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德国的民间公司“海底探索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西侧靠近勿里洞岛 的近岸边水下处，发掘到一艘阿拉伯式的传统独桅帆船遗存。经过初 步勘验，确认此艘帆船当时可能因触礁撞击而失事沉没，之后工作人 员便将之命名为“黑石号”。后经打捞，该艘沉船 遗骸内不仅出现如金银器、铜镜、香料和玻璃等多种材质的珍贵遗物， 更包括数量高达七万件左右的陶瓷器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九世纪中国唐代所制造的物品。这项惊人的发现，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水下考古成果之一。
东西帝国与海上贸易
九世纪的亚洲，可说是由东、西方两个强大帝国所主导——在东方为中 国唐代皇室、西方则是阿拔斯王朝。唐代国势达到鼎盛的 七至八世纪前期，其疆域从东海延伸至中亚，并与新兴的伊斯兰势力产 生碰撞，八世纪中期怛罗斯之役后唐朝退出中亚经营；而八世纪中期起 接续倭马亚王朝的阿拔斯王朝拥有当今伊朗、伊拉克、埃 及和北非的广大领土。从七世纪开始，唐朝与伊斯兰地区的互动就非常 密切，除了人民行旅往来，商业贸易.宗教传播和技术转移等交流更是 盛况空前。至九世纪，伊斯兰的消费活动与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顶峰， 两地社会菁英及富豪对于外国奢侈品、珍稀原料和异地物料的需求急速 升高。过去在内陆地区的交通运输，以横跨中亚沙漠的丝绸之路最为重要且出名，而九世纪起途经南方海域的船舶航行运送模式 亦蔚为风潮，黑石号便是当时参与其中的船只之一。
不同于中国传统船只的制作，黑石号无论是外观设计抑或内部结 构，都属于阿拉伯式的帆船样式。其船体主要是由椰子壳纤维制成的 绳垫拼装而成，较少使用钉子来组装船板。这是当时在南方海域航行 的船只常见的特色，这样设计主要是为了避免风浪侵袭、稳定船身。 针对此点，馆方也特别打造黑石号复原模型，让观众能在展场内一睹 风采。另外，根据陶瓷学者谢明良的研究指出，黑石号可能于江苏扬州解缆出港，其最终目的地是波斯湾著名的贸易港口希拉夫。 最新相关报告则透露，这段航程极有可能更远至巴士拉,然后再经由次要航线将物品运往埃及与东非。在九世纪亚洲航海版图 里，除了唐朝与阿拔斯王朝的积极参与，更有不少东南亚王室如室利 佛逝和夏连特等加人其中，他们都从国 际航贸中受惠，共同缔造热络的商务活动。
发掘、修复与定年
黑石号的发现颇具传奇性。话说1998年某日，一名当地渔人起初在 勿里洞岛岸边潜水，只是为了找寻海参食材，却突然发现一艘沉船遗 迹。在外籍专业考古人员进驻之后，开始进行为期数年的发掘打捞与 清理修复工作。根据相关报告指出，黑石号沉船的体积并不大，长宽 分别仅有18米与6.5米，但整个船身到处塞满货品，估计约有七万 多件器物，总重高达25吨。除了少数外地香料和玻璃制品，多数属 于中国产物，包括湖南长沙窑瓷器、白釉绿彩铅釉陶、广州窑系青瓷、 浙江越窑青瓷、河北邢窑白瓷和几件罕见的唐青花。另外还有不少精 致的金银器与铜镜，富丽堂皇的造型与风格，都显示出与皇家宫廷的 密切关系。
在整理沉船文物的分类过程中，现任职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研 究员的陈玉秀，曾发现一件长沙窑釉下彩绘碗，其上具有阴刻“宝历 二年七月十六日” （826)的铭记，同时在沉船内发现与此类型相似的碗具数量亦多达数万件。此外考古人员也对出水的沉香树脂、八角 香料和船身木材进行科学检验，发现年代都属于七世纪末至九世纪末 之间。加上沉船中还有数百枚唐代铜币，皆铸有“开元通宝”或“乾 元重宝”字样。这些实质证据无不显示出黑石号的确切活动时代，即 公元九世纪的晚唐时代。
对于外围买家来说，物品确切的产地来源并不是他们关 注的重点，只要是质量精良的佳作，必定会受到各界的 喜爱，一如当地人士所赞叹这些中国白瓷有着“如白色 珍珠般的表面，就像是从一轮明月上刻划下来”。
湖南长沙窑制品
黑石号沉船陶瓷里，湖南长沙窑制品的数量最多，包括55000件碗 具和其他种类的器物约2500件，显示出唐代制瓷业的成熟发展与热 络的外贸需求。现今学者一般认为，当时长沙窑器的出货港口应在扬州一地，而非位于南方的广州。另外，由于过去在东南亚与中东地区 也多次发掘出长沙窑瓷器，似乎能证明此款陶瓷在当时作为外销商品， 颇受当地使用者的喜爱。
此批数以万计的长沙窑碗具，外观造型多以直口、弧腹和浅身者 居多，并在碗身内壁绘制褐、绿相间的各类纹饰。图案包括山水花鸟 和奇珍异兽，有时更可以见到以汉文书写的诗文题记，题材内容变化 多端、设计出奇。观者在每件长沙窑碗上，皆可发现口沿的内外两侧 四处有着两两对称略呈半圆形的釉上褐斑，看来这种装饰技巧在当时 长沙窑的工坊中颇为流行。除了碗具，同窑出产的带把注壶，壶身上 亦可见团扇形的褐斑，进而成为长沙窑器的著名特征之一。
白釉绿彩陶器
在黑石号沉船中，约有200件白釉绿彩陶器，包括注壶、盖壶、杯盘、 碗具和钵盆等。多数文物都在器胎上涂抹白色化妆土之后，进而施加 低温透明釉料，然后再装饰绿彩斑纹或是直接涂抹淡绿色釉。在这些 器物之上，陶工还进行多种装饰手法，像模印贴花、阴刻划花和贴塑 等，正如一件受到瞩目的“狮把龙首流壶”所示。此器壶口和壶肩中 为狮形把，注流则呈龙首状，具体呈现当时陶工精湛的制作技巧。至 于此类陶器，究竟出自中国何处窑场？答案却是众说纷纭，陕西耀州、 湖南长沙和河北地区都各有专家学者支持，但根据考古团队的科学检 验报告指出，这批陶瓷应该来自河南巩县。最终确切答案为何，值得 研究者继续深耕探寻。
施用钴蓝装饰的唐三彩载乐骆
此次展览中，被新闻媒体称为“勿里洞壶”明星展品的是一件“白 釉绿彩高足长柄壶”。此巨型把壶高达104厘米，壶身具有细致的线刻 纹饰，整体呈现出华丽气象。瓣口和壶肩饰有云纹，壶颈和高足划有莲瓣， 唐草纹和几款几何形花叶纹也出现其间，使整件作品外观富有缤纷元素、 又带有一股秩序感。与此作品相伴的还有一只造型精美的“绿釉带榫龙 首”，因为此件插榫与把壶的瓣口能互相扣合，所以考古人员便将之视为壶盖组件。尽管有若干学者对此说法提出疑虑，但仍旧不妨碍观者欣 赏此壶的杰出造型和匠心独运的美感。
南方青瓷
在这批沉船出水陶瓷内，许多青瓷作品皆来自中国南方产区，主要属 于广州窑系和浙江越窑。广东窑系青瓷，以胎骨厚重且釉色青绿明亮 者最为出色，器形包括壶罐和碗具，尤其是这些碗器以敞口、斜弧壁 的圈足或是璧足碗的数量为最多。若将此批作品与岭南广东梅县唐墓 出土的青瓷相互比较，便能发现其外观造型和制作特征几乎如出一辙。 这不但可以确认黑石号上的广东青瓷是出自梅县窑区，亦再次证明岭 南青瓷是唐代外销瓷运往南洋和中东地区的主要出货品类之一。展品 中有只“双系带流罐”便是属于广州青瓷制品，尽管在千年之后已难 见其青绿釉彩，但在罐身外包覆着层层珊瑚贝类化石遗迹，透显出时 光流逝的历史沧桑感。
而在浙江越窑部分，黑石号沉船内约有200件相关作品，例如常 见的敞口斜直壁璧足碗、仿金银器的委角盘和唾壶等。装饰手法方面， 不仅有划花疏朗与繁密两种样式存在，亦有不少单纯素面的作品，而 这些唐代时期越窑作坊的风格表现，对于稍后宋元时代龙泉窑器亦产 生直接影响。此款划花技术有时也与镂空装饰相互结合，例如展品之 一的“镂空熏盒”。在许多沉船所出的盖盒中，亦可见到划花与素面 同时并存的设计案例。主办单位曾对一件“划花鱼形穿带壶”指出， 这种双鱼造型的象征是为佛教八宝之一（梵文为Makara，古 代中译为摩羯），代表着印度恒河（Ganga)与亚穆纳 河（Yamuna)两条圣河的交会之境，反映出中、印 两国之间佛教图像的交流现象。
北方白瓷
在沉船所出水约300件白瓷当中，绝大多 数出自河北内丘与临池地区，也就是以邢 窑系为主的产物，当中包括不少杯碗、杯 托和注子等器形。邢窑白瓷的外观特征 以“如银似雪”著称，非常受各地使用 者的欢迎。大约在公元851年，巴士拉 地区一位名叫苏莱曼（Sulayman)的 商人，便描述此款陶瓷的外观“精致得 如玻璃器皿，仿佛可以看见水光般的存 在”。如果说上述提及的南方青瓷外观色 泽如玉一样，那么北方白瓷的色调便可以 白银比拟，这种“南青北白”的制瓷风格，一直是早期中国陶瓷史的基调。尤其将这些器 皿拿来饮茶或是喝酒时，晶莹剔透的釉色更能凸 显出饮品茶汤，对于饮食习惯特别讲究的中国文人 雅士或是富商贵族阶层，莫不以此为趣味。
当时与邢窑制瓷风格相近的还有河北定州曲阳的定窑作品。但在九世纪的唐代，两地所产的部分白瓷 器皿实难加以区分。特别针对位于扬州或是广 州的海运商家来说，因为地处遥远，不易直接 从产地收购物料，所以绝大多数都由中介商从 各处征集，再予以集中出港。由此我们可以从 黑石号沉船上，见到有可能是来自定窑或邢窑 的白瓷作品。其实对于外国买家来说，物品确 切的产地来源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只要是 质量精良的佳作，必定会受到各界的喜爱，一 如当地人士所赞叹这些白瓷有着“如白色珍珠 般的表面，就像是从一轮明月上所刻划下来”。
唐青花
黑石号沉船虽然仅发现三件器形完整的白釉钴蓝彩器，但造型别致珍 贵难得，是研究唐代青花瓷发展的重要标本。其中一件为弧壁圆盘， 另外两件为口沿外卷的折腰式盘。尽管每件盘面的蓝彩纹样不一，但 是基本构图都仍以菱形花叶为主，并在口沿处装点叶形纹饰。根据科 学检验结果显示，这些作品都应属于当时河南巩县窑场的制品，是中 国早期青花瓷营销世界的实质证据。更可以想见在500多年后江西景 德镇青花瓷业的兴起，进而席卷欧亚各国文化圈的盛况。这幅唐代青 花瓷器对外贸易的情景，可说是日后中国青花瓷发展繁荣的序曲篇章。
金银铜器
这次黑石号沉船遗物展中，除了陈列来自不同窑场的瓷器，馆方还展 示多款金杯、银盒与铜镜作品。这些珍贵的金属制物是在黑石号的船 舱底部发掘出来的，许多都藏匿于甲板的隙缝之间。其中“八棱胡人 伎乐金杯”，可算是全场最受观众注目的焦点展品。此杯整体全由黄 金打造而成，以唐代当时的物价指数换算，这件作品的制作费用是彼 时一位低阶官员十年的薪资所得。在杯身的四周共有八个人物造型， 包括一位舞者与七位携带不同乐器的演奏乐师，从其面容蓄胡与衣袖 服饰上来看，可以断定他们皆来自中亚地区，让人回想起唐代胡旋舞 流行的风貌。杯把上方更有一对西域人物头像，彼此靠头，各自往左 右两方而视，似乎反映出中原金工技术与中亚银器造型的混合创作。
铜镜方面，则有29件作品被发掘出来。从数量上看，这批对象应该是交易商品，而非属于私人用品。它们的装饰图案则包括吉祥花鸟、珍稀走兽和伎乐人物等题材，这与所知的唐代铜镜内容大同小异。 其中有六件铜镜的纹饰属于瑞兽葡萄纹系列，雕铸手法流畅华丽而连 绵对称，充斥着域外文化色彩。此外还包括汉代中期与六朝时代的古 镜各一件，应归属于当时的古董品项。另一个带有四神八卦纹饰的铜 镜则附有铭文，纪年为公元759年，是专门为唐代皇室进贡的“江心 镜”。这些珍稀古物贡品的出现，也透露出黑石号上货运商品的多元 特色与外国买家的特殊需求。
本文来自《典藏·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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