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缺马的王朝，由于北方边境战事不断，宋朝军队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于是，如何保障军马供应成为令宋朝政府十分头痛的问题。再加之，与宋朝军队在北方边境交战的对手均是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的兵强马壮，尤其善于马上作战，常常奔袭于千里之外，消匿于倏忽之间。这使得以城市驻防为主的宋朝职业兵无所适从，等他们从各地调集兵马而来时，敌人早就隐匿得无影无踪了，所以战马在宋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反观汉武帝击匈奴成功，就是因为大量的畜养战马，保证了军队的机动、作战需要）。
在宋以前的几个封建王朝，比如汉、唐等，都拥有对北方草场的控制权，因此，军马供应来源不成问题。而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处于并存格局，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又往往控制着大量的优质牧场，他们逐水草而居，四处迁徙，赶着数以万计的马群。宋朝与北方并立政权之间战争时多，和平时少，在北方虽有一些零星草场，但不适宜牧养大量的马匹，而且很容易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宋朝南方各路又不适宜牧马，当时就有所论及，《宋史》卷198兵志载：“议者言南地不宜牧马。昨自牧养，今二三年，已得马数百。”所以宋朝为了满足军队对战马的需求，不得不以高价从北方游牧民族那儿大量收购，而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在与宋关系紧张时是禁止马匹输入宋地的。北宋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辽、西夏的关系十分微妙，不光宋与辽、西夏之间时战时和，辽与西夏之间也是如此，概括起来就是，北宋、辽、西夏三个并立的民族政权之间都处在战和交错的关系之中，因此，如何利用好这种微妙的战时关系成了保障北宋军马供应的重要因素。这种特殊的关系大致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在与辽交战时，北宋政府就主要从西夏购马来对付辽国。二、当与西夏交战时，就大量购买辽国马匹来对付西夏。三、当与辽、西夏同时处于紧张关系时，北路军马供应来源完全断绝，就只好从西南各蕃购买西南马。这种军马供应的办法，为保障北宋军队中军马持续稳定的供应，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利用民族关系制衡因素来保障军马供应是北宋政府在当时客观环境中的一种创新。下面就从这种制衡关系来细致的探讨其在保障北宋军马供应中所发挥的作用。
北宋时期中国分裂为好几个并立的民族政权，在中原有北宋、辽、西夏，在边区有大理、吐蕃、西州回鹘、黄头回纥以及于阗、黑汗等。北宋疆域基本上沿袭了五代十国后期的范围，只有自唐以来据有陕北河套的党项族时叛时降，宋朝始终未能统治这一地区和北方幽云十六州一直被辽所控制。宋神宗时代（1068－1085）曾锐意开疆拓土，但收效甚微。陕西方面对西夏仅收复了绥州和银州的一部分（今绥德、米脂一带），又取唐代为吐蕃、西羌所据的今甘肃陇西地，置熙河、兰等州。至哲宗元符时（1098－1100）才进一步开拓到湟水流域。西南方面则将今湘西、川南一些诸蛮羁縻州收入版图，建为州县。辽朝南以雁门关、大茂山和白沟河下游（今白沟镇、霸县、信安镇一线）与北宋分界。北以西北路招讨司、乌谷敌烈统军司统辖漠北诸部族，北界在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边界之北，东循外兴安岭至海，东南面据有渤海国故地，南面跨过鸭绿江、图门江的今朝鲜东北部。黑龙江下游的室韦诸部和松花江流域的女真诸部，均为其羁縻地区。西境辖有阿尔泰山地区的粘八葛部。西夏初据有夏州，其疆域盛时西至古玉门关，北至今额济纳旗和河套地区，南至祁连山，东有河套至陕北的横山。
北宋时期北方各政权以游牧、渔猎生活为主，北宋统辖的区域由于一直受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几乎见不到游牧文化的影子，当时北部农牧界限大致划分如下：
契丹由于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占有中国北方后，在汉唐以来传统的塞外地区开始发展粗放农业。从十世纪开始，契丹就将战争俘虏掠来的汉族人和灭渤海国强迫迁来的渤海人，安置在西拉木伦海和老哈河进行农耕，使这块草原地带初次有了农耕，以后又向北推进到克鲁伦河和呼伦贝尔草原，形成了传统农耕区外的半农半牧区。大兴安岭则成为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之间天然的农牧分界线。而辽国整个农耕区的范围还不到游牧区的14，辽国当时还是以游牧为主，蒙古高原的优质草场应该是辽国最主要的牧场，在牧场上放养着大量的蒙古马。这种马主要产于蒙古高原，分布于东北等地。蒙古马体质粗糙结实，体格中等，身躯粗壮，抗寒，持久力和适应力强，可供乘、挽、驮等多种用途，一般体高140厘米左右。蒙古马当时是辽与北宋及西夏交战的主要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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