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不仅是位优秀的政治家，也是位天才军事家，他早期在“昆阳之战”中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一切。当然，刘秀称帝以后，已很少亲临一线指挥战斗，但他仍然很喜欢在后方遥控将帅，当然这很危险，所谓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大多数情况只适用于战略层面，而像刘秀这样连战术层面都要插手，难免有瞎指挥之嫌，毕竟他没前线将帅了解详情，若是搞错掉，一不小心恐怕害死三军，这种悲剧史不绝书，所以兵法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除非“君”的军事才能远远高于“将”，比如刘秀与他手下将帅，水平就远不在一个档次上。比如当年邓禹平定关中，刘秀命他亟攻赤眉，趁其立足未稳拿下长安！可惜邓禹不听，而一味消极避战，动摇军心，坐失百姓支持，结果其数十万大军，转眼离散殆尽，若不是刘秀及时换帅让冯异出马，东汉大业差点就要被毁掉。还有后来北方彭宠之乱，刘秀派游击将军邓隆援救蓟县的幽州牧朱浮。结果邓隆却将军队驻扎在潞城之南，与朱浮相距百里以上。他的设想是，与朱浮一南一北，伺机与彭宠决战。即便不利，也可以相互倚为声援。刘秀听说后大怒：“两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救？邓、朱二人必败矣！”果然不出刘秀所料，彭宠先攻邓隆，以主力正面迎战，再以轻骑三千自后奇袭，前后夹击，邓隆大败。朱浮相隔太远，驰远不及，只得退回蓟城。
经过这两个教训之后，刘秀对前方战报就更加上心了。除了冯异、耿弇、岑彭等几位“优等生”，云台二十八将中其他二十几位，刘秀对他们都不放心，总要求他们将前方战况动向，主动准确详尽及时上报；包括在汉军中职务最高的大司马吴汉在内。因为吴汉虽然是个作风硬朗顽强的威望重臣名将，但打仗一板一眼，刘秀对他的军事天赋，只有四字评价——差强人意。而且吴汉性格也稍嫌凶暴，部队纪律亦偏差，这让刘秀用起来很不放心。
所以，在东汉开国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场战争伐蜀之战中，刘秀先以岑彭为主帅，让其放手指挥，并不怎么过问，但岑彭被蜀帝公孙述派刺客刺杀后，刘秀无奈，也只能启用吴汉了（冯异已病逝，耿弇父亲病重，也抽不开身）。
好在，益州战场上还有一个武威将军刘尚，此人乃宗室子弟，又熟悉吏事，刘秀便让他当吴汉的副将，并嘱咐他在破城后要好好安抚成都军民，更不要放任汉军掳掠。
部署已定，建武十一年十二月，刘秀便诏令吴汉从夷陵出发，率三万大军溯江而上，继续伐蜀大业。
建武十二年春，吴汉兵至鱼涪津（今四川乐山市北），大破蜀将魏党与公孙永，随即北上接管岑彭旧部，进围武阳县（今四川彭山县东，距成都仅六十公里）。公孙述忙派女婿史兴率兵五千来援，又被吴汉全歼，史兴也战死沙场。吴汉趁胜进兵广都（今四川双流县东南，距成都仅五十里），据其心腹，又派轻骑纵火烧毁了成都护城河上的便桥，以绝其外援。成都外围诸小城蜀军与成都失去了联系，皆大惧而降。
至此，成都彻底成为一座孤城，守城将帅人心惶惶，日夜离叛，公孙述强行弹压，一经发现，立即杀其全家，但还是无法阻止情况不断恶化。可就算到了这种时候，刘秀还是不想多动刀兵，希望能和平解放成都，于是苦口婆心，作最后通牒：“往年朕一再下诏，开示恩信，望公来降，则家族完全；若执迷不悟，委肉虎口，痛哉奈何！今实言以告，我汉军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乐久屯蜀地。此等诏书，不可再得，望公珍惜机会，朕不食言。”
可公孙述还是不肯投降，成都尚有守军十余万，且粮草充足，坚持个一年半载不成问题，大家就耗吧，耗死做数！
耗，就耗呗，刘秀也不怕，他举国之力，困一成都孤城，又所惧何来？
结果，吴汉大军围困成都近半年，公孙述龟缩坚守，就是不降，誓死不降。倒是巴郡那边终于结束了战斗，七月，冯骏攻陷江州，生擒翼江王田戎，全定巴郡。
就这样一直到了九月份，吴汉不想耗了，他想要冒险强攻成都。知臣莫若君，刘秀就怕吴汉心思浮动，所以特意下了一封诏书劝诫他：“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去之五十里，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可步步为营，逼近成都，迫其来战。总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之也，切记切记。”
吴汉这个人，从来贪功好利，此番伐蜀花的时间已经够多了，早超出了他的忍耐极限，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管了，打！于是自领步骑两万余人进逼成都，距城十余里，在岷江之北扎营，又令副将刘尚领兵万余在岷江南岸屯驻，两营以浮桥相连，相去二十余里，以相呼应。
兵法曰：“我专而敌分则胜，而力少分军必败。”吴汉以三万孤旅迫近成都，竟然还要分兵，这不是找死么？当然，兵法又云：“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当初岑彭也是分兵而孤军深入，但刘秀未有半句异议，为何？因为当时公孙述的主力尚在广汉、资中一带布防，成都兵少空虚，正可一趁下之；而今各郡县蜀军皆已败走，全都龟缩在成都城中，兵力已然超过汉军。所以汉军必须与成都保持一定距离，反客为主，坚壁挫锐，步步为营，疲敌再打，这也是当年刘秀扫定铜马之策，也是后世三国时定军山法正破夏侯渊之策；谁知吴汉不听老人言，竟主动分兵凑上去挨打，你说刘秀能不跟他急吗？于是赶紧下诏怒斥吴汉：“朕此前指示你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刘尚分兵别营，若有缓急，何以相救？贼若出兵牵制于公，而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尚未出事，必急引兵还广都。”
然而，一切都晚了，公孙述一代枭雄，岂是坐以待毙之辈？他与吴汉高手对决，却迟迟不肯出招，就是在等对方受不了而先露出破绽，现在机会来了，他当然要让给吴汉点颜色看看！
果然，没等刘秀诏书到达，公孙述已命其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领兵十余万，向吴汉大营猛扑而来！同时遣一万多蜀军牵制刘尚部，令不得相救。
这下糟了，公孙述倾城而出，吴汉汉军遭遇近十倍蜀军截杀，即便幽州突骑再精锐，却也寡不敌众。双方一日大战，吴汉损失惨重，无奈退回营中死守。蜀军将汉营团团包围，日夜攻打不止。
本是占尽上风的围城，如今却被人家给包了饺子，吴汉悔的肠子都青了！好在他这人有个最大优点，那就是作风顽强，绝不轻易认输！
于是，在此绝境之中，吴汉从容召集诸将，激励大家道：“吾共诸君逾越险阻，转战千里，所在斩获，遂深入敌地，至其城下。而今与刘尚二处受围，互不得救，后果不堪设想。今欲潜师至江南，与刘将军合兵御敌。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必败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
诸将闻言，大为感奋，皆道：“诺！愿以死出力。”
兵法曰：“凡与敌战，若陷于危亡之地，当激励将士决死而战，不可怀生，则胜。”又曰：“兵士甚陷，则不惧。”吴汉并不太懂兵法，他之所以还不失为一员名将，正因为他弄明白了战争的本质。战争，就是拼命。
就这样，汉军飨士秣马，坚守不出，挡住了蜀军一波波的猛攻。然后在第三天夜里，吴汉大军忽然衔枚潜出营壁，一夜南奔二十余里，与刘尚军会和。做为掩护，吴汉留人在营中多树旌旗，又命士卒放火燃烧杂物，使营中烟火不绝。
而谢丰等人看着汉军满营的烟火与旗帜，居然就不知道自己围的是一座空营，而真正的汉军早已绕到了他们的侧背。真是一群酒囊饭袋，公孙述的将帅们都如此无能，焉能不败？
结果，傻乎乎的谢丰做出了一个让人笑掉大牙的决定，竟留兵数万继续在江北围营，而自领数万兵马去攻打江南汉营，以为可以一举吃掉更弱的刘尚所部，如此各个击破，岂不妙哉！
吴汉、刘尚见谢丰分兵，不仅笑掉大牙，笑得鼻子都歪了，乃引全军迎战。蜀军皆以为吴汉汉军还在江北，突然见其神兵天降，不由大惊慌乱，加之兵力此消彼长，汉军乃尽占优势，结果双方从早晨激战至下午，蜀军大败，谢丰、袁吉战死，余军皆溃散。
吴汉战胜回营，正值刘秀使者来到，交付诏书。吴汉接诏阅罢，不禁伸舌，直呼皇帝坐知千里，幸亏自己转败为胜，否则真要找个地洞钻进去了！于是吸取教训，见好就收，引大军返回广都，接着又老老实实上了一封奏书，深刻检讨，承认错误，陛下圣明，微臣愚蠢。
刘秀看完奏书，心头大石终于落地。吴汉这人虽然有点乱来，好在运气不错，赢得侥幸，又肯及时改错，孺子可教也！遂回诏道：“公引兵还广都，甚是妥当，公孙述必不敢越过刘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刘尚，公从广都悉步骑赴之，不过五十里，适当值彼等危困，破之必矣。”
就这样，吴汉谨遵刘秀教诲，与刘尚互为犄角，以相呼应，公孙述多次攻打刘尚，正在胶着之际，吴汉便遣广都之突骑忽然插上，往往收得奇效，两个月内八战八捷，汉军又趁胜攻破了成都的外城，进入内郭扎营。（城郭者，外城内郭也）
其实，刘秀能料敌于庙堂之远而屡试不爽，却不是演义小说里讲的神机妙算，而是他深通人性，知道公孙述于窘迫之际，必然困兽犹斗，兔急咬人，所以与其打狗入穷巷，不如守洞引蛇出。所幸吴汉这根打蛇棒，刘秀尚能舞的风生水起，如公孙述之流，绝非其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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