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的六个关键词

亨利希?海涅在评价德国思想家赫尔德的时候这样说道：赫尔德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如此重大，以致于后人都意识不到他的影响了，他的许多革命性见解早已成为了常识，以致于我们都忘记这些思想出自于他。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彼得?德鲁克。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正是德鲁克先生的成功妨碍了我们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因为他具有创新性的观点有许多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东西了。”他的见解的高超性和开创性在一定程度上被他巨大的影响力淹没了。一方面，不少人言必称德鲁克，立论时总是引德鲁克的某句话来为自己的观点背书，另一方面，当我们想深究德鲁克到底说了些什么时，却往往不甚了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谈到过德鲁克的著作难以计数，但研究德鲁克的专著和德鲁克的思想传记却少得可怜。）      与很多经典作家的作品一样，德鲁克也难以摆脱“被引用和谈论得最多但被阅读得最少”的命运。以如此之小的篇幅概述德鲁克的思想并重估其价值是不可能的。要想把握一种思想，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从识别这种思想的基本的假设前提和基本隐喻开始。为此我们从与德鲁克思想最紧密的几个关键词着手。      旁观者（Bystander）      德鲁克从事过多种职业，编辑、记者、证券分析师、教授和管理咨询师，但他对自己职业的真正定位是“旁观者”。“旁观”既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也是他思想的基本主题之一。从11月11日开始（“就在我14岁生日前的一个星期，我惊觉自己已成为一个旁观者。那天是1923年11月11日。”），到他颇具神秘意味地在同一天（2005年11月11日）辞世，他的一生就是一场“旁观者的历险”。对他来说，写作和在大学里授课，就是在充满喧哗和骚动的社会的边缘处以旁观者身份介入社会，做企业咨询就是在商业世界里以旁观者的身份历险，而作为未来学家，他也是站在现在“旁观”未来并参与到“早已发生的未来”之中。      但“旁观”对于德鲁克的意义远不止这些。这要从德鲁克是怎样成为“旁观者”说起。这一天，他兴高采烈地参加一场盛大的游行，并且作为旗手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游行途中的一滩积水戏剧般地改变了他的心情。“是众人驱使我到这儿来的。我尽最大的努力想绕过去，然而身后那整齐的步伐声，源源而来的人潮和划一的动作，好像对我施了魔法。我大步越过那汪积水，到了另一头，我一语不发，把手中的旗帜交给背后那个高高壮壮的医学生，随即脱离队伍，转身回家。”“终于发现我不属于那一群人。”      从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开始，德鲁克一直在探讨“20世纪动荡的基本因素”。群众游行，这种出现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历经两个世纪蔚为大观并登峰造极的社会仪式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鲜有人参透其真正的意义。但德鲁克在不到14周岁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它包含的悖论。由无数个想表达个人意愿和思想的人汇集成一道洪流，追求个性的无数个体却意想不到地被裹挟，身不由己无所适从。游行是组织起来的，但游行队伍只是一种一次性的聚会而不是一个组织，它的目标既不清晰也不稳定，常常因为某个偶尔的变数而与组织者的初衷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驱动这个“组织”的是激昂的“群情”而不是领导力，它追求的不是成效而是快感，而快感最大化的冲动最终极易使这个本来就缺乏领导和管理的临时性组织转瞬之间土崩瓦解，或者异化成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它充斥着旗帜和口号，但既没有清晰界定的目标，更没有达到目标所必需的流程和作业规范，所以即使游行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有志于创造一种新的秩序，但其结果总是必然始于简单的有序，终于彻底的混沌。      当与游行这种现代仪式紧密相关的社会运动造成的动荡在历经两个世纪后终于式微，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年）一书中把启蒙运动以来250年的流行的种种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统称为“社会拯救”的冲动，即一种意在整体性、一次性解决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而又严重缺乏组织和管理，因而缺乏成效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实践。这场历时漫长、规模巨大的社会拯救运动的落幕，胜于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一种只有善良意志和公意而没有相应的组织和管理的改革和改良，不仅无法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国”），而且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适合于作为口号和旗帜的“完美社会”并不存在，但一个借助于发达的组织和可以执行的流程，人类可以建立一个相对和谐的、“尚且可以忍受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