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与皇太后联手，丁谓专权
就在真宗驾崩的当月，寇准被丁谓再贬为当时的烟瘴之地雷州司户参军。而李迪则被“坐以朋党附会”的罪名，贬为衡州团练副使。轮到值班的知制诰宋绶起草二人的责词，“谓嫌其不切，顾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绶逊谢，乞加笔削，谓因己意改定。诏所称‘当丑徒干纪之际，属先皇违豫之初，罹此惊惧，遂致沉剧’”。丁谓的确满腹才华，改订的制词相当工整，但却是用来整人。他把制词改成这样，无疑是想把真宗之死的责任推给寇准、李迪二人。对寇、李二人的贬谪，参知政事王曾认为过重。因为王曾借给过寇准房子，丁谓狠狠地盯住王曾说：“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这等于是威胁王曾，说你恐怕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听了丁谓的话，“曾踧然惧，遂不复争”。
在当时的执政集团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值得注意，即前面曾出场的王曾。王曾在真宗大中祥符末年就已经成为参知政事，后来被时任枢密使的王钦若陷害而罢政。当时担任宰相的王旦对王曾的评价和期待很高。王曾也的确没有辜负王旦的评价和期待，在丁谓专权的时期，他审时度势，相当注意策略，尽可能不同丁谓发生正面冲突。如前面提到的李迪与丁谓争吵之时，他看出了李迪败局已定，就站在了丁谓一边。而在贬黜寇准时，他提出的不同意见被丁谓顶回后，也就没有再坚持。
然而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在不致同丁谓发生冲突的前提下，王曾还是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的。如真宗驾崩之际，遵遗诏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但丁谓为了讨好刘太后，想去掉“权”字。权是权宜临时之意，意即在仁宗年幼尚未亲征之时暂时由刘太后代理。如果去掉了“权”字，就意味着刘太后的权力被无限扩大。这件事如果成为现实，不仅仁宗的亲政会遥遥无期，而且刘太后也有可能成为宋代的武则天。所以在这样的原则大事面前，作为士大夫的王曾对丁谓说：“皇帝冲年，太后临朝，斯已国家否运，称‘权’犹足示后，况言犹在耳，何可改也?”
王曾从两方面驳斥了丁谓的意见。第一，军国事由太后兼权已经是出于不得已的不正常状态了，有个“权”字表示是临时性质还对后世交待得过去。第二，加“权”字是真宗的遗诏，真宗刚刚去世，怎么就能改变呢?这是相当有力的反驳。
丁谓毕竟是士大夫中的一员，不管正邪与否，在总体上他还是要维护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即维护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营，而皇权不过是在政治斗争中利用的工具。刘太后如果因此而发展为宋代的武则天，那么丁谓也难辞其始作俑者之咎。另外即使丁谓再专权，也不敢冒篡改皇帝遗诏的罪名。如果背上了这样罪名，就会断送其如日中天的政治生命。我想丁谓是认真考虑了王曾的这种并不算是冒犯他个人的意见，而未再坚持去掉“权”字。
然而当王曾接着提出不必把尊淑妃杨氏为皇太妃之事载入遗诏时，本来就对王曾反对他去掉皇太后的“权”字有些恼火的丁谓，反咬一口说：“参政却欲擅改遗制乎?”王曾在得不到同僚的支持的情况下，也不再同丁谓对抗了。但王曾当时的表现，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八所言：“时中外汹汹，曾正色独立，朝廷赖以为重。”
这件事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即皇帝拟定的遗诏，在公布之前往往经过了大臣们的改动。这种改动无疑是从一定的利益原则出发的。
2、与皇权分离，丁谓政治结束此时的丁谓，可谓是肃清了所有的政敌。人在大敌当前时，大多会警觉性很高，一旦没有了威胁，处于大权独揽的“一览众山小”的地位时，则容易得意忘形，为所欲为。而此时，就正如老子所说的“福兮祸所倚”，新的危机开始萌发了。
真宗驾崩后，“得志便猖狂”的丁谓，在朝廷政敌一扫，有时甚至就连刘太后也不大放在眼里。比如，本来平时是仁宗和刘太后一起接受群臣例行朝拜，但因为仁宗年幼，早晨起不来，刘太后就同中书的大臣商量，想独自一个人接受群臣朝拜。刘太后提出这一要求时，恰好丁谓告假不在，冯拯等大臣不敢做主，就把事情拖到丁谓来时才商量。丁谓断然拒绝了刘太后的要求，并且责怪冯拯等人没有立即向他报告。
在刘太后看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大臣以及官僚们看来，皇帝受朝，这是极具象征性的一件事。如果没有即使是小孩子的仁宗同在，刘太后单独是没有资格受朝的。一旦受朝，就改变了性质。刘太后可以在实际上执掌皇权，但在名分上却不能代替皇帝。“名不正则言不顺”。在中国不分古今，名分这种具有精神意义的事情要重于许多具体的实际事情。不仅皇帝如此，士大夫更是如此。“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精神名分重于生命的士人理念。正因为如此，冯拯等大臣对刘太后的要求明知不妥，不敢答应，推到了喜欢专权的宰相丁谓那里。
正是基于上述的理念，丁谓无法答应刘太后。在这件事上，丁谓并没有错，但却“由是稍失太后之意”。即与刘太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这也意味着同皇权开始分离。后来，丁谓“又尝议月进钱充宫掖之用”。这等于是在经济上对宫廷开支加以限制。长期担任三司使的丁谓，这样做自有其理由，但却因此让刘太后非常不满。对这件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八记载说“太后滋不悦”。不管行为正确与否，一旦与皇权发生分离，执政的政治家在派系斗争激烈的环境下，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在丁谓的地位发生动摇之时，“朝廷赖以为重”的王曾开始了他的夺权行动。《东轩笔录》卷三载：
真宗初上仙，丁晋公、王沂公同在中书。沂公独入札子，乞于山陵已前一切内降文字，中外并不得施行。又乞今后凡两府行下文字，中书须宰臣、参政，密院须枢密使、副、签书员同在，方许中外承受。两宫可其奏。晋公闻之，谔然自失，由是深惮沂公矣。
王曾的奏疏，无异是要用集体领导的方式取代在执政集团内丁谓一人的独断专行。而“两宫可其奏”，即对王曾奏疏的认可，则等于是结束了丁谓的专权局面。无怪乎丁谓要“谔然自失”了。或许从这时起，丁谓才意识到他身边的这个参知政事的厉害，而“由是深惮”。从逻辑上推理，王曾上奏一定是发生在丁谓与刘太后的关系发生裂痕之后。
或许是丁谓厄运的开始，就在这时，发生了负责建筑真宗陵墓的内侍雷允恭擅自改变陵墓位置的事件。兼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谓，当时处于“与雷允恭协比专恣，内挟太后，同列无如之何”的状态，因此要包庇雷允恭。但纸包不住火，“当时以为移在绝地，于是朝论大喧”。在这种形势下，权知开封府吕夷简悄悄开始了调查。因为在京畿发生的事情归开封府处理。《东轩笔录》卷三载：
是时吕夷简权知开封府，推鞫此狱，丁既久失天下之心，而众咸目为不轨，以至取彼头颅置之郊社云云。狱既起，丁犹秉政，许公雅知丁多智数，凡行移推劾文字，及追证左右之人，一切止罪允恭，略无及丁之语。狱具，欲上闻，丁信以为无疑，遂令许公奏对。公至上前，方暴其绝地之事。谓竟以此投海外，许公遂参知政事矣。
《东轩笔录》记载的是来自下面的调查。那么，执政集团内部是如何动作的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八“乾兴元年六月癸亥”条虽然有所记载，但过于简略，我想引用基本事实相同而生动具体的《默记》卷上的记载：
丁谓当国，权势震主，引王沂公为参知政事，谄事谓甚至。既登政府，每因闲暇与谓款，必涕泣作可怜之色。晋公问之数十次矣。一日，因问，闵然对曰：“曾有一私家不幸事，耻对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甥不肖，为卒，想见受艰辛杖责多矣。老姊在青州乡里，每以为言。”言迄又涕下。谓亦恻然，因为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军籍?”沂公曰：“曾既污辅臣之列，而外甥如此，岂不辱朝廷?自亦惭言于上也。”言毕，又涕下。谓再三勉之：“此亦人家常事，不足为愧，惟早言于上，庶脱其为卒之苦耳。”
自后谓数勉之留身上前奏知。沂公必涕下曰：“岂不知军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终自羞赧尔。”晋公每催之，且谓沂公曰：“某日可留身奏陈。”沂公犹不欲，谓又自陈之。一日，且责沂公：“门户事乃尔缓?谓当奉候于閤门。”沂公不得已，遂留身。
既留身逾时，至将进膳犹不退，尽言谓之盗权奸私，且言：“丁谓阴谋，诡谲多智数，变乱在顷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齑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许之，乃退。
晋公候于閤门，见其甚久，即顿足捩耳云：“无及矣。”方悟知其令谓自为己谋，不使之觉，欲适当山陵之事而发故也。沂公既出，遇谓于閤门，含怒不揖而出。晋公始悟见卖，含毒而己不觉也。
是日，既至都堂，召两府入议，而不召谓。谓知得罪，祈哀于冯拯、钱惟演及曾等曰：“今日谓家族在诸公矣。”太后欲诛谓，拯申理之。沂公奏请召知制诰，就殿卢草制罢之，不复宣麻。太后从之。责太子太保、分司西京，俄窜崖州。向使谓防闲沂公，则岂有此祸?故知权数在谓之上也。
这段记载虽然在描写王曾哀求丁谓方面有些夸张，但比较《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应当说是可信的。读了这段记载，倒教人对丁谓生出一丝怜悯，而觉得王曾有些过分。然而，大约古今中外的政治斗争都是如此残酷无情。在对付丁谓这样曾把寇准、李迪、王钦若等所有政敌都打得落花流水的狡猾而凶狠的敌人，王曾不讲究策略，不利用偶发事件，不借助皇权，是无法打倒的。
在打倒丁谓后，如同丁谓在打倒寇准之后一样，一报还一报，王曾同样是在朝野内外清洗丁谓党羽。首先，把在执政集团中的参知政事任中正罢免了，然后把丁谓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弟弟均行贬黜，继而贬黜了一大批丁谓党羽，最后贬黜了丁谓党中的首恶枢密使钱惟演。
贬黜钱惟演时，当时的另一个宰相冯拯也说了话：“惟演以妹妻刘美，实太后姻家，不可与政，请出之。”本来，这种话在刘太后摄政时期是会惹恼她的，但在当时由于对丁谓一党是朝野共愤的气氛，刘太后尽管不满也无可奈何。
历来，人们往往仅注意到元祐党争的残酷，而且人们还总是把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前后的活动视为开宋代党争之端绪，实际上，丁谓贬黜寇准党，王曾贬黜丁谓党，一点也不比元祐党争逊色。可以说开启宋代大规模党争的正是真宗朝后期的政治斗争。从此，宋代政治史上，大小党争连绵不断，怨怨相报，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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