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自皇帝至县乡的行政管理机构,适应加强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繁荣的需要。皇帝对百官的操纵,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各级机构对财税的管理,监察机构的强化,均大大超过前代,形成了君强臣弱、内重外轻、重文轻武的政治局面。宋代行政管理机构,可以分成七个层面:(一)皇帝制度;(二)宰执制度;(三)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四)监察机构;(五)皇宫、京师侍奉机构;(六)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七)军事统率机构与地方治安机构。
(一)皇帝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国家形式,是皇帝专制制度与中央集权制的结合。宋代官制,是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官制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毫不例外,皇帝盘踞于整座官僚机构金字塔的塔尖。皇帝,与攀附在皇帝周围及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后宫、东宫、宦官、学士院、翰林院等机构,构成了一整套皇帝制度。赵宋皇帝制度,比唐、五代更务实,亦更为坚强。它有效地维护着皇帝至高无上的发号施令权,维护着皇帝的终身制和世袭制,遏制了后宫、外戚、宗室、宦官对朝政的干预,避免了类似汉唐的外戚与宦官之祸。宋代自太祖赵匡胤至度宗赵禥,传了十五帝,统治了三百零五年(不包括流亡政府)。
皇帝名号、权限与权威 “皇帝”,由秦始皇嬴政确定以后,成了中国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名号。它不由选举产生,靠开国君主用武力夺取。赵匡胤原为后周禁军最高统帅——殿前司都点检。他通过发动陈桥驿兵变,推翻了后周王朝,建立宋朝,成为两宋第一代皇帝。皇帝实行终身制与世袭制(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他总掌国家政权、军权、财权,发号施令,至高无上,“凡军国庶务一听裁决”①。具体地说,皇帝拥有召集与主持朝会、朝议,立皇后、太子,除授与废罢宰相、枢密使等宰执官,及御史中丞等台谏官的权力;决定改元、大祭祀、大赦、战争与和平、禅位、法制的改革等等。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于一身。他所发布的命令称“诏”、“圣旨”、“御笔”、“手诏”,有时不必经过宰相签署。皇帝的诏旨就是法律,有权修正或收回已颁布的命令。关于皇帝权力的行使,兹略举数例:
“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宋史 ·太祖纪》1)。
乾德二年十一月,太祖下“讨蜀诏”(《宋大诏令集》卷225)。
元丰三年,神宗降“改官制诏”(《宋大诏令集》卷162)。
至道元年,太宗立第三子赵恒为皇太子(《宋大诏令集》卷25《至道元年立皇太子制》)。
绍圣元年,哲宗下诏废孟皇后(《宋大诏令集》卷20《废皇后孟氏诏》)。
宣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徽宗赵佶禅位给其子赵桓,降“传位诏”(《宋大诏令集》卷7《内禅·宣和传位诏》)。
乾德二年正月,太祖除拜赵普为宰相,制称“可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宋大诏令集》卷51《赵普拜相制》)。其居高临下的口气,跃然于纸上。
当然,皇帝的权力,也不是毫无限制的。他亦受到相权的制衡、言官的谏诤。所谓“人主莅权,大臣审权,争臣议权”②。皇帝的命令,通常须经中书门下(元丰改制后为三省),得由宰相画敕,门下省审驳,付尚书省施行。“凡军国事,中书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尚书承而行之。”③“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治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④这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皇帝有逾越法度之处,宰相有权谏诤阻止。如北宋末,钦宗欲以私意擢游侠王伦,仅以“片纸书曰:王伦可除兵部侍郎(从三品)。”宰相何桌毫不客气地拒命,后改除寄禄官修职郎(从八品),并不授予职事⑤。
皇帝生前有尊号(神宗皇帝拒受尊号属例外)、死后有谥号、庙号。 以宋代第二个皇帝赵光义为例:
太平兴国三年八月,群臣上尊号曰:“应运、统天、圣明、文武皇帝。”(《宋史 ·太宗纪》1)
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赵光义驾崩,群臣上谥号“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同时上“庙号太宗”(《宋史·太宗纪》2)。
通常史籍中所称某皇帝为“太祖”或“仁宗”“高宗”、“宁宗”之类,均属庙号称。
皇帝权力的信证,为皇帝玺,宋代称印、宝。太祖初即位,袭用后周“皇帝承受天命之宝”、“皇帝神宝”,新制“大宋受命之宝”。至太宗,别做“承天受命之宝”。宝皆玉质。太宗朝又增三印:一为“天下合同之印”,中书门下奏覆状及流内铨历任三代状所用印;二为“御前之印”,枢密院宣命及诸司奏状所用印;三曰“书诏之印”,学士院翰林学士书诏敕所用印。印均金质。徽宗大观年间共有八宝:“镇国宝”、“受命宝”,非常用之器,唯封禅启二宝;“皇帝之宝”,答邻国国书用;“皇帝行宝”,降御札用;“皇帝信宝”,赐邻国书及物用;“天子之宝”,答外国书用;“天子行宝”,封册用;“天子信宝”,出大兵用。由内、外符宝郎专掌①。
皇帝居所称殿,总称“大内”,臣下不能僭用,包括皇太子。皇太子居所称宫,宰相居所称府。王子居所称院。太上皇居所也只能称宫,如太上皇高宗居所称“德寿宫”,等等②。连居所之名号,也成了树立绝对权威的辅助手段。
皇帝死后墓葬地,亦有专用名号“陵”。陵各有名:太祖(赵匡胤)永昌陵,太宗(赵光义)永熙陵,真宗(赵恒)永定陵,仁宗(赵祯)永昭陵,英宗(赵曙)永厚陵,神宗(赵顼)永裕陵,哲宗(赵煦)永泰陵,徽宗(赵佶)永祐陵,高宗(赵构)永思陵,孝宗(赵眘)永阜陵,光宗(赵惇)永崇陵,宁宗(赵扩)永茂陵,理宗(赵昀)永穆陵,度宗(赵禥)永绍陵。北宋帝陵(除徽宗永祐陵外)集中在河南巩县,史称“巩县八陵”(包括宣祖赵弘殷永安陵);南宋六陵,又称“攒宫”,集中在浙江绍兴宝山下。陵名或用作皇帝别名。如以“阜陵”代称宋孝宗③。现归纳皇帝主要名号为图表如下:
3.两宋皇帝名号表
皇位继承制——东宫制度皇位继承制度,即立皇太子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世袭制度的主要形式。两宋,除太祖赵匡胤属非正常死亡、未及立太子以外,其余皇帝,均由皇太子继位。宋代立太子制较为健全。自宋太宗至宋度宗,共立皇太子十六人。北宋所立皇太子,均属太宗赵光义世系;南宋所立皇太子,从高宗选立赵伯琮为太子起,均属太祖赵匡胤世系。皇帝终身制与皇太子继承制,两者形影相随,不可分割,在保证皇帝权力的和平转移、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上起了积极作用。天子传子,宰相传贤,这也是中国二千年封建官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皇帝册立太子之后,太子即迁入东宫居住,随之建立起一整套东宫官僚机构,从法制上确保皇太子继承皇帝位的合法性、权威性;同时,对皇太子进行接位前的培训——灌输礼仪、文化、历史的知识,积累行政管理的经验与能力,所谓“谨身就傅勉学”①。通常,皇太子不预朝政,除非皇帝生病,特命监国。
宋代东宫制度,讲究实效。从形式上看,已远不如唐代东宫制度“如一小朝廷”之完备②,而是因事而设,随宜而置,无定员。或由宰执、侍从官兼充太子三师、三少、太子詹事、左右谕德、左右庶子;实有职事的东宫官,为数不多,如侍读、侍讲官,经常给太子讲授经史。其余东宫官名,在北宋前期,或用作迁转阶官,其后或点缀而已,“非实有职业”③。
宋代东宫官,沿用唐的名号,元丰改制未及更换。大体有太子六傅,即太子三师(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太子三少(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宾客、詹事,左、右春坊司,皇太子宫都监(内侍充)、祗候、承受,太子左、右庶子、谕德,太子中舍人、舍人、家令、率更令、仆,太子侍读、侍讲,太子中允、洗马,太子左、右赞善大夫。太子就学之所称“资善堂”。东宫有保卫机构,称太子诸率府,仅为点缀而已,不必备官④。
后宫制度后宫制度包括皇后、妃嫔等内命妇及内尚书省官等一整套封授、管理制度。它是皇帝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从封建法制上对皇位终身制的又一种形式的确认,即通过赋予皇帝婚姻以崇高的、充满政治色彩的、无与伦比的合法地位,从一个侧面巩固和加强皇帝最高统治和绝对权威。所谓“天子有后,如天之与地……,称号弗崇,臣民之安仰?⑤”秦汉以来,已有后宫制度。唐代后宫制度比较完备,有内命妇与六尚内官系统。宋代后宫的名号及组织,大体沿袭唐、五代之旧,神宗改官制,未及后宫名号,“宫闱内官,尚或沿袭,有所未暇”⑥。
内命妇,即皇帝妻妾名号之总称,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①皇后;②夫人,包括贵妃、淑妃、德妃、贤妃;③嫔,包括淑仪、淑容、昭仪、昭容、充容、充媛等;④婕妤;⑤美人;⑥才人。此外有贵人、御侍等等。并各有视品。为后宫服务的常务机构称尚书内省六尚二十四司。六尚即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徽宗政和三年五月,曾改尚书内省六尚为六司,即司治、司教、司仪、司政、司宪、司缮,以此比外朝尚书省六部。南宋时仍复政和以前六尚二十四司之旧名⑦。
后妃制度中的内命妇等级之别,其主要意义在于确立嫡庶之分。皇位继承制的一个根本原则是嫡长子或嫡子继承制。确立皇后、夫人、嫔、婕妤、美人、才人之等级,为嫡长子或嫡子继承制提供了无可置疑的法律依据。这样,就可减少或避免因皇位继承问题而发生的流血冲突、社会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诸皇子及妃嫔争夺帝位的野心,有利于皇族统治的世袭与帝位递嬗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嫡长子继承制的弊端是局限性太大,选择皇储缺乏广泛性,因此不能保证皇储的素质、能力。于是孱弱的幼主,多病或无能的君主不免产生,这时,皇后或太后临朝称制,就能发挥保证皇位世袭制不受干扰或破坏的作用。如真宗刘皇后、英宗高皇后,分别在真宗、仁宗、哲宗朝垂帘听政,在夫君患病或幼主即位期间,都表现了管理军国大事的才干。在维护赵宋王朝的延续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内命妇名号表
注:此表据《宋会要·后妃》4之1、《长编》卷111、《宋史·职官志》3《吏部·司封郎中》、《宋史·后妃传》等制成。
经筵制度宋代皇帝文化素养普遍较高,能文能书,或吟咏诗赋,或丹青作画,每个皇帝死后都建阁收藏其生前御笔、御制,诸如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等等。确有空前绝后之叹。之所以能如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太祖、太宗二朝,为扭转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劝学、兴科举,朝野上下逐渐形成读书求功名的大气候。“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①宋代天子不但教臣僚、百姓读书,自己也肯读书,注意从前朝历史中汲取教训。高宗对大臣说:“朕于宫中无嗜好,唯好观书。考古人行事,以施于政。”②同时,重视延请饱学之士至宫中,为皇帝上课,经筵制度较为健全,无一朝不设。这些,都成了促进宋代皇帝文化修养较高的因素。宋代为皇帝讲课的官,总称经筵官,包括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读、侍读,翰林侍讲学士、侍讲学士、侍讲(以上由侍从官以上文臣充),及崇政殿说书(资浅者,即庶官充)。定期定内容,讲解经、史、诗、宝训、时政记等,当代人所著的通史——《资治通鉴》也讲。如宋神宗请《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进宫,为他读《通鉴》;高宗请讲读官为他讲解《资治通鉴》③。皇帝听讲之所,或称说书所、讲筵所、迩英阁、延义阁,不定一④。
学士院 宋代学士院为皇帝秘书处。翰林学士有“天子私人”之称⑤。凡文官太中大夫(从四品)以上、武官观察使(正五品)以上除授草制、诰,立皇太子、后妃,封亲王,拜相、枢密使、三公、三少、使相、节度使草制,统由皇帝宣召学士院翰林学士典掌,且不经中书门下(元丰后三省),故翰林学士又有“内制”之称。学士院翰林学士或为职事官(差遣)之兼职,则不归院掌草制。于是在院内专掌内制之翰林学士必带“知制诰”三字⑥。其在院掌内制之资浅者,有直学士院、权直学士院、学士院权直。学士之资深者,为翰林学士承旨。
学士院学士除掌内制及起草宫内各种活动文书外,还有一项侍从皇帝以备顾问、献纳之任,皇帝“或问经史,或谈时事,或访人才,或及宰执所奏,凡所蕴蓄,靡不倾尽”⑦。在强化宋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过程中,翰林学士作为皇帝的智囊、参谋,运用其娴熟于胸中的历代典章制度与帝王学的知识,出谋画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宋代的翰林学士,被视为清贵显宦之职,“宁登瀛,不为卿”①之时谚,最足以反映宋代士大夫对翰林学士一职的企羡。翰林学士多由科举出身,“极天下文章之选,非深厚尔雅不足以代王言,非直谅多闻不足以备顾问”②。其入选也难,入选后任也重、位亦崇。翰林学士亲近皇帝,易得人主赏识擢拔,成了宰执官储材之地。据统计,两宋时期翰林学士位至宰执者,约占总数的49%③。
两宋翰林学士际遇于重文轻武的时代,作为君主的得力“内助”④,在整个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翰林院侍奉皇帝的内庭服务机构。掌供奉皇帝书画、捏塑、琴棋、医术、天文等技艺。设勾当翰林院公事官。其下有翰林御书院、翰林医官院、翰林天文院、翰林图画院四局⑤。翰林院与学士院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机构。
内侍省、入内内侍省宦官系后宫的附属物,也是皇帝制度的产物。北宋初,有鉴于唐代宦官擅权之祸,采取严格防范措施,限制内侍的权力,摒绝貂珰染指朝政,竭力使宦侍专心事役于掖庭、宫中。然事未经久,出于强化中央集权之需,皇帝或遣内侍之军中为监军,之路府州郡为走马承受公事,以为耳目心腹之寄。遂启宦官干政之端,导致酿成徽宗朝“童、梁之祸”⑥。南宋时,宦官机构予以省并。天子与朝官对内侍干政,尚能警省,察有奸宄,即予弹劾诛窜;然内侍离间君亲,结交外朝权臣,排斥正臣,骄恣逾法之事终未能绝。
宋代宦官机构庞大、屡有变迁。北宋景德三年二月,将内东门都知司、入内都知司与入内内侍班院合并为入内内侍省;五月,改内侍省内侍班院为内侍省。此后宦官机构,即有内侍省与入内内侍省,作为殿中、宫中承担饮食、洒扫及帝后、妃嫔、宫女日常生活料理的侍奉机构。入内内侍省比内侍省更为亲近帝后生活,位遇比内侍省高。宋初,防范宦官擅权的措施较严,如限制高级宦官的迁转,年龄不到五十岁以上不得迁押班、都知⑦;其官阶不能超过遥郡观察使;内侍衔命出使在外,也不许干预州郡事⑧。但这种防范措施,仁宗朝之后有所松弛。至徽宗朝,童贯、梁思成等大阉得宠,播弄朝政,加速了北宋灭亡。神宗元丰改官制,立定入内内侍省、内侍官额:入内内侍省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以上领省事),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初入省者为小黄门。不定员。又有祗候班⑨。内侍省内侍班官额:左班都知、右班都知、左班副都知、右班副都知、押班(以上领省事),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又有祗候班⑩。南宋绍兴三十年九月,罢内侍省(11),止存入内内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