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冯颖
记者：您认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应该跳出“六要素”的框框。具体而言，您认为旅游业应该向“六要素”之外的哪些方面扩展？
马惠娣：对于旅游，我们千万不要理解得太窄，旅游的内涵要丰满起来，要能够和整个国际旅游趋势联系起来。比如说中国有这么好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为什么现在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吸引力反而有所下降呢？
要想办法把游客留下来。比如购的方面，不仅要有物质方面的购，还要有文化方面的购，也就是游客欣赏的内容。国外游客来到中国的一个城市，想喝杯咖啡、休息一下、观察一下中国人的生活，如果没有地方可去，显然是我们的旅游设施配套出了问题。这方面的市场太大了。至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市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人太多，消费水平也不一样，需求层次差距太大，奢侈的要坐专机，平民化的则是10天走11个国家，旅途中每人随身带一个大水杯，但舍不得花几块钱喝杯茶。我们要学会入乡随俗。
要拓展旅游项目的思路。比如修学游，国外已经开展很多年了，除了科研人员、学生之外，其他人可不可以参加修学游？还有公益旅游、艺术旅游等，都很受年轻人欢迎。这些新产品、新市场，在于我们引导和创新。
目前，许多国人对旅游的理解过于肤浅，以为旅游就是“吃住行游购娱”的感官行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们对旅游者、旅游业者的指导、培训也都局限在这6个字上，而忽略了旅游中的人文性、文化性、精神享受性特征，忽略了旅游行为作为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建构、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
此外，旅游具有一种明显的教育意义，它的社会性、实践性和参与性，可以培养人的社会态度、社会责任和丰富人的感情，有利于智力、信仰、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创造。正因为如此，国外创造了许多新的旅游形式，诸如艺术之旅、休学之旅、环保之旅、和平之旅、学术之旅、义工之旅、低碳之旅、自然之旅、省思之旅、探险之旅、体育旅游等，这为发现个性与兴趣，提升践行者的精神境界创造了条件，丰富了当代旅游的内涵与外延。
记者：近年来，中国公民在出境旅游中暴露出的不文明行为，引起各界关注。您认为，提升中国公民文明素质，除了常规的宣传、教育等方法之外，有无其他更有效、更快速的方法？
马惠娣：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人境内、境外的旅游日趋“井喷”，暴露出的各种不文明行为，让人忧虑。“游山玩水”、“疯狂购物”几乎是我们旅游项目的全部。这些就是产生中国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根源。
旅游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门综合性的事业，对个体来讲是全面自由发展自我的行为，因此，必须把旅游与文化、文明联系在一起。讨论旅游，必须超越旅游之囿，即看到旅游与各行各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与文化、与文明的联系。
无论是历史地看，还是以未来的眼光看，“旅”和“游”，都不是与“钱袋子”鼓起来有关那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盯着经济效益。
我们也应该学习国外游客的其他方面，在国外的公交车上、地铁上、火车上、飞机上，大家都是拿出口袋书来读。那些在旅途中玩iPad、看动漫、玩游戏的，90%以上是中国人。
记者：相对于旅游来说，休闲无疑是更加人性化的方式。但在我国现有发展阶段，您认为如何让人们实现并不昂贵、平民化的休闲生活？
马惠娣：近些年，旅游又嫁接上了“休闲”一词，有人说休闲是“旅游的升级版”。在提倡休闲的同时，不能仅仅注重满足人的感官享受。现在国内平民化、大众化、常态化的项目、设施少之又少。
事实上，旅游是人的休闲行为之一种，休闲更多地体现在丰富精神生活方面，更注重人在享受休闲过程中自由全面地发展自我。发达国家注重“精神消费空间”的建设，对图书馆、艺术馆、博物馆、运动场、教堂、街区绿地等方面的投入十分巨大，而且大多是免费、便利和开放的。一方面，旅游的多样化为人的多元选择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将休闲回归到它应有的价值中来。当下，中国人对旅游中享受图书馆、艺术馆、博物馆、运动场、教堂等活动缺乏足够的认识，大家都一窝蜂地聚集在旅游观光景点中，旺季热门景点出现拥堵的情况必然发生。
发达国家实施休闲教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什么是旅行、如何旅行、旅行应该获得什么，从幼儿时期就开始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业界的商业道德、服务理念有明确的标准。国际旅游组织于1945年就制定了“旅游公约”。政府的管理不能缺位，但也不能错位，“以人为本”、“关注人的感受”、“让人从中成长”，这些目的在政府的管理和指导中必须体现出来。专业教育必须突出旅游中的人文性和创造性。
目前，中国旅游需要“祛魅单一专家”，需要跨学科、跨文化的共同参与，尤其需要人文学科中的营养。将“旅游镶嵌在生活中”，处处是美景，人人是游客。均衡、平等地享受各有特色的旅游生活。从大的方面讲，旅游必须服从世界趋势，走自然、淳朴、节俭、低碳、绿色、和谐之路。归根结底，回归到“天人合一”、“人文气息”的文化传统中。这是政府的责任、教育的责任、专家的责任、商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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