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北宋官员政治型贬降与叙复研究》2008年河南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作者：杨世利
关于宋仁宗朝相权和谏权的关系，在北宋士大夫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相权重，一种观点认为谏权重。认为相权重的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欧阳修在嘉祐六年（1061）说：“方今言事者，规切人主则易，欲言大臣则难”，“自范仲淹贬饶州后，至今凡二十年间，居台谏者多矣，未闻有规谏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治平四年（1067），司马光说：“自仁宗皇帝以来，委政大臣，宰辅之权诚为太重，加以台谏官被贬者，多因指大臣之过失，少因犯人主之颜色，是威福之柄潜移于下。”认为谏权重的以苏轼为代表，他在熙宁四年（1071）说：“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迁，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两种观点看似对立，实际上他们的立场倒是惊人地一致，即都是站在台谏一方，替台谏辩护，反对贬降台谏。抛开他们说话的具体背景，从他们的话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其一，宋仁宗朝宰辅大臣权力很重，以至于很多台谏因弹劾他们而被贬；其二，宋仁宗朝台谏势力也很大，虽然屡次被贬但仍然坚持弹劾宰辅，遭到弹劾的宰相照例要居家待罪。也就是说，宋仁宗朝宰辅和台谏的势力旗鼓相当、势均力敌。
元祐元年（1086）右司谏苏辙的一段话证明了笔者的这个判断，他说：“臣窃见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海内乂安，近世少比。当时所用宰相二三十人，其所进退，皆取天下公议，未尝辄出私意。公议所发，常自台谏，凡台谏所言，即时行下。其言是则黜宰相，其言妄则黜台谏。忘己而用人，故赏罚之行如春生秋杀，人不以为怨。终仁宗之世，台谏不敢矫诬，而宰相不敢恣横，由此术也。”同年，同知枢密院范纯仁的一段话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他说：“臣昔见仁宗皇帝推委执政，一无所疑，凡所差除，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随事论奏，小则放行改正，大则罢免随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是以四十余年，不劳而治。”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可得到如下信息：第一，宰相、台谏势力相当，“其言是则黜宰相，其言妄则黜台谏”，宰相“凡所差除，（皇帝）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第二，皇帝重用宰相、台谏，自己无为而治。仁宗进退宰相，“皆取天下公议”，“忘己而用人”；“推委执政，一无所疑”，“而使台谏察其不当”，“不劳而治”。第三，三权制衡效果好，“台谏不敢矫诬，而宰相不敢恣横”；“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
那么，从宋仁宗朝宰辅和言事官的贬降中能否得出三权制衡的结论呢？答案是肯定的。宋仁宗朝从康定元年（1040）到嘉祐七年（1062），宰辅大臣中共有19人次因言事官弹劾而被贬，他们分别是夏守赟、夏竦、王举正、晏殊、章得象、丁度、夏竦、陈执中、宋庠、文彦博、梁适、陈执中、刘沆、文彦博、贾昌朝、程戡、宋庠、陈升之、孙抃。共有15例言事官因弹劾宰辅而被贬，其中前6例是仁宗朝的。在这6例中共有言事官16人次被贬，他们分别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唐介，马遵、李景初、吴中复，范师道、赵抃，韩绛，王陶、唐介、赵抃、范师道、吕诲。这表明在相权和谏权的斗争中，双方既取得一定胜利，又要付出一定代价，谁也不能取得绝对优势，处于势力均衡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相权与谏权的相互制衡离不开第三者——皇权的调节。无论宰执还是台谏，都只是棋子，皇帝才是幕后操盘手。也就是说，相权与谏权的均衡状态绝非自然而然形成，宋仁宗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宋仁宗奉行无为而治的方针，必然要重用宰相；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宰相专权，所以必须重台谏之权以牵制宰相。这从宰辅和言事官的贬降中也可看出来。有6例言事官因弹劾宰辅被贬，其中5例是宰辅和言事官同时被贬。景祐三年（1036），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弹劾吕夷简，被贬落职知饶州，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相。余英时先生指出，“可见仁宗虽因尊重宰相吕夷简的意见而处分了范仲淹，最后却超然于两派之外，无所偏袒。”皇祐三年（1051），御史唐介因弹劾宰相文彦博贿赂贵妃得执政，惹怒宋仁宗，被贬岭南，同时文彦博也被罢相。至和元年（1054），御史马遵等将宰相梁适弹劾下台，随后马遵等人也被贬。嘉祐元年（1056）九月，御史范师道等人因弹劾宰相刘沆被贬，十二月，刘沆被罢相。嘉祐六年（1061），谏官唐介等弹劾枢密副使陈旭（后改名陈升之）交结内臣，陈旭与唐介等论辩不已，仁宗“两罢之”。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仁宗的皇权高高在上，调节着相权与谏权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所以，宋仁宗朝的政治架构可概括为皇权、相权、谏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其中皇权无为而治，不处理具体政事，而由宰相处理具体政事，为防止宰相专权，所以重谏权以牵制之。当相权与谏权发生矛盾时，皇权从中调节，不让某一方势力坐大，而是让双方处于大体均衡状态。同时，相权、谏权又对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笔者认为在专制政体下，这是一种比较不坏的政治体制，所以称之为三权良性互动。理由有三：第一，在专制政体下，皇帝传子不传贤，而宰辅集团是经过科举考试以及官员选拔制度层层遴选上来的社会精英。皇帝无为而治，让宰辅集团处理政事，出现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要小一些。第二，在这种三权制衡体制下，谏权能充分发挥作用。谏权不仅代表监察权，而且代表了言论权，谏权独立发挥作用能有效地防止和纠正皇权和相权的错误。第三，无为而治能最大限度保持政局的稳定，避免无休止的党派斗争。
对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多数宋代士大夫也是认同的，上引苏辙和范纯仁的话就是证明。南宋士大夫赞美宋仁宗，称颂“庆历之治”、“嘉祐之治”的就更多了。但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也有致命的缺点，即把稳定作为第一目标，因循守旧，不利于进行改革。志存高远、积极有为的王安石看到了这一点。嘉祐六年（1061），时任同修起居注的王安石代表舍人院向宋仁宗进言：“臣等窃观陛下自近岁以来，举天下之事属之七八大臣，天下初以翕然幸其有为，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则不敢为陛下守法以忤谏官、御史，而专为持禄保位之谋；大臣之强者，则挟圣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择义之是非，而谏官、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渊默，两听其所为而无所问。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旷日持久而无乱者乎？”王安石虽不认同这种体制，但他的话也印证了笔者关于三权制衡的体制确实是存在的。
宋仁宗朝这种皇权、相权、谏权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政治体制是如何出现的，它的形成是必然的吗？下面就探讨这个问题。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