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逃婚，私奔，和4个男人纠缠不休，她一语成谶：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她就这样活成一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活成另一些人心中永远的传奇。1911年6月1日，农历的端午节，在东北呼兰河畔的一座呼兰小城，萧红降生了。张家人期待着的是一个男孩，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男孩，而非“她”。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她似乎就已能读懂大人们的眼神，那是一种无视与嫌弃。父亲张廷举总是冷漠的，第一胎生了个女孩，让他觉得没面子。而这个小女孩居然还那样不乖巧，不懂得讨好人。奶奶范氏，对这个生在端午节，据说是不吉祥的女孩，也是不喜欢的。而母亲，母亲的爱亦算不得厚重。那时萧红陆续又有了三个弟弟，能分到她身上的爱与关注，也便愈加稀薄了。直到8岁时，母亲也因病去世了，那一份不甚细致的爱也没有了。在《呼兰河传》里，萧红用娓娓动人的笔墨回忆了童年时在祖父后花园玩闹的时光。“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那一个小小的花园，是萧红童年的乐土，也是她心间唯一温暖的记忆。继母待她算不得不好，便只是冷漠。后来祖父也去世了，萧红觉得偌大的家族里，她再也寻不到半分温暖了。阿德勒说：“幸福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在最渴望得到爱与呵护的童年，父母却没有给予她足够的温暖。缺爱的经历，就这样影响她的一生，让她此后如畸零的小鸟般，为了寻到一个温暖的巢穴，永远永远地漂泊流浪着。萧红15岁时，父亲张廷举给她安排了一门亲事，萧红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汪恩甲。对这桩实打实的包办婚姻，萧红由最初的懵懂、茫然，到越来越多的失望。她渐渐意识到，两人没有共同的思想，不在同一条路上。她想要读书，想要去看更多更广的世界，父亲却强迫着她中断学业，嫁给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为了逃离这种命运，她最终和远房表哥陆振舜一起逃到了北平。陆振舜自己亦有一个包办婚姻的妻子，因此他很同情萧红的境遇。两人常常一起面对面坐着聊天，诉说各自的内心。萧红感到自己越来越依赖身旁这个男人，她第一次有了恋爱的感觉。可她的心里又清楚明白，这个已然有了妻子的表哥，并非自己的良人。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跑，在呼兰小城里掀起了怎样的风波。一时间“私奔”、“勾引有妇之夫”、“伤风败俗”成了萧红身上所有的标签。时代总是对女子苛刻，它把重重的束缚压在女子身上，还不容许她们反抗。因着她们一反抗，便给了所有自诩高尚者谩骂侮辱的机会。事实也确实如此。两人在北平的生活并没能维持多久，便因为家中切断了经济来源，而日渐窘困。萧红心目中带她逃离魔窟的表哥，最终也只是一个懦弱而没有担当的男人。他将萧红带了出来，又终于灰溜溜地将她带了回去。一来一去间，黯淡了的是萧红那一颗曾亲手捧出的真心。鲁迅在《伤逝》中用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揭示了婚姻情感中一个十分深刻的哲理——“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当一切柴米油盐的琐屑日常纷涌而来，当生存的窘迫一点点沉重起来，爱情往往开始褪色。说一万句“我爱你”，不如在一起好好“生活”。毕竟，能够拥抱庸常的日子，爱情才能持久地不凋不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那个曾经小小的呼兰城，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时代的大潮中，共担着国家民族的风雨。十月初，萧红从家中逃了出来，独自流落在寒风阵阵的哈尔滨，衣衫单薄、无处栖身。最终，仍是汪恩甲寻到了此时的萧红，将她安顿在了东兴顺旅馆，并给她买来衣服鞋帽。便是这一点点的温暖，轻易地让萧红从前所有的冷傲委地。两人同居在旅馆，没过多久，萧红就怀孕了。萧红有些焦急起来，她催促汪恩甲，是不是快些成亲，不能一直瞒下去拖下去呀。当时两人居住的旅馆，已经欠下了六百元的食宿费。汪恩甲对萧红说，他回家去要钱，让萧红在这里安心等他，等他回来。因着还不上钱，萧红被旅店老板扣押在了一间狭窄阴暗而潮湿的小房间里。那时她怀着孕的身子已越来越笨拙了，汪恩甲一去便了无音讯。萧红看着自己写下的信件石沉大海，心也一点一点沉到了谷底。一首名为《偶然想起》的小诗便是写在这时：那时旅馆老板已有些不耐烦了，暗中盘算等她生下孩子后，就把她和孩子一起卖掉，萧红只得向《国际协报》报社寄了一封求救信。在日夜焦灼的等待中，她终于等到了自己凄惶生活里的救星，亦是生命里最刻骨铭心的一个男人——萧军。这个落拓不羁的男子，给她带来了两本书——鲁迅的《呐喊》和高尔基的《童年》，也给她带来了新的生命的希望和爱情的期许。那个秋天，在欧罗巴旅社，萧红与萧军同居了。两人都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然而有爱情的滋润，哪怕只能就着盐巴、白开水吃着黑面包，心里却是甜的。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也尝试着拿起了笔，开始将自己脑海中的人与事，以散文、小说的形式写下来。这一写，便不可自拔。中国30年代一颗文坛新星正冉冉升起。然而，生命中的温暖总是短暂的，像夜空里绚烂的烟火，一瞬的光耀后，便是长久的沉寂。也许她一早便知道的，萧军在恋情上落拓不羁的态度。他总是说自己“爱的哲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而他也是这样做的。从汪林、玛丽到陈涓、许粤华，萧军的心摇曳在一个又一个风情各异的女子之间，他早已无暇顾及另一个为他痛苦伤怀的女子。萧红想哭，却不敢哭出声。那一颗心宛如阴沉沉的天空，从里到外，都是痛苦的阴翳。婚姻说到底是一场能量博弈，最好的局面是双方互相独立，又能你来我让，势均力敌。而不是这方希望那方无限兜底，那方希望这方永远低眉。在这场爱情的博弈里，萧红永远是仰望的姿态，等待着厌倦了的萧军偶一回头。可是为爱低到尘埃里，也未必能开出花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很快，淞沪抗战爆发，上海也成为了抗日战场。整个华夏大地，风雨飘摇。萧红顾不得再沉溺于一己的儿女情长，她开始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以笔为矛，投入到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与端木蕻良的结识，便是在抗战杂志《七月》的创刊会上。端木蕻良和萧军，一个文弱儒雅，一个粗犷豪放，本是完全两异的男子，却恰恰在那时稍稍抚平了萧红心中的痛楚。他的温柔体贴，他对萧红的尊重与赞美，让萧红再一次感觉到了温暖，她的心渐渐向端木蕻良倾斜。1938年，在武汉，端木蕻良不顾家里的极力反对，和萧红举办了婚礼。这也是萧红一生中唯一的一场婚礼。萧红和萧军曾经的许多朋友，都对萧红的做法不解，萧红却说：“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可惜的是，她注定是只畸零的小鸟，没有哪一个巢穴是永久温暖的，都会变冷。“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她常会独自散步到嘉陵江边，看着滔滔江水，想到呼兰河，想到那座遥远的呼兰小城，想起母亲、祖父、弟弟那些刻骨铭心的旧人。1940年1月，萧红随着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她透过窗户看着渐渐缩小的山城重庆，怎会想到，这一别，就是永远。在医院里，萧红的病每况愈下。此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局势混乱，战火硝烟连绵不断。人人都诚惶诚恐，不知自己还能不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此时的萧红是多么期盼爱人会陪在自己身边，可端木蕻良却在这时音讯全无，把她托付给了认识不久的骆宾基。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刻里，始终陪伴在她身边的，却不是任何一个她所深爱的男子。半生为了爱情辗转，最后却仍是落得个孤家寡人。在骆宾基怀中，她强撑着最后一点力气，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段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942年1月22日中午12时，萧红带着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眷恋与不舍，饮恨而逝。离开时，她只有31岁，一颗心却有如衰飒老翁，遍布沧桑。这一生，她都在漂泊与流浪，想要牢牢抓住身边的一点点温暖。可她越想抓住，就越是抓不住。爱也好，温暖也好，终究都要先从自己处获得。如果自己都无法爱自己，如果自己都无法温暖自己，旁人那一点点易逝的温情又有什么用呢？若真有来生，但愿她是簇拥着爱意来到世间的，但愿她不再漂泊不再流浪，但愿她的一生都是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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