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仰

 

老外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是指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而言。他们认为，人必须具有一种宗教信仰，世界上83%的人都有。在他们看来，没有信仰不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而且此种人物也是非常可怕的。无可置疑，老外的这种认识是对的。信仰是人们对某种宗教、某种主义、某种理想信念，予以尊敬、信服，并奉之为言行准则的心理和实践活动。信即相信、佩服，仰即敬仰、思慕。不可否认，真正有信仰人生活有方向，思想有准则，行为有约束。信仰对人来说，就和吃饭穿衣一样不可或缺。

 

但在中国人有无信仰的问题上，外国人似乎有点主观臆断。一是，他们在信仰问题上以偏概全，认为只有宗教信仰才算信仰，或者说只有基督教信仰才算信仰，其他的一概不算，这一点肯定是不对的；二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基本不知，对老百姓的真实社会生活一知半解。他们并没有深入认真的进行过了解，也未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基本上是不甚了了，因而也就得出了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主观臆断。

 

其实，人生是多彩的，人的信仰也是丰富的。不能武断地认为世人只能有宗教信仰，要承认形形色色的“主义”和理想信念也是一种信仰。“主义”是人们对于自然界、社会或学术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和主张，信仰“主义”同样能产生巨大的能量。法兰西的大革命、美利坚的南北战争、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等等，无不是人们为自己的信仰英勇奋斗的亲历亲为。一种“主义”如果能在一个国家的人民中成为信仰，成为统帅本国人民思想的号召力，正好能够说明这种信仰体系倡导的思想观念，正是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现实需要。

 

上个世纪初，共产主义的憧憬，只所以成为中国社会中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精英们的普遍信仰，完全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造就的。经受了外国列强无数次践踏蹂躏迫害歧视的人们，被洋人“华人与狗不须入内”的告示挡在公园门外的人们，在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中衣不遮体、食不裹腹、饥寒交迫、苟延残喘的人们，饱受有产阶级剥削压迫奴役得不到任何公正公平待遇的人们，身处残酷的白色恐怖随时有杀头危险的人们，均挣扎在朝不保夕的死亡线上。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起来造反，除了砸烂旧世界而别无选择。马列主义真好提供了这样的理论，也就必然的成为了他们的信仰。

 

可，这也正是洋大人们始终所不能理解的，为什么中国人不去信仰可爱的基督，寄希望于美好的来世、上帝和天国，而去信仰什么“主义”的原因所在。洋大人们可能不知道，当时的中国人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太怕死了，因为他们在今世已经活不下去了，顾不上向往来世的美好。人世间从来都是这样，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大；那里的贫富不均突破了人们能够忍受的底线，那里就一定会造反，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民不聊生，活不下去的年代，树起招兵旗，少不了吃粮人。这也是井冈山星星之火所以燎原的真正原因

 

我们必须清楚的看到，信仰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为了使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过上自己信仰的“主义”所描绘的民主自由、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计其数的志士仁人，在所信奉的“主义”鼓舞下，以大无畏的精神，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下定决心改天换地、重振山河，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为建设自由平等、幸福美满的新国家而奋斗终生。这些为信仰献身的革命者，青史留名的只是极个别，多数则默默无闻的长眠于地下。当然他们也永远不会再伸手，向他们付出了生命的胜利，要求任何的回报。

 

在夺取政权之前，“主义”的信仰常常意味着掉脑袋。虽然面对随时需要献出生命的现实，也有抱着侥幸心理赌一把的人，但多数的投机者都会望而却步，所以真正的信仰者大都是真诚的；可悲的是，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主义”的信仰则更多意味着升官发财。因为一个人如果不申明自己对“主义”五体投地的佩服和信仰，就不能加入执政党的行列，也就分不到执政的红利。尤其由于信仰是一种思想观念，别人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听当事人口头或书面的宣示。所以这时的信仰就真假难辨了，有些人的嘴里的“主义”更多的成为了一种口号，成为了个人进步的敲门砖。前不久有人调查，大学生中认为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个人成才有着密切关系的学生高达88.6%，但准备把入党作为自己的一种崇高信仰和一生与之奋斗的目标的学生只占33.3%，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

 

所以说，信仰的前提就是“信”，不相信又哪来的敬仰。一切宗教都说“信”是万般法门之母，这是完全正确的。一个人如果对信仰没有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其他一切敬仰、思慕都将无从谈起。凡是虔诚的宗教徒，都将教义所倡导的最终目标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当然，目前以宗教为幌子，行招摇撞骗之实，破坏宗教者也大有人在。同样，把“主义”只作为信仰的表识，打扮自己身份的一种标牌，根本没有任何身体力行的打算的人也不少见。这种人内心里对“主义”是坚决的不信，口头上却在不停宣教，行动上则与所标榜的信仰背道而驰，并且越走越远，直至完全的背叛。如果有一天也像前苏联一样将“主义”埋葬了，那么不容置疑，这样的信仰者必定是它最得力的掘墓人

 

实事求是的讲，当前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如果老外们不承认那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现在信仰宗教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尤其在社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宗教信仰已经成为了许多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当年为了唤起革命，将宗教定性为“鸦片”而批判。但此一时彼一时，在掌握政权之后，就必须实事求是的承认并充分发挥宗教的麻醉作用。正如中共中央党校的周教授，提出取消大中专课程中有关这个论那个论性质的内容。他说：“这对他们就业和创业毫无用处，是当大领导用的知识。如果学的太多，他们失业了拿着资本论去农民工的工棚，宣传受剥削压迫的理论，将是极大的社会动乱的不稳定因素，为什么执政后还要学革命理论？”

 

倒是，现在比较反常的是，一些口头上信仰“主义”的官员，却在偷偷摸摸的信仰宗教，他们只所以不敢光明正大、公布于众，其原因在于他们所信仰的“主义”是讲无神论的。其实俗话说的好“公门好修行”，如果这些人真正心悦诚服的信仰宗教，用宗教教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用宗教的真善美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最少能按宗教提倡的“节欲”来打理自己，这也是对社会和人民十分有利的事情。可他们实际上与其所信仰的“主义”一样，也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信仰只是为了求得神灵的庇护，升官发财永无止尽。这些人永远不可能成为虔诚的宗教徒，因为他们只相信权力和利益。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信仰是有层次的，因为信仰的人是有层次的。如果我们将信仰的目标定的太高，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那么这种信仰也就只能是一种摆设。当然，那些下决心为“主义”献身的人们，不妨将信仰的目标定高一些，也就是常说的胸怀远大理想。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否更现实一点点的好。即使是高大的革命者，也要有个不断革命和革命阶段的区别，譬如，在60年能够树立起千方百计让老百姓吃饱穿暖的理想信念，那么也就能真正的造福人民了。同时，应该承认信仰是多元的，如果要求全国老百姓只有一种信仰，实践证明了这也肯定是行不通的。

 

的确，我国的汉族百姓固定信仰一种宗教的不多，但从亘古以来就就对天道、良心、命运、报应等等十分的崇敬，形成了一些独特而抽象的信仰。从前许多家庭都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神位，黎明既起、洒扫庭除，然后恭敬礼拜。即便是皇帝老儿，也一定要把自己打扮成天的儿子。普通老百姓们不时就会情不自禁的大声呼唤“天”！因为他们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天理昭昭、天理难容，善恶到头终有报。相信“天”在冥冥之中掌管着这一切，所以历来都宣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当然，因为没有偶像崇拜，老百姓大都说不清楚自己所信仰的“天”到底是个什么模样。读书人用“道”来概括了“天”，可由于理论深奥，对“天”、“道”之间的关系我至今也没有搞懂。只知道中国人对“天道”的信奉、崇敬、仰慕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它时常在影响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构成了中国传统信仰的核心。而这一传统的核心恰恰就是传统道德体系，所以中国人们更注重用固有的道德观念来约束自己。日常生活中对道德的信仰，更是整个信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份，修身养性也就成为了人生的必修课。

 

譬如，人们只所以十分注重自身的德行修养，明白孝悌之道高于一切，就是由于信仰“伦常乖舛，（福报）立见消亡”的道理。有识之士，特别注意低调处世，低水平生活不张扬，也就是信仰“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法则。即使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之人，其实也害怕受自己良心的谴责，因为他们相信“天”就在自己的良心里。信仰天地良心的人们，必然特别的注重自我监督。古人讲君子慎独，一个人能否自律，能否自己监督自己，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当然，更多的人还是信仰社会监督的，对家人、朋友、亲戚、同事、邻居的看法是格外看重的。我们很多人实际上就是在唯恐别人说什么中约束自己，生活了一辈子，“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只能是一句口号。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罗曼·罗兰曾经说：“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它只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信仰的关键在于虔诚，信仰只是使我们去信服，而虔诚可以使我们去行动。中国佛协的学诚法师说，人如果没有恭敬之心，没有虔诚之心，烧再多的香也是无济于事的，反过来对寺庙，对佛祖皆算污染。同样，从政者如果没有恭敬之心，即使能将“主义”宣讲的头头是道也是枉然，不但不能对群众有任何的教育，反过来肯定对“主义”、对政党形成不可估量的破坏。

 

信仰是人生一种崇高的修行，虔诚的信仰就是我们心中的一把尺子，有了它就能丈量自己心灵的高度，衡量人的品行与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