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清代著名书法家，撰有《快雨堂题跋》，为友人汪榖之子汪承谊所编。在《快雨堂题跋》中，王文治提出了两个对立的概念：“听声”和“真鉴”。
良由《兰亭》为书中宝王，……余尝见宋刻数本，绝非定武祖刻，而奇古纵宕之趣，竟有祖本所弗能及者，此刻其一也。听声者，考定武于纸色墨色及己损未损、点画连断之间，然定武真面目，究竟未见。真鉴者，审玩于神明气韵之内，故但是宋刻，皆可参究，而于右军血脉，直可潜通，何论定武哉？听声之与真鉴，天地悬隔，非算数所及。此刻神明超妙，蕴含无穷，安得与真鉴者共赏之！（《宋本兰亭》）
[清]王文治 节临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轴
129.5cm×58cm 纸本 山东省博物馆藏
王文治认为，“听声”与“真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一者仅仅着眼于“纸色墨色”“点画连断”，一者则“参究”和“审玩于神明气韵之内”。简言之，就是前者偏重于“形”，后者偏向于“神”。重神轻形乃是文人画的一贯主张。王文治指出：“听声之与真鉴，天地悬隔。”实际上是将这一主张由审美创造领域进一步延伸到鉴赏领域，表明在鉴赏活动中要能够由“形”通“神”，其鉴赏的主观因素才是至关重要的。王文治还有一段类似的论述进一步阐发了这一道理：
《兰亭》定武本，自薛道祖以赝易真，士大夫家刻之石极多。明东阳何氏，以得之扬州石塔寺井中者，谓之定武真本。其书苍深古厚，诚非他刻所及。然直谓之定武，谁见之而谁传之？终未敢竟信也。此刻五字未损，谛观神观，实远超何氏之上。形体亦多有不同，字里行间，无处不含异趣，殆目中所以未观者。《筠廊偶笔》载五字不损，更有枣木刻本，然此刻乌丝屈曲处，劲健如屋漏痕，字体外刚内柔，其陋夫定为北宋时五字未损本，不为无见。陋夫虽非大书家，然每观其题跋古帖，皆深中书家甘苦，迥非听声者可比，亦近时一真鉴家也。（《宋搨兰亭》）
这是讲，要确定作品（如《兰亭》定武本）的真伪高低，不能仅凭“听声”的感官之见，而需“谛观神观”的直觉把握。与感官“听声”相比，直觉化的“谛观神观”更具主观能动性，更能由“形”通“神”。我们知道，唐代孙过庭曾经说过“玄鉴精通，故不滞于耳目”，唐代张怀瓘也曾说“状貌显而易明，风神隐而难辨”，“自非冥心玄照，闭目深识，则识不尽矣”。这也都是强调在审美鉴赏中，直觉把握（“玄鉴精通”“冥心玄照”）要高于“耳目”感官之见。如果不能从感官（听声）之见提升到直觉把握（谛观神观）的高度，就无法判断作品的真伪高下，更无法由“形”通“神”。跋文中所谓“谛观”，本从佛教文理中引申而来，“谛”者为真实不虚之义，“观”者则有“观想”之说。在佛理中，“观心”被称为“顿悟法门”，强调“如此悟者，名见真谛”。王文治借佛教这一术语，正是用以说明超越形相声色的直觉方式，表明在审美鉴赏中只有通过这种直觉的“谛观”才能有效地把握作品的内在“神明气韵”。
应当说，在王文治的书画鉴赏理论中，重“神”轻“形”与其强调“真鉴”（直觉把握）、贬低“听声”（感官之见）是密切相关的。而主观直觉化的“真鉴”是把握作品之“神”的关键因素。
对于书画鉴赏中的主观因素作用，王文治还以孟子“以意逆志”之说进一步加以论证。
常疑《停云》所刻《曹娥碑》，未能免俗。今谛观此帖，古雅淡宕，寸幅千寻，乃知待诏胸中尚未深入晋贤妙境，良由晋贤去今日远，非夙具大慧根，不能以意逆志也。（《赵州石氏曹娥碑》）
对于孟子的“以意逆志”之说，历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将“意”理解为欣赏者的主观之意，如宋代朱熹对此解释曰：“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据此来看，所谓“以意逆志”，就是强调欣赏者应以自己主观之“意”去体会作者（或作品）的内在之“志”。另一种看法则将“意”解释为作者（或作品）的固有内涵，从而“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之志”。孟子这一命题思想不仅对后世文学鉴赏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进一步渗透到书画鉴赏领域。明代恽向就曾说：“故论诗者以意逆志，而看画者以意寻意。”而王文治以上论述亦为很好的例证。而他对“以意逆志”的引证显然偏向第一种解读，由此凸显了书画鉴赏中欣赏者的主观因素（意）的作用，认为只有“夙具大慧根”，才能“深入晋贤妙境”，才能获取“去今日远”的晋贤的“神明气韵”，才能达到“真鉴”的境界。
为了达到“真鉴”的境界，王文治进一步强调欣赏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实践经验。据此他对传为卫铄《笔阵图》中所说的“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命题提出了质疑。他是以董其昌为例证来反驳卫铄上述命题的：
文敏题跋多率文落笔，不暇详检载籍，而书家品韵，往往以悬判得之。所谓冥契古人，不沾沾事实也。后人即间有合处，亦不过昔人所谓善鉴不书之流，非如思翁真能书画而深知其甘苦其可比。（《颍上兰亭》）
这表明，要做到“真鉴”，就必须“真能书画”，必须体察艺术实践的“甘苦”，唯其如此才会“冥契古人”，这样的“真鉴者”显然不同于“所谓善鉴不书之流”。
这种以艺术实践经验为基础所达到的“真鉴”，实质上深化了直觉化的主观功能。王文治指出，这种直觉化的“真鉴”辨识往往不同于理智的判断，它似“审者切脉”，又如“佛光”所“照”，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性状。他以赵孟頫和自己临写《兰亭》为例说：
顾承旨尝谓真知书者，自能辨之，正不在肥瘦浓淡之间，殆承旨自陈其心得耳。私谓鉴书如审者切脉，知音者一倾耳而识宫商，知脉者一按指而知寒热。门外之人，尽其智量，无从拟议也。余从事于《兰亭》者三十年，从事于定武者二十余年……顷向山人借临数日，觉书格颇有所进。正如佛光一照，无量众生，发菩提心，盖叹此帖之神妙，不可思议也。（《武定兰亭》）
所谓“知音者一倾耳而识宫商”，“知脉者一按指而知寒热”，就是一种基于艺术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一种直觉化认知。这种直觉化认知往往消解“智量”“思议”的理智成分。它是瞬间、直接而成的，是一种直透对象“神妙”的审美体悟和发现。
根据这一见解，王文治反对审美鉴赏中一味注重考据的方法。他说：“予于法书各画，不倚考据，专贵眼照”，“专恃目力，不倚考据”，“书家品韵，望而可知，辨古人书，当于精神中求之。形貌之似，已落第二义。若纷纷考证年月事迹，相遇斗诤，去之更远矣”。所谓“眼照”“目力”，就是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培养出来的一种审美能力，一种可以直透古人“精神”的“真鉴”直觉。反之，考据则多为理智考量，纠缠于“形貌”之辨，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听声”。应当说，清代考据之风盛行，这种风气也漫延到书画鉴赏领域，对此王文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故考据之学盛行，而天下无真学者，不独鉴定书画为然也。（《颍上兰亭》）
大抵鉴古者，必具正眼，尤贵平情，正不在矜奇炫博也。（《越州石氏晋唐小楷》）
这一批评是有见地的。但客观而论，考据并非都是毫无意义的（如对作品和作者、“年月事迹”的考辨确定）。但“考据”应当以把握作品内在“神韵”为目的。偏离了这一目的，一味“矜奇炫博”就会“去之更远”，这当然就不是“真学”，更不是“真鉴”了。
【详见《中国书画》202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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