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2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延长工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墓地广场开工。
1995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初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墙，又名“哭墙”，长43米，刻有遇难者姓名3000个。2007年，姓名增加至8244个。2011年，纪念墙延伸至69米，姓名10311个。2012年至今，还有1000多人的姓名在做核实，准备上墙。
难以完成的任务
学者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比纳粹大屠杀犹太遇难者名单调查更复杂。学者王卫星曾经表示，统计确切的名单不可能做到。鉴于当时处于战争年代，人口统计体系不完善，人口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有的人逃难离开南京城，有的人逃难进入南京城”。不光是遇难者名单，有时候确切统计微观层面的具体人数也很难做到。
“比如幕府山大屠杀，中方统计的遇难人数大概在五万，日方统计的人数约为两万多。”王卫星说，“由于史料的不完善或者缺失，这些可能是永远的谜。”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也曾对媒体说，由于年代久远、战乱等多重原因，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搜集整理工作较为困难。他介绍，目前搜集到的1万多个遇难者名单，主要来自战后初期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幸存者口述证言、各种史料及遇难者家属提供的资料。
骑着自行车去寻找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介绍，上世纪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因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发动全市力量，找到大量当年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进行口述回忆。“那次调查很细致”，南京市区内能搜索到的幸存者绝大部分都找到了，现在估计只有零星的幸存者没登记到。
“田野调查(一种人类学调查方法)是另外一条路，”张生说，通过在大南京地区寻访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幸存者，来获得更多的遇难者名单。
费仲兴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人。退休前，费仲兴是南京炮兵学院的数学老师。2004年，费仲兴退休，有了充足的时间。从南师大申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后，费仲兴开始蹬着他那辆400元钱买来的永久牌自行车，开始了他为期3年，对南京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漫漫走访。
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有多半是费仲兴骑着自行车去找回来的；另一半，是电动车，“我老了，骑不动了，2006年改骑电动车”，费仲兴说。
并非每次采访都顺利。张生曾遭遇过幸存者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当时老太太正在择蔬菜，一听我们过来是冲着当年的事做口述来的，手中的菜一下就掉在地上了，情绪也开始不受控制，”张生说。而即便学者也很难完全对伤痛免疫。接触过200余名幸存者并制作遇难者名单的南师大教授张连红，主动要求不要谈及调查内容的细节，“到后来，我们和幸存者见面，完全不谈大屠杀。”
严谨的史料
与幸存者的回忆不同，史料需要的是更精准的研究和搜寻。遇难者名单有关的史料散落在自南京大屠杀发生以来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甚至在国外文献中也时常能有所发现。这对史料搜集者的专业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在过去的10年里，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姜良芹的主要研究工作是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整理名录，设计身份卡片。她花费了大量精力查阅国内多所历史档案馆，并多次前往台北国史馆等地搜集史料，核实遇难者姓名、身份，记载他们的遇难经历。10年间，她共制作14961张卡片，她说，其中确认身份的为13000多人。作为《南京大屠杀全史》的编者之一，她的研究成果被该书收入其中，并成为制作“哭墙”名单的参考。
“当年国民政府在战后展开的调查，对幸存者、遇难者、见证者都有涉及，人数也并不少。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东京大审判、南京大审判取证，并非是大面积普查。”姜良芹说。她表示，民国时期进行的这次大规模调查产生的史料，后来成为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单来源的主体。
孙宅巍，今年72岁，在他30年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致力于编写遇难者辞条，包括姓名，在何时何地因何原因遇难，至今已有1500余条。
“史料研究要求严谨细致”，在研究中，孙宅巍曾发现过史料的错误。
孙宅巍举例说，发生在下关电厂的屠杀，根据当年国民政府的记录，曾有“许江生等45名工人被屠杀”。他亲自走访了下关电厂，发现在当地的遇难者纪念碑上竟没有“许江生”的名字。
通过对比早先一块纪念碑的照片和文字记载，孙宅巍确认，虽然45人的遇难者数字是真实的，但“许江生”并不存在，而是当时调查者对遇难者“徐京生”的误读。
他为一个遇难者纠正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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