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魏碑！很多人一定会给出肯定的答案。
确实像，但不是。从左至右，是三个朝代的碑刻，分别是东魏《吕望碑》（550年），隋《龙华寺碑》（约608），唐褚遂良《伊阙佛龛碑》（641年）。
左，东魏《吕望碑》（550年）；中，隋《龙华寺碑》（约608）；右，唐褚遂良《伊阙佛龛碑》（641年）
为什么跨三个朝代的碑刻，却有如此大的相似性呢？
结论是，南北朝碑刻书法（统称魏碑体吧）对隋唐书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对隋唐隶书的影响
南北朝书法在发展末期时，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南北融合潮流，并出现了复古现象，这种现象也一直影响到了隋唐，隋唐以隶入碑的情况十分常见。
左，东魏《元延明妃冯氏墓志铭》（548）；右，隋《青州舍利塔下铭》（601）
左，初唐欧阳询《大唐宗圣观记》（626）；右，中唐李隆基《石台孝经》（745）
自南北朝后，由于楷书的发展，隶书始终参杂着楷书笔意，笔画较为瘦劲，以隋朝为甚，甚至出现了很多半楷半隶的作品，但它们的造型独特性、笔法丰富性远远超过晋碑。隋代隶书、唐初隶书、南北朝隶书，多有相似之处，中唐时开始呈现出厚重大气、笔画肥厚的特点，但楷意仍在，一直到清初碑学复兴才有明显改观。
对隋唐楷书、行书的影响
书体的演变过程相对来说较为漫长，以甲骨为主要载体的殷商甲骨文经历有商一代才逐渐演化为以铜器为载体的籀文；有周一代八百年又孕育了以简牍布帛为载体的早期墨迹书法；此时虽然书体正朝各方向分化发展，但仍历经百年才演化为以山石为载体的标准秦篆（这其中尚未考虑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文字的自身发展时间）；再经历近二百年，成熟汉隶碑刻风格（八分书）才得以明确；后又经东汉、西晋的孕育逐渐发展为以纸为主要载体的魏晋行草（这其实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了），自此书体演变几乎接近尾声，笔法发展近乎完备。
我们通过上述演变可以发现，字体的演变与工具载体和新式文化的介入息息相关，以秦朝和魏晋南北朝的演变为最。
秦简与楚简
外来文化开始时往往会对传统中原文化产生强烈冲击，一段时间后又逐渐被中原文化所同化，这与外来民族在生活与文化上的“汉化”有很大关联。
北魏楷书在东西魏时期已经呈现了南北融合的现象，隋朝统一之后，除在偏远如高昌地区（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东南）因为文化交流不通畅的原因仍流行“北邙体”，在中原大地上南北书风已经进入了大融合时代，但由于隋代时间确实过短（相对上文所述至少百年为周期的字体演变过程，短命的隋朝给文字演变留下的时间并不多），南北融合尚未稳定就被大唐取代，故从字体发展史上来看，隋唐应并谈。从中我们也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书法风格演变不能以断代为界。
北魏楷书历经东西魏和周齐时代的融合后，已经很难清晰界定南北所属，部分楷书同时具备南北特征，且由于刻手工艺的革新，碑刻中又有了明显的“书写感”，至隋朝更为明显。
隋《赵芬碑》在某些特征上延承了魏碑，但字势已较魏碑平缓很多，笔画中的书写感明显加强。
《始平公碑》中鲜明可见的书写感，对比（右）《多宝塔碑》我们会发现神态相通之处
东晋王献之玉版十三行（左）与隋《龙藏寺碑》（右）的比较
书写感更加明显的隋碑《官人尚寝衣魏氏墓志》（左）与《徐纯墓志》（右），这不但建立在南北书风融合的基础上，更建立在刻手经过几代革新后凿刻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
这一时期中，由于虞世南、虞世基、欧阳询等南朝大书法家的北迁，使隋朝书法较之南北朝时期更具文人之气，又不乏魏碑的险峻，欧虞书风可以说是直承隋碑而来。
隋《苏孝慈墓志》（左）与唐欧阳询《皇甫诞君碑》（右）比较
隋《陶贵墓志》（左）与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右）比较
说到有唐一代的楷书，不得不提到一位“教化主”级人物——褚遂良，褚遂良是将南北书风融合得最好且在此基础上最有阐发的一位初唐书家。
褚遂良（596-659）比欧阳询（557-641）小39岁，比虞世南（558-638）小38岁，初唐四家中（一说另一家为薛稷，另一说为陆柬之，薛稷学褚，陆柬之未留下楷书碑刻，这里不论）虞世南、欧阳询都是鼎鼎有名的前朝旧臣，入唐时的年龄一个60岁，一个61岁，艺术风貌基本定型，前半生书写的碑刻大抵在政权交替时损毁殆尽，故很难深研他们的书风变化。
褚遂良的仕途期主要在唐朝，其在唐时书写的主要碑刻如《伊阙佛龛碑》（641），《孟法师碑》（642），《房玄龄碑》（约648-649），《雁塔圣教序》（653）都有原石或拓本传世。
左上《伊阙佛龛碑》、右上《孟法师碑》、左下《房玄龄碑》、右下《大唐三藏聖教序》
从上图不难看到，《伊阙佛龛碑》与《孟法师碑》是连续两年书写的碑刻，有明显的北魏造像遗风，相较之下，《伊阙佛龛碑》由于是摩崖石刻，所以写得苍茫大气；《孟法师碑》刻于光滑的石板纸上，故而更加精到，但总体上风格一致，与典型隋碑并无二致。
而《房玄龄碑》与《雁塔圣教序》则多江左韵致，凌烟阁重臣虞世南是褚遂良的舅父，褚遂良书法受其影响颇深，从《孟法师碑》中可见一斑，后来他又从北魏墓志碑额和秀美华丽的墓志铭中汲取营养，融合了二王书风，开创了“褚体”，《房玄龄碑》即为代表作之一，而《雁塔圣教序》则可称水准最高的一部旷世之作。
北魏神龟二年墓志盖（左），北魏元怀墓志（右）
由《雁塔圣教序》中可见，褚遂良起收笔中的修饰笔画，与北魏秀丽一路墓志中极为相似，对魏碑中撇画末端加重用笔的技术亦有继承，丰富了南朝楷书的点画形态。
魏碑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亦具有行书姿态，如北魏《刁遵墓志》（517），这类姿态雄强的行书被唐代书家李邕（李北海，678～747）发掘并加以光大，李北海大量行书入碑，并且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这与其对于魏碑的借鉴有很大关联，后来赵孟頫又对李北海进行了借鉴，丰富了其结体的内涵，影响了整整明清两代，直至今日。
左上《北魏刁遵墓志》、右上李北海《麓山寺碑》、下赵孟頫《胆巴碑》
北魏书法到了中唐颜真卿后，随着时代的久远，影响力大大降低。颜真卿直接取道篆隶，开中国书法又一条康庄大道——颜体书风。北魏书法斜势紧结所蕴含的奇崛、雄强、恣意，已经化为书法审美语言，成为后世书法的重要养分。
宋以后由于造纸术的改进，羊毫笔的兴盛，书法工具再次迎来了新一代的革新，也促进了中国书法的又一次革新，人们逐渐将字越写越大，篇幅越写越长，为清中期魏碑的复兴打下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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