滋之韵味。
下面就其具体的技法层面来探讨。第一个字“笳”刚一落笔很轻，藏锋斜下，顺势接到一个点，转锋铺毫，饱墨重笔。当写到“加”的左边时两个往上调锋动作增加了整体的连贯。等过渡到第二个字的时候，风字的左撇粗细的过渡变化，提高字的神采。“赤”字连续两个横画，一短一长直接把横式拉开，特别是第二长横的左低右高，起笔内涵横向“S”型动作，似赵之谦法，顿笔转换笔锋，横式向上拉动，收笔处略有向下含蓄的出锋动作，简单明快，一气呵成。下面四点交相呼应，偶有变化。这样一来这个“赤”呈现扁式形态，正好与下联“万”形成纵横对比呼应。再看下面的“羽”字。本身两个“习”的横折钩笔画是一个完整的动作衔接。但是在杨守敬手下倒成了一横一断一钩的动作，中间似有断开的高明之处。正是得益于杨守敬对北碑的精髓理解。使我联想到当代草书大家林散之先生草书的连断处理方法。看似很中庸的一个字，在他手下竟成了一个亮点。“千”字纵泻，特别是中垂线逆封顶纸，提中带按，末尾收笔处点到为止，顺势提起向右出锋。笔尖锋锐转换笔锋方向落笔“雕”字。笔锋运用娴熟，提按有度，一气呵成。其中粗细变化明显，转折处略带圭角。此字在造型上取斜式，于巧处见拙。上联最后一字“落”，洋洋洒洒，无一笔拖带造作之势。再用墨上也较前些字，要重，要黑。下联“苑雪桃花万马还”的每一个字都具有天然集成之理。先来看“苑雪”两字的上下空间的包围关系。“苑”字以大疏大密的结构关系出现在下联第一字，与上联“风”字形成斜角对比关系，又与下字“雪”形成从大到小的空间包围关系。这样一来，相得益彰。“桃花万”三字成为一组墨色上的渐变关系。此三字较“苑花”二字靠左边倾斜，右边留出大量的空白。到“马还”二字又恢复到和“苑花”一样的轴线上来。这样一来就是一个“平正—倾斜---平正”的空间走势。到最后的落款，作者选择与“桃花万”三字靠近，实则就形成紧张的一个布局，这样就和上联以及下联的右边留红形成强烈对比，继而达到一幅作品的整体和谐。而又不失其中点画的纤弱与结构的松散。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最后的两个印章，大小合适，也正文搭配合宜，并且正好盖到“万”的末笔延长线方向，从侧面也稳定了“马”字倾斜。
这样整幅对联就在杨守敬的笔下完成，很是见技巧，在一种自为的机巧中向读者传达一种和谐。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在于“自然”。自然流露与自然表达成为杨守敬作品的最可贵之处。从笔者的自己的角度来分析这幅作品，有些东西是无法估量的偶然性，与有一些作者创作环境的影响。对于这幅作品所表现的人文艺术精神，还有待遇笔者更加深入的去理解当时作者的活动经历和艺术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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