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东林党”，相信一定会见仁见智存在不同的声音，支持者称其为“正义联盟”，反对者称其为“伪正义联盟”。事实上，双方都不是无的放矢，都拥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
东林党最早由吏部郎中顾宪成等人通过创办东林书院为契机而成立，一直伴随到明朝的灭亡，前后经历了四十年的时间。说白了，他们就是以江南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是明朝畸形政治体制下催生出的一个怪胎。
本着实事求是和尊重历史的态度，文史不假为您讲述东林党的形成、发展和灭亡过程。请带着这样的问题来阅读此文:他们究竟属于正义联盟？还是属于伪正义联盟？
明朝中期以后，内有起义叛乱，外有倭寇袭边，可谓是风雨交加和内忧外患。而且，奇葩的朱皇帝层出不穷，直接导致了官僚集团和太监集团的势力膨胀，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和国家的灾祸。
高拱离开后，张居正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下一任的内阁首辅，也实现了位极人臣的夙愿。而且，由于赢得了当时大太监冯保的坚定支持，他还短暂结束了太监和文官的长期对抗，真正做到了“中央集权”。
张居正经历了明朝内阁最鼎盛、最传奇也最复杂的一段时期，历任的首辅们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像夏言、严嵩、徐阶和高拱等人个个都能力不凡。他在这种背景下想要出头实在是不容易，自然而然就练就了“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底，期间的阴谋和阳谋都没少用。
终于成为大明首辅后，张居正以不计毁誉和不惧荣辱的决心开始推行改革举措，希望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史称“张居正改革”或者“万历新政”。很快，明朝就在清明吏治、改进税制、兴修水利、安抚流民和整饬军备等方面都出现了可喜的成绩。
在张居正的不懈努力下，早已危机四伏的大明王朝竟然重新焕发了生机，甚至还出现了“四海肃清、四夷臣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库寺积金四百万”的景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完全称得上是封建时代的一位卓越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
随着明神宗朱翊钧的长大，越来越对张居正的独断专行和大包大揽感到不满，于是在对方病故后很快便废除了大部分的新政内容。之后，以太监、王公、勋贵和权臣为代表的各种势力操控朝政，引起了关内百姓的接连反抗和关外后金的蠢蠢欲动，难怪后世会评价为“明亡于万历”。
万历八年，顾宪成被授予户部主事一职，因为屡次进言而遭到张居正的贬谪，几经辗转后才调任吏部郎中。不过，他依然表现得非常耿直，因为屡次上疏请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触怒了万历皇帝，又因为在推选内阁首辅时再次违背圣意而被罢官革职。
顾宪成返回江苏无锡老家后，先后联络了高攀龙和钱一本等政治失意人士开始二次创业，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后开始讲学授课。虽然是民办的学校，但他们每人都是著作等身的大儒，而且还敢于针砭时弊，很快就在士人中间积攒了足够的人望。
为了体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东林书院非常注重自己的格调，甚至就连大明王朝的马屁都不拍，直接以“匡扶天下”作为奋斗目标。而且，他们不用为柴米油盐而担心，背后有江浙一带的地主势力作为经济后盾，因而敢于提出这样的口号: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在顾宪成死后 , 东林书院的学术研究与政治主张逐渐分道扬镳。学术上，由高攀龙继续主持书院的教学工作；政治上，越来越多的官员以东林书院作为契合点而结党。
由于兼具了“软实力”和“硬实力”，东林书院及其追随者们迅速在朝堂崛起，甚至还被反对派们称为“东林党”，暗讽“结党营私”。不过，他们对于这个称呼并不排斥，有时也会自称为“东林党”，公开解释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时，虽然东林党不断崛起，但还没有到了天下无敌的程度，朝中还有“齐党”、“楚党”和“浙党”等作为牵制。三个小党为了能够在夹缝中求得生存，逐渐形成了“齐楚浙联盟”去共同对付东林党。
这种党争的平衡态势，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期间相互看不惯对方，却也灭不了对方。直到一个人出现，“齐楚浙联盟”终于宣告解体，曾经的势均力敌也不复存在，这个人就是汪文言。
汪文言并不是多么著名的人物，甚至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他的前半生并不如意，像许多读书人一样眼巴巴等着加官进爵和出人头地，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攀附上了东林党。
当时的东林党兵强马壮和人才济济，根本看不上默默无闻的汪文言，只能绞尽脑汁去表现，希望可以换取扬眉吐气的机会。经过仔细思量，他认为只有分化瓦解“齐楚浙联盟”，才能找出逐个消灭的破绽。
正当汪文言苦思冥想瓦解“齐楚浙联盟”的具体策略时，机会竟然不期而至了。万历四十八年，“齐党”、“楚党”和“浙党”中有人上疏严惩张居正并且要求开棺戮尸，以便彻底清除他的余毒。
东林党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吵架的机会，纷纷上疏应战以驳斥三党的观点，双方很快就吵得不可开交。党争的危害性就在于此，不论观点和主张是否正确，只要是对手提出来的就一律反对，俨然就是“为了争吵而争吵”。
汪文言敏锐地发现，在这次声势浩大的骂战中，居然有一个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个人就是官应震。您大概率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不过也没有太大关系，只要知道他是当时的楚党领袖就够了。
作为楚党的领袖，官应震在上疏中反对将张居正开棺戮尸，实在是出于公心。但是，汪文言却开始利用这件事去大做文章，不断离间和挑拨“齐楚浙联盟”，最终导致了三党联盟变成了两党联盟。
“齐楚浙联盟”才能勉强与东林党打成平手，而“齐浙联盟”自然就不是对手了，东林党从此开始独霸朝政。受此影响，三个小党只能委曲求全先后攀附于阉党集团，否则就会荡然无存。
从此以后，大明王朝的朝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党争由东林党和“齐楚浙联盟”变成了东林党和阉党集团。万历一手促成了党争，但却没能终止党争，这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败笔。
万历四十八年，随着明神宗朱翊钧驾崩，东林党迅速扶持明光宗朱常洛登基称帝。不过，这个被“吓大”的朱皇帝实在是太过短命，屁股还没捂热龙椅就在二十多天后驾崩了。
这件事令东林党人大失所望，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果实呢。于是，这些老油条们再接再厉，又开始扶持明光宗的长子朱由校登基，不惜引发了闹得沸沸扬扬的“移宫案”。
朱由校也就是那个“木匠皇帝”，由于爷爷万历不喜欢自己的父亲朱常洛，连带也就不喜欢这个孙子。于是，他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不仅不用读书学习，而且不用弓马骑射，除了会做木工以外就连大字都不识几个。
登基以后，朱由校没有忘记东林党人为自己所作的贡献，大力提拔他们担任了朝廷要职。谁知，这些东林党人完全就是“矛盾之源”，片刻不宁就开始翻历史旧账，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通过上疏弹劾引发了“红丸案”。
明光宗登基不久时，鸿胪寺丞李可灼向他进贡了红丸，导致先帝服用后驾崩，东林党人攻击此人图谋不轨。事实上，这所谓的“仙丹”也就是一些由无毒化学材料烹制而来的补药，即便不能治病，也断不会吃死人，最多就是拉几天肚子罢了。
东林党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但为了扳倒政敌，他们集中火力要求彻查“红丸案”。事实上，一个区区的鸿胪寺丞李可灼从来就不是他们的目标，真正目标是他背后的浙党领袖方从哲，此人还是当今的内阁首辅。
经过了坚持不懈和孜孜不倦地“努力”，李可灼被下旨惩处，内阁首辅方从哲引咎辞职，浙党也从此变得一蹶不振。之后，东林党人叶向高继任成为新的内阁首辅，从此牢牢掌控了朝局。
叶向高立即重用了一大批的东林党人，比如杨涟、赵南星和左光斗等，开始积极革除万历时期的许多弊政。而且，他们认为朱由校是文盲，基本上很少进行请示和汇报，大事小情都由自己议定。
虽然说朱由校识字不多，虽然说朱由校酷爱木匠工作，但人家毕竟是皇帝，而且也不是傻子。因此，他很快便意识到由东林党操控的内阁没把自己当回事，为了增强皇权而引入了宦官集团来协助自己。
在叶向高等东林党人大张旗鼓施政的同时，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也迅速崛起。为了打压东林党，他们借助为“红丸案”翻案的机会，将东林党人孙慎行和邹元标等人纷纷治罪。
天启四年，东林党人杨涟向朱由校上疏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反而被对方诬陷后下狱。由此为切入点，阉党展开了绝地反击，左光斗、周顺昌和黄尊素等人接连被逮捕下狱并且遭受酷刑而死，其他的东林党人也被死走流放。
从此以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取得了党争的胜利，势力和权力都空前膨胀。后人多指责阉党如何如何的坏，如何如何的不堪。不过，之前身居高位的东林党人似乎也没有做出过多么巨大的贡献，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相互拆台”和“吵架比赛”中。
当徐光启提出技术革新时，东林党人唾沫星子乱飞，一直骂到对方不敢吭声为止；当熊廷弼在辽东搞得初见成效时，东林党人不仅攻击他用人不当，而且抹黑对方是阉党；当朝廷准备征收矿税时，东林党人代表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坚决反对，反而鼓励加征农业税以增加贫苦百姓的负担。
基本上，“满口仁义道德”的东林党人往往都是说得多做得少，往往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基本上，他们长期都扮演着祸国殃民的角色，用“小事不屑干”和“大事不会干”来形容是比较合适的。
崇祯皇帝即位后，很快就利用东林党人清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于是，在刚愎自用的朱皇帝和好大喜功的东林党联合作用下，一系列前后混乱而又错误连连的内外政策叠出，内忧外患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面对关外的皇太极，面对关内的李自成，已经心虚的崇祯皇帝希望可以迁都南京以图后起。可是，东林党人又一次发挥了自己“善于喊口号”的特点，用“背弃祖宗基业、背弃江山社稷、背弃黎民百姓……”，将自己塑造得正义凛然，将崇祯驳得哑口无言。
崇祯皇帝万般无奈下只得硬着头皮“决战都城下”，结果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败，只得吊死在煤山上捍卫了自己帝王的最后尊严。临死之前，彻底醒悟的他留下了“朕非亡国之君，群臣皆亡国之臣”和“文臣人人可杀”的遗言。
文史不假认为，明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不过，这帮自命清高的东林党人却加速了这种必然，自己也终于同大明王朝一起走向了坟墓。@文史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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