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诗研究札记（十九）
■蔡显良
（三十九）金声玉德说宋砚
我有古镜砚，肌理细密匀。
沄沄散角痕，巨口细鱼鳞。
涪翁铭其背，文字极雅驯。
郑佽彦相者，不知何如人。
回首数百载，想见元丰春。
晴窗试磨洗，墨旧兔颖新。
携归供行斋，侑此金石身。
宋代诗人仇远的《试涪翁题郑佽（cì）砚》，表达了对于砚台这一文房用具的赞美之情，同时亦可从中看出宋代文人对砚台的喜爱与珍惜，连黄庭坚这样的文学书法大家均喜欢“铭其背”，把玩无厌。
宋人歌咏文房四宝的诗歌很多，有三百多首，大部分均只咏其物，未涉书论，亦有不少涉及宋人的书法思想，重古、崇晋、神气、意趣、雅俗、笔法等皆有体现。比如在咏唱砚台的诗中，即有诸多闪光的书法审美思想值得赏读——“墨池遗号古，笔阵用功偏”（杨亿《石砚》）。“是时复有蔡中郎，笔法纵横字瑰玮。入门下马索纸书，虬腾虎攫惊神鬼”（梅尧臣《正月二十二日江淮发运马察院督河事于国门之外予访之蔡君谟亦来蔡为真草数幅马以所用歙砚赠予》）。“蜀笺珉砚池，为赠知雅故。惭无右军书，亦乏左思赋”（梅尧臣《表臣惠蜀笺偕玉砚池》）。“景山笔力若牛弩，句遒语老能挥毫”（欧阳修《答谢景山遗古瓦砚歌》）。“诗成鲍谢石何与，笔落钟王砚不知”（苏轼《龙尾砚歌》）。“笔下云生字入神”（林敏修《歙砚》）。“劲笔更似画沙锥”（张耒《鲁直惠洮河绿石砚冰壶次韵》）。“文人笔阵森五兵，书品入妙仍诗名”（范成大《次韵陈季陵寺丞求歙石眉子砚》）。“儒生谁是喜书者，安得一逢王右军”（喻良能《自题端溪砚》）。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人清玩现象在宋代非常流行的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唐宋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唐诗、宋词各领风骚，名人辈出，对文具的使用和审美要求很高。砚台作为文房之首，更受到文人墨客的追捧，故有砚必唐宋的说法。北宋时期砚台市场繁荣，收藏交易频繁，据唐询《砚录》记载，一方上佳的端砚其售价在数万钱。俗语说：武士爱剑，文人好砚。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砚、藏砚、赏砚，常与砚相伴，因而有“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一生最相亲傍”。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人均喜欢把砚台当成雅玩之物，常撰砚铭，或励志，或赠人，甚为风雅。从宋代开始，“四大名砚”相继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宋苏易简《砚谱》指出砚台有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歙州龙尾石为第三，甘肃洮河石为第四。后因红丝石脉断而开尽，自明代起被澄泥砚所代替。
宋砚有十分突出的文人气息，砚铭是体现这一气息的主要手段。书写之余，鉴赏和收藏名砚，成为文人的一大乐事，苏轼、米芾、黄庭坚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同时咏砚赞砚的诗文层出不穷，还出现了《砚史》《砚谱》《砚笺》等研究论著。砚铭秦汉发其端，唐人继之，至宋大行。始于秦汉的砚铭，内容多纪年、记载物主姓名身份、石砚的名称等。而唐宋的砚铭有了文采，有些还有思想性。宋代大文豪、大书法家苏东坡收藏了多方石砚，方方都有溢美之词铭于其上，可谓砚铭中的翘楚。其《迈砚铭》云：“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道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又如：“其色温润，其制古朴；何以致之，石渠秘阁；永宜宝之，书香是托。”不仅有对砚的评价和珍爱，而且还有自勉、自策或自嘲的含义。此时，镌刻砚铭已蔚然成风，特别是名贵石砚都要镌文于其上，成为鉴别宋砚的重要依据。
宋人重视石砚，逐渐取代唐代的陶砚而成为主要砚种，原因是它的发墨效果好，符合书画艺术家对研墨的各种要求：“砚与笔墨乃舟船，论功次第谁能攀。”（曾巩《谢章伯益惠砚》）同时，宋人对石砚的色彩、纹理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甚至成了一种追求：“古砚蟾蜍滴，文屏薤（xiè）叶书。”（余靖《谢伯恭篆屏蟾砚》）还对砚的造型、雕刻等工艺十分讲究，宋砚开始从单一的文房用品逐渐发展为欣赏与使用相结合的艺术品了：“江南砚工巧无比，深洞镌斫黑蛟尾。当心隐隐骨节圆，暗淡又若帖寒朏。”（梅尧臣《正月二十二日江淮发运马察院督河事于国门之外予访之蔡君谟亦来蔡为真草数幅马以所用歙砚赠予》）宋代文人还亲自参与到制砚当中，将绘画、书法、诗词、金石等艺术融入其中，创作出了“文人砚”，体现了文人高雅的审美品味，“得之象外”的境界。
（四十）宋词中的崇古尚晋思想
岁在永和，癸丑暮春，修禊兰亭。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湍激，映带山阴。曲水流觞，群贤毕至，是日风和天气清。亦足以，供一觞一咏，畅叙幽情。
悲夫一世之人。或放浪形骸遇所欣。虽快然自足，终期于尽，老之将至，后视尤今。随事情迁，所之既倦，俯仰之间迹已陈。兴怀也，将后之览者，有感斯文。
标志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宋词，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是中国古代汉族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可谓宋代文学的传奇。而用宋词的形式来咏赞书法这一中国艺术的另一传奇，又是奇上加奇，令人叹为观止。比如上面这首方岳的《沁园春·隐栝兰亭序》，是宋人所作有关兰亭的词中的一类很特别的作词方法，即将《兰亭序》原文进行改造，重新锻句炼词，在不改变原序思想主旨甚至是文意顺序的情况下，尊重原文，重新以词牌的形式填成一首宋时流行的词。这样的文学样式，既十分有趣，又能反映和表露自己心中对魏晋风度的那份深刻的情感。像这样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来歌咏兰亭的词在宋词中还有不少，反映的就是深深植根于宋人心中对于魏晋风度和魏晋书法的极度仰慕之情。
宋初书法彷徨，唐末五代流风续演，欧、虞、颜、柳诸体皆有人习练，后又有“趋时贵书”现象，故宋初的书坛纷乱无序，让人慨叹的同时，亦为英雄的腾空出世留下了必然性空间。宋太宗朝的林逋，“开元文学钟王笔”，文学观念是古文运动的拥趸者，书法思想则崇尚魏晋，这是宋代论书诗以至书论中首次明确表达崇尚魏晋的审美思想。从此，崇古尚晋的书法观念正式登上宋代书法史的舞台。这与文学诗歌的发展步调一样，宋初时风鼓荡，靡弱无成，但其中亦有不少有识之士如柳开、王禹偁、石介侪辈左冲右突，提倡古法，意欲振兴诗文，虽亦未成功，但筚路蓝缕之功自不可泯灭。无论是书法还是诗文，均是到了梅尧臣、欧阳修时期，才掀起了复兴高潮，并最终走向北宋晚期的辉煌胜利。
崇古尚晋思想成为宋代书法审美的核心命题，其它的诸多书法思想与审美理念均由此而生发与演绎，其原因概约有三：一是唐代崇晋与好古思想的延续。二是“比踪唐室”的变革之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魏晋书法的自觉与游戏规则的形成，符合书法史的发展规律，树立了“尽善尽美”的典范。崇古尚晋思想之所以成为宋代书法思想的审美主题，并非偶然，其中蕴含着历史与时代的双重原因。宋代书论且不多言，我们可以从宋人独特的文学样式、并不擅长议论的宋词中有关论及书法的内容，搜索到十分有趣又有价值的证据。
宋代的论书词约有16阕，其中以南宋辛弃疾为最多，有五阕，其中就有三阕论及兰亭及王羲之书法，可见辛弃疾的书论思想主要是崇尚魏晋的，尤其是对书圣王羲之十分崇敬和膜拜。而在宋代论书词中论及魏晋书法的总共才有5阕，当然亦主要是咏赞王羲之书法的。由此可见，终宋之世，书坛均洋溢着一股强烈的宝晋崇王之激情，发自内心，汹涌澎湃，为宋代的书论打下一个生发演绎的基调。
且看辛弃疾词：
“一杯莫落吾人后，富贵功名寿。胸中书传有余香。看写兰亭小字，记流觞。”
（《虞美人·送赵达夫》）
“曲水流觞，赏心乐事良辰。……且题醉墨，似兰亭，列序时人。后之览者，又将有感斯文。”
（《新荷叶》）
“看长身玉立，鹤般风度，方颐须磔，虎样精神。文烂卿云，诗凌鲍谢，笔势骎骎更右军。”
（《沁园春·寿赵茂嘉郎中》）
辛弃疾词中的那股对兰亭雅集的倾心追摹之情、对王羲之书法的无限尊崇之意跃然纸上，跳荡于字里行间。再看其他人的词：
向子諲《清平乐·赠韩叔夏》上阕：“银钩趸尾，一似钟繇字。吏部文章麟角起，自是惊人瑞世。”
方岳《水调歌头·寿赵文昌》上阕：“胸有云门禹穴，笔有禊亭晋帖，风露洗脾肝。”
从上述二词所述内容可以看出，对魏晋书法的喜爱和敬奉，使宋人在品评他人书法的时候，很自然地将笔下有无魏晋风度、书中能否体现钟王风韵作为评论一个人书法的主要标准和审美关键。可见，对宋人而言，对于兰亭雅集以及《兰亭序》其文其书的钟爱已经深入骨髓，沁入心脾。
（待续）
辛弃疾《去国帖》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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