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 画像）
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才被朱厚熜送回家养老的大臣张璁不到一年就被皇帝叫了回来，接着在内阁里上班。
张璁这位同志，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遍了，他这个人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当官时可以泯于众人，但只要做官，就必然要做大官，还要做那种大权独揽型的大官。
张璁的为官之道全凭一句话，那就是：
皇帝宠信。
所以，回到内阁的张璁又开始了独断专行，什么都要自己说了算的日子。
那个时候，内阁里除了张璁，还有李时和翟銮，以及之后进来的方献夫。
巧的是，这三位仁兄都是那种很有理想主义气质的士大夫，只想好好上班，无意争权夺利，所以和张璁张大人也勉强相处得来。
（翟銮 画像）
内阁中的同僚们利益相关，又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所以就算张璁跋扈，那也无所谓了，但内阁之外，部门众多，有六部，有三法司，还有数不清的如空气中的尘土，天上的星星一般多的地方官，这些官员们对张璁的情绪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尤其是地方官们，他们不在京师，有些连南直隶也不在，分散在大明王朝的各个角落里，由于这样偏远闭塞的地理位置，导致他们对政治环境的感知力是极弱的。
在他们感受到的信息中，他们只会认为朝廷里这个叫张璁的老家伙实在是太不是东西了，飞扬跋扈，独断专行，今天变法，明天改革，搞的大明王朝鸡飞狗跳，可以说是坏冒烟了。
人与人的情感并不相通，他们不知道，张璁这个人除了性格上有缺陷之外，本质上还算是一个努力发展大明的好臣公。
（明世宗朱厚熜 画像）
嘉靖一朝，那是大明王朝的快餐时代。
小宗入了大宗，皇位从一脉变成了另一脉，大明的权力氛围自上而下的来了个大变化。
而在这种变化之中，所有人似乎都很忙，不管他们忙的是否真的有意义。
宫女太监们忙着认识新主子，大臣们忙着为自己的仕途考虑，唯一不忙的，似乎只有老百姓。
说他们不忙，是因为他们本来一直就很忙，不管发生什么，总不至于比以前还要忙。
地方官们忙着探听京师的动向，结果探来探去总能探听到张璁专权的消息。
由于张璁的大权独揽已经影响到了方方面面，包括明王朝的人事系统，这就导致那些地方官想打点的不能打点，想走后门的不能走后门，想拉关系的拉不了关系，想升职的升不了职，想退休倒是没有问题，但也要等，因为这一时间段的嘉靖皇帝在政务处理上的效率极慢，你要做好今年初一交辞呈，来年十五才通过的心理准备。
大臣们对皇帝不能有怨言，就算是有，也要在心里憋着。
但大臣们很明显对张璁有怨言，所以弹劾张璁的折子，基本上快要堆成了小山。
弹劾，这是立法机关为了制约行政机关高级官员的一种制度，一般认为，起源于十四世纪的英国。
（文艺复兴）
十四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主要时期，西方的封建制度开始一点点地衰退了下去，骑士精神开始落寞，宣称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罗马帝国开始变成了人人可欺，人人可骚扰的状态，欧亚各地的蒙古帝国也开始衰败，而蒙古的衰败，则意味着明王朝的兴起。
给生命以时光，给文明以岁月，因为岁月本来就是对时间的一种富有情感化的，生命气息的称呼，或者说是将时间进行了拟人化。
可无论这欧洲的十四世纪的时光多么有温度，多么文艺范，弹劾这种制度，其实也不是他们发明的。
因为早在东晋年间，那时候的大臣对弹劾这种事儿就已经是手到擒来了。
《晋书·阮孚传》：“尝以金貂换酒，复为所司弹劾。”
东晋就有，明朝最盛。
明朝的大臣们，最爱弹劾大臣。
（弹劾大臣）
一来，弹劾别人，是低级别的官员挑战高级别官员权威的唯一方式。
如果不弹劾，那么官大一级压死人，你见到人家就得跪下，你拿什么挑战人家的权威？
二来，绝大部分的弹劾，都不需要付出代价。
弹劾对了，你是忠贞敢言之士，别人会对你刮目相看，弹劾错了，那也没有关系，反正你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作为大明官员，你可以不会谈论国事，你可以不会弹奏丝竹管弦，你甚至可以不会弹棉花（当然大概率他们是不会的），但你绝对不能不会弹劾。
弹得好，官运亨通，一飞冲天，弹不好，那您就规规矩矩地当您的七品县太爷吧。
结果，在京师干了没两天的张璁，又被这一批批从地方送到中央的弹劾奏疏，逼回了家里。
其实，在朱厚熜看来，大臣们在本质上是不分好坏，而只分能不能用的。
大臣们的好坏也由不得他们自己，是由百官的风评，还有皇帝的态度来决定的。
大臣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好的，那就可以用他，那他就是忠臣，是良臣，是贤臣。
大臣拉胯了，不行了，一星的差评太多，那就不能用他了，那他就是有问题的大臣。
正如刘和平老师在《大明王朝1566》中所说的那样：贤时便用，不贤便黜。
（大明王朝1566）
这句话是朱厚熜在书中的台词，也是他执政中期的用人方针，但他可能没有想到过，所谓百官们的评价，有时候也是不准的。
因为在任何时代，都有负责刷评的水军和控评的运营。
张璁退休之后，之前我们提到的老糊涂费宏费大人在内阁待了一段时间，而费宏退下去之后，内阁可就只剩下只剩下李时一个人了。
多年之后，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叶向高也曾经体会过这种处于权力枢纽的孤独感，叶向高在内阁中坚持了很多年，又由于万历皇帝是一个彻底挂机，彻底躺平的宅男，这导致叶向高实实在在的在内阁中孤独了一阵子。
他曾经多次向万历皇帝要人，想要摆脱那种如风中秋叶，如水上浮萍的日子，但很可惜，万历皇帝早就如同鬼魅一样消失在了紫禁城，他的呼唤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同样，在内阁，李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感觉到孤独，但他在孤独中同时又会非常奇怪。
作为臣子，大家都很想要有权力，能重权在握，能大权独揽，那为什么当自己可以独自享有权力的时候，不仅不会感觉到快乐和兴奋，而是会感觉到深深的孤独呢？
李时很快明白了，因为权力不是一个人的权力，或者说，一个人的权力，不叫权力。
个体是独立的，是清醒的，但个体就是个体，总不能自己管自己。
没有群体漫游在没有意识的领地，没有群体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那么这所谓的权力就什么也不是。
（文渊阁一角）
这是学术意义上的解释，那么如果换做普通话来说，那就是：
你不是要权力么，权力都给你，我们撤了，你自己玩吧。
很显然，大明王朝这副牌，自己是玩不起来的。
你在大明王朝缔造过的所有的辉煌和成就，所有的热闹和欢呼，最终，都要由你孤独地在内阁的这段寂寞岁月来偿还。
不过更加显然的是，李时的心态并不像之后我们要提到的诸如严嵩，高拱，徐阶，张居正等人“兜里揣副牌，逮谁跟谁来”，他实在是一个随和的人。
或者说，他看得比较透彻。
这样看得透彻的人，如果是主角，那么必然能有很高的成就，很精彩的故事，但可惜的是，他只不过是一个来串戏的配角。
历史对于李时最后的记载，是这样的：
《明史》：...时遂独相，时素宽平，至是益镇以安静。帝亦恒召对便殿，接膝咨询。时虽无大匡救，而议论恒本忠...
李时同志孤单而又从容在大明内阁干了一阵子的工作，为人大度，谦虚谨慎，忠贞体国，虽然没干出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但基本上也算是有礼有节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李时 画像）
嘉靖十七年，公元1539年，李时病逝。
李大人死的时候，李家人为他修碑立墓，墓碑修得很小，与其说是让后人记住这位一生谨慎，没有什么污点的大明文臣，倒不如说是让人们尽快的忘却他。
安啦，我们对大臣有时候也不要太苛刻了，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张居正。
有趣的是，负责编修《明史》的清朝大臣张廷玉曾经对李时留下过这样的评价：
李时、翟銮皆负才望，而銮晚节不振。
意思是说，李时和翟銮都挺有才华的，但李时可以功成身退，可翟銮却晚节不保。
后人评价前人，总是爱居高临下，张廷玉不知道，以后他也会成为那个晚节不保的人。
自以为已经历遍世间沧桑，其实在别人眼里，你才刚刚蹒跚学步，自以为掌握了混迹于王朝的最终秘密，其实这秘密早就被天桥上说书的先生说烂了，说透了。
作为臣僚，如果连这点自觉性都没有，那么早晚有一天会倒台。
而李时能屹立不倒，正是因为他没有如张璁，夏言之流所具有的，聪明的自负。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这和萧何无关，一切的一切，都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