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冬
弄清楚一个有着伟大著作的作家生平，对于后世自有裨益，无容赘言。尽管学术界有些人对于《水浒传》究竟是不是施耐庵所作，还有所怀疑，但也举不出有力证据加以否定。尽管有着丰富的材料，证明《水浒传》是在民间故事、戏曲、话本基础上发展而来，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以前的水浒戏和《水浒》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第一部用白话体写的农民革命长篇小说，在我国文学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是不能低估的，尤其它把农民革命中的群众英雄人物，作为描写的主体，其形象鲜明、生动成功，可以说至今还无人出其右。
我和黄清江同志，曾于一九五二年向《文艺报》提供过《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发表于二十一号，同期发表有丁正华、苏从麟的调查报告。到六十年代，又见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新的资料与研究论文。最近我又翻阅一些府志、杂志，走访一些地方和人物，我认为已经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把《水浒》作者施耐庵的生平，作如下的概括：
施耐庵原籍苏州，生于元贞二年（一二九六），舟人之子，十三岁入私塾，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岁或三十岁中举，三十五岁中进士。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之间官钱塘二载。后与当道不合，复归苏州。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六十岁，张士诚据苏，征聘不应；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后流寓江阴，在祝塘镇教书。七十一岁或七十二岁迁兴化，旋迁白驹镇、施家桥。朱元璋屡征不应；最后居淮安卒，终年七十五岁，为洪武三年（一三七○）。
一 旧疑新释
当一九五二年两篇材料发表时，作者、调查者与编者，对此曾有三个重要疑点：（一）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中有云“殁于明洪武庚戌岁”，如系明人作志，与体例不合，应称“殁于国朝洪武庚戌岁”，因此全文都可能系伪作。（二）据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卒于明洪武庚戌，即一三七○年，而杨新所作《故处士施公墓志铭》说施让（施耐庵之子），生于洪武癸丑即一三七三年，这是一个矛盾，怎么可能父亲死后三年才生儿子呢?（三）查元史辛未无科举，则施耐庵保得而为辛未进士?
对于这三点，我现作如下解释：
（一）关于“殁于明洪武庚戌岁”的“明”字不合体例，我以为是明以后传抄者不知体例（施氏族谱无刻本，皆手抄），恐读者误解而擅自改动的（后面有例可证）。此一字之讹，不足以证全文皆伪。
（二）施耐庵死后三年方生子让之谜，是这样：施耐庵无子，死后三年或更多几年，才由未亡人决定，过继让为子。一个人死后数年，方过继兄弟之子为子，这在旧中国并非罕见，不足为奇。在修谱时或子孙讲述时，也不必非说明是继子不可。而且丁正华、苏从麟一九五二年于施家桥召开座谈会，施氏后裔称：“施耐庵兄弟三人，长即耐庵，名彦端，传白驹及施家桥一支；次名彦明，传苏州阊门外一支；三名彦才，传兴化施家庄一支——施家桥东北十余里。”这正好证明施耐庵死后，是有侄子可以过继的，彦才子或彦明之子，彦才之子可能性为大，因靠近。
（三）关于辛未无科举问题。这是作者当时自己提出的疑问，也是近人戴不凡证明无施耐庵其人的重要证据，查《元史》确是辛未无科。但是我近来查《浙江通志》却明明记载着：“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张宗元（开化人），刘基（青田人，御史中丞），徐祖德（青田人，中书省管局），乐岘（青田人）。”不仅辛未，也记载着上一年庚午王毕（?）榜，赐进士者有陆景能等十三人，下面是至顺三年壬申，有宇文公谅。综观该府志科举记录，自至元二十三年，到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杨倪榜共二十三次。时间间隔，极为紊乱。余阙《元史》有传，云元统元年（一三三三）进士。但《浙江通志》为什么有同时四人“辛未（一三三二）进士”的记载呢?
我以为这证明元代的科举制度及其执行，十分混乱。如果辛未无进士榜的发布，《浙江府志》不可能有四个人的具体记载。《明史·刘基传》，含糊的说刘基是“至顺间进士”。刘在与施耐庵同为辛未年进士，或同为庚午进士，则为“同年”。民间故事中传说与施耐庵为“同学”，当是由此而来。又他们同是江南人，到大都去会试，认识的可能性当然是极大的。 又据丁正华采访白驹镇陈永年转述施藩（施谱后序作者施振远的侄儿）的说法：“施耐庵原住苏州施家桥，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或三十岁中举，三十五岁入翰林。”又据兴化刘仲书提供材料：他于一九一九年为修县志到白驹采访，闻杨小岚言：“耐庵是苏州阊门外人，父亲是撑船的。十三岁到浒墅读私塾，二十五岁以后被苏州官吏于诸色户内特别推荐有孝行信义，及到庚午一科会试，中了进士。”
全面考虑这些记载、传说、碑位、墓、谱序，我以为应该承认“辛未进士”是无疑的。所以当时的三个重大疑点，现在一个也不能成立。至于有人说，封建社会的风气，修谱者往往采一个名人作为自己的祖先，以光门第，因疑施耐庵是施让采的祖先。请注意：①采的那名人必须远而无据，决不会采近人作自己的祖先；②作为施氏不必另采，已有孔子弟子施之常作为他们的远祖。（按：施之常确为孔子弟子，唐赠乘氏伯，宋封临濮侯。）在封建社会“孔圣人的弟子”名气比一个县知事大得多；更不必说小说家在当时是毫无地位可言的。所以这怀疑同样也不能成立。至于五十年代有人说：“王道生的墓志绝对的不可靠”，因为他没有提出“绝对不可靠”的理由，所以也无从反驳。近见戴不凡《小说见闻录》，疑施耐庵即是郭勋，说来说去，也只是疑而已。至于他断定王道生所撰墓志是假的，有五大理由，之一：“墓志铭是刻在石板上埋在坟里的，这是自有墓志以来的老规矩；怎么这篇墓志铭的末句竟然说‘因作墓志以附施氏族之谱末焉’……”他的立论根据并不完全。墓志铭如当时刻好，的确一般皆埋在坟里；而后做的墓志铭则不一定埋在坟里（不愿重破土），有祠堂则放在祠堂里。况且王道生在墓志里已说得很清楚；“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所以迁墓是在去年，作墓志是在“今年”，当然即使刻石，也不会重新埋在坟墓。据原守祠者说，祠里原有碑石十余块，王作墓志，当是其之一吧。又查胡瑞亭原文尾“纯洁也”下有一注：“墓志只此，下已剥蚀。”则似见原碑石。其他几点，我在上面已作解释。
二 关于“官钱塘二载”
查康熙《钱塘县志》“官师”一项：“元。至元三年，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为上县。钱塘为上县。秩从六品，首达鲁花赤，次尹，次丞，次主簿，次尉典史。达鲁花赤无考，以蒙古、色目为之，汉人与南人不与，尹一人，赵渊复，世次无考。县丞一人，顾仲信，世次无考。”全部记载即如此而已。无施耐庵。但整个元代，只有尹一人，县丞一人，其缺略可知，所以不能据此断定施耐庵未曾“官钱塘二载”。
关于元代的官师及选举，记载简略是普遍现象，如《江南通志》载：“路府州郡以蒙古人为之长，皆达鲁花赤，俗亦谓之监州，以汉人为守副之，皆称总管，总管以下有同知，以回回人充之（说见灵寿志）。”“每县各有达鲁花赤掌县之印，以知县为尹，掌判署事。上县置丞。中下县但设簿尉无丞。”
至于有那些“达鲁花赤”，那些“守”与“尹”，《江南通志》概付阙如。但这里弄明白了一点，即某人为县知事（尹），他只是第二把手，没有其他朝代县知事那样的权力；上面还有一个蒙古人或色目人作主。一般说其时蒙古人无文化，还要作主，第二把手受气可以想见。按元朝的制度，赐了进士，经过铨注，一般都是有官的。如皇庆四年二月会试：“……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也就是说七品进士正好作县知事（尹）。
依兴化刘仲书于一九一九年到白驹所见，施氏宗祠中，神主牌位这样写着：“元至顺辛未进士任钱塘知县迁兴化始祖施公耐庵之神主。”至于在施氏后裔家中供奉的，则如一九五二年《文艺报》文章所介绍：
考 公耐庵府君
元辛未进士始祖 施 之位
季
妣 门 太孺人
申
这些都是施耐庵“官钱塘二载”的铁证。那么明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所记“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明高儒的《百川书志》记载着“《忠义水浒传》一百回，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样即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也互为印证。三家互证如说还不可信，那么究竟还要怎样才谓之可信呢?施耐庵不中进士则不能做钱塘知县；不住过杭州，就不能有“武林施某”、“钱塘施耐庵”的记录；时间不同，互不为见，又如何共同伪造?唯一的解释，都是共同根据于事实。
三 自苏迁兴化辨证
如一九五二年《文艺报》公布的多种材料，皆云施耐庵自苏州（或说阊门，或说施家桥）迁兴化。丁正华更于一九六一年所作的《关于施耐庵的传说》（《江海学刊》六月号）一文中，介绍了一个重要材料——刘仲书所提供的施耐庵与顾逖的赠答诗两首。顾逖诗是：
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逢一笑旧同寅；
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施耐庵的诗是：
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好住家。
愿辟草莱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
据刘先生说，这是元末明初之际施耐庵由苏州迁居兴化时事。刘先生介绍时有注：（一）阳山在兴化城西半里，为战国时楚将昭阳葬地，后为兴化之别名。（二）“李子如瓜”句是当时童谣：“李生王瓜，民皆无家”（至正十六年，彰德六月李实如瓜）。查明万历十九年、康熙二十三年、咸丰二年诸本《兴化县志》及康熙二年本《松江府志》均有关于顾逖的记载。顾字思邈，兴化人。元大德间举人，至正年间进士，至正十九年至二十二年任松江同知，后迁嘉兴路同知。关于诗的来源，刘先生说见于一九一三年左右金逸园所编《楚阳十日报》。当时曾询金出处，金说得自顾石荪手抄先人九苞公遗墨中。查咸丰二年本《兴化县志》，顾九苞为乾隆四十二年拔贡，四十五年举人，四十六年进士。关于这两首诗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实无容置疑。可说是施耐庵自苏迁兴的又一铁证。
但是这里还要进一步追问，以上这些都是从兴化方面所得的资料，如果施耐庵实自苏州迁来，那么在苏州方面，是否可以找到某些资料可资佐证呢?有的。近查康熙《苏州府志》有一记载：“施家桥，府城东南隅，长洲县桥，在府学门东。”
查乾隆《吴县志》同有记载：“城外十八巷”，其中“施家巷（有施子祠故名）在怀胥桥北”。再查祠庙栏目，则有这样记载：“施子祠在阊门外，久废。雍正十三年贤裔施濬文等请改建于元和县利一图，祀临濮侯施之常。乾隆六年又呈请复祭，巡抚陈大受批，每岁拨银四两，以备两丁祭品。”近实地考察，有大、小施家弄，确在怀胥桥北（后名大日晖桥，跨胥江）。大小施家弄现无一家施姓，显为前代遗留。
这就证明了：无论阊门外的施家巷，城东南隅的施家桥，加上元和县的“利一图”，当时都有姓施人家，而且“施之常”是他们共同祭祀的祖先。至于阊门外施家巷与城内施家桥，是从此迁彼，还是从彼迁此，皆可通释而不矛盾。
回头请看一九五二年《文艺报》发表的陈广德在清咸丰四年做的《施氏族谱序》云：“白驹施氏耐庵先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后由兴化定居白驹场。其第二世处士君，杨一鹤先生曾为墓志铭，乃于 施氏之自称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及施氏为先贤施之常之裔种种传说，皆未载。”如果施耐庵不是自苏州迁来，则兴化白驹场的施氏后裔，怎么能知道苏州的施氏祭祀的是施之常?事情怎么能这样巧合?须知陈广德作序距明初已五百年了。
又一九五二年发表的转抄的胡瑞亭《施氏世籍》一文里有云：“施氏后人云，家本淮安籍……至十七世祖述元公迁于现里。”这两句话曾使研究者迷惑不解：按施氏族谱世系及王道生墓志及祠堂中的神主牌位，皆称施耐庵为始祖，则其孙述元应为三世，为什么说是“十七世”呢？近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新闻报·快活林》的胡瑞亭调查原文，此问题才豁然开朗。原来胡瑞亭的原文是：“所供十五世祖讳耐庵”，而是前面转抄的“所供一世祖，讳耐庵”，“十五世”换成“一世”，是施氏后裔转抄胡瑞亭文章时的擅自改动。——这就证明前面我所说的“国初”改为“明朝”的推断，不足为奇了。既然施耐庵为十五世祖，那末孙子述元当然应该是“十七世祖”了。戴不凡在《小说见闻录》中关于“十五世祖”论断的错误原因，就在于他不明白施耐庵是十五世祖，并非后人向上倒数，而是苏州的施氏有个更大更早的族谱，施耐庵在苏州的总谱中为十五世，如果现在能从苏州找到一份施氏总谱，必将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至于戴不凡说：“关于施耐庵系盐城人说，首创于范烟桥，据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新闻报·新园林》范烟桥《施耐庵之谜》……当年《文艺报》所载有关施耐庵墓志发现，实与范烟桥文有关。”此纯系戴不凡的臆断。
现苏州图书馆收有《施家族谱》一部，系崇明一派的联宗谱，其中注明“于姑苏一派未稽”，故谱中找不到记载可以证明，也不能作为反证。但该《施氏族谱》中说，崇明一支是宋末元初自苏迁去，远祖坟墓在吴县竹山、长洲阳山，则也证明了宋元之间至明初在苏人口甚多，又《谱》中亦称为施之常之后。
四 何时迁兴化
既然由苏迁兴化，那么究竟为什么迁兴化?又于何时迁兴呢?一说是“元末明初避张士诚之乱”，一是说“洪武初”，相差虽不大，仍须加以考察。迁居是大事，又是远迁，相隔数百里，非有重大事故或为形势所迫不可。按淮安袁吉人编《耐庵小史》略谓：“耐庵生于元，与张士诚部下元亨相友善。……闻耐庵名，徵聘，不至。士诚乃枉驾造其门，家人不与见。士诚入内，至耳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也……正四十五回矣。”这当然是张士诚据苏州以后的事。按《明史·张士诚传》：至正十四年据高邮，十六年二月陷平江，士诚自高邮来都之。当时施耐庵六十岁（至于施耐庵自四十岁至六十岁二十年间在杭州住多久，何时回苏州，无任何资料）。
因此，施耐庵的所谓“避张士诚之乱”而迁兴化，不可能在张士诚占苏州之前。而既据苏州之后，虽然因不应聘，“士诚弗悦，拂袖而去”，也未必就感到重大威胁，而迁居不可。从至正十六年到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称吴王、至正二十五年朱元璋下令讨张士诚，这段时间，苏州静无战争威胁。
施耐庵当然还在继续写他的《水浒》，中途不能辍止。但是不应张士诚之徵，“士诚弗悦”，他心里有着余悸，觉得避避为好，乃是情理中事。于是他便在六十几岁出游，最后到江阴徐麒家教书了。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写他的《水浒》。关于施耐庵在江阴祝塘徐麒家教书，留有一大批传说。其中有关《水浒》四十五回后打“祝家庄”打“曾头市”取名的传说，特别具有兴味，但不能成为考证的根据，顶多只能算印证而已。发表在《江海学刊》上丁正华的调查，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一节：
至正末，耐庵访友，流寓江阴，“在一贵人家讲家”。……大宅里、老阳岐一带徐氏族中，曾保存一副对联，联语是：“读宋学赞言，高风世仰；观施耐庵卜兆，大地名扬。”对联为江阴北渚奚黼恩撰书。《江阴青衿录》载：奚为光绪年间贡生。据徐姓老人介绍，此联约成于光绪十年至二十年间。上联的典故是说宋濂为其祖先千十一公作过像赞，下联说的就是施耐庵为其祖先徐麒卜地的故事。徐麒，大宅里人，字本中，号心远，洪武中举人，为太祖使蜀有功，赐一品朝服，不愿为官还乡。徐氏族谱中有关于他的记载，宗祠有他的镶金牌位。我们访问时，徐氏的府第遗迹犹存，规模之大，确属罕见。仅府中水井，即有十三口之多。徐氏墓道，也碑碣林立，华表对峙，使人想见当年气势，相传大宅里前面有个东林庵，就是施耐庵教馆著书的地方。连馆址都有了。
施耐庵与徐麒为友，并在其处教书讲学，我以为没有什么反证可以推翻。徐麒富有家财，并有才学识见；非如此人家，中过进士做过县令的施耐庵，不会在那里教馆，兼为避世。
在江阴祝塘大宅里流传的几个民间故事中，最值得重视的一个，是关于“早肚稻”的故事，略谓：徐家每年种庄稼，都要请教施耐庵。这年春天，该下种了，徐家又问施耐庵该种什么好，施耐庵说，把各种稻和在一起种吧。……后来朱元璋征张士诚，兵败牛角塘，军马都生马瘟。刘伯温说有个同学施耐庵，很有才学，在江阴坐馆，定能医治，说时，已有人送“早肚稻”来，……军马食之皆愈，徐家因之发一笔财。朱元璋派刘伯温去找施耐庵，施耐庵也避之不见。
这带着无限夸张色彩的传说，自不足信。但是按《明史·太祖纪》有谓：“至正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士诚窥江阴，太祖自将救之，士诚遁，康茂才败于浮子门。”也就是说，朱元璋这时候自将兵至江阴作战是事实，刘基当亦随行。传说的产生与这史实当有某种联系。
也就是说，至正二十六春（一三六六）施耐庵七十岁那年春天，是施耐庵可能迁兴的上限——感到朱、张大战迫在眉睫而迁居；但是可能性还很小，因为徐达将兵，正在江北淮东遍收县城，连续作战，包括高邮、兴化。那里是主要战场，在大乱中，施耐庵不可能搬住兴化。及至这年八月，江北皆定，朱元璋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万讨张士诚，十月“围平江”（苏州）。翌年七月，苏州城破，张士诚被执。这中间九个月，阊门与葑门（东南门）皆是主要战场（《苏州府志》与《吴县志》皆有记载）。这九个月间，明兵是在城外筑土城，把整个苏州城围起来，重兵包围，大战迫在眉睫，又有充分的时间可逃。尤其是如果施的家是住在阊门外，在两城之间，逃出战场更易；那里也最恐怖。所以我以为在这九个月间，逃出苏州北迁兴化的可能性为最大，即一三六六年冬至一三六七年夏之间。因为苏州城如果已破，就无需搬家了。——果如此，则可定施耐庵“迁兴”，为七十岁至七十一岁时事。
但是以上的推断，是根据搬家原因是“避张士诚之乱”确定的。这并不排斥另一种可能，即搬家原因是“避朱元璋之徵”——如果是这样的原因，则迁兴的时间，应该是一三六七年秋冬至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春夏，施耐庵七十一岁至七十二岁时。即在苏州城破之后，至第二年春夏间事。这除了上面已经引证过的一九五二年发表的材料，另外还有两个材料可供参证：
甲、一九三三年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的《古本水浒》，梅寄鹤的叙言中说，他曾买到一本书，叫《梦花馆笔谈》，手写体，没有作者姓名，只有一个长方形阴文图章“怀书去洛抱剑辞秦”八字，还有一个阳文图章刻“伯绥氏”三字。内容是数十则长短笔记，十分之七是记载元末明初的朝野见闻，其间有一则关于《水浒》的笔记：
施耐庵不知何地人，或云原籍东都，或曰钱塘，与刘青田为同门师兄弟。青田先生尝仕胡元，耐庵以为耻，致书诮之，友谊遂绝。耐庵博通古今，才气横逸。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一切技术无不精。洪武初隐于江阴，设馆授徒，从学者甚众。每为人卜决疑难，应验如响。邻近有病者，自往诊视，药之无不愈，群诧为神。每当春秋胜日，自携书一卷，一榼，一奚僮载酒前后，登山临水，倾尊狂饮，放怀长吟，超脱潇洒如神仙。自言青田刘伯温长于为政而拙于军旅，中驷才耳。苦余不仕则已，仕必文为宰辅，武致将帅，握兵十万定天下，如下棋一局而已。尝取梁山泊故事，拟天罡地煞一百八人，著成《水浒》一百二十回。文笔精工，状物肖妙，坊贾喜而刻之，风行遐迩，贾因而致富。此书后辗转流入禁中，太祖见而恶之曰：“此倡乱之书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必贻大患”。密令疆吏捕之，兵至日，耐庵已先夕遁去，莫知所终。
乙、梅寄鹤在叙文中又引江阴徐晋壁告诉他的江阴关于施耐庵的几则传说，其中之一：
施耐庵不知是何地出身，他是个多才多艺的奇人。元末的时候，他和刘伯温同拜一位先生读书。说起来他们是同窗兄弟。洪武年间，他住在江阴的祝塘镇上，坐了一个塾，收集了许多学生，教书为活。刘伯温先生曾经上了两本，在洪武皇帝前保奏道“施耐庵本领胜臣十倍，若教他做官，一定有好的政绩。”洪武帝准奏，下诏书到江阴召他进京，召了几次，他只推脱有病，把圣旨谢绝了。他有通天的本领，除了做文章，他又会医病、卜易、命相、看风水、打拳等等……。
从《梦花馆笔谈》，到江阴传说，到兴化的墓志（施让），几种不同材料来源，都说洪武初屡征不应，实不容忽视。以上两种“迁兴”原因，究竟何者为是，现在尚难肯定。但是迁兴在七十一岁七十二岁时事，至多不超过七十三岁，是可以肯定的。
施耐庵到兴化，在城里住了一些时候，有与顾逖赠答诗为证，又有依据施耐庵方案改造兴化城入水出水道路的传说可参考。考虑具体住处，求田问舍，皆需时日，确定他一三六八年内到兴化定居，我想总是合理的，与各种材料皆合榫。
五 施、罗关系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与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贯中名本，钱塘人（明郎瑛《七修类稿》二十三，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二十五，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十一），或云贯字贯中（明王圻《续文献通考》一七七），或云越人，生洪武初（周亮工《书影》），盖元、明间人（约一三三○——一四○○）。贾仲明《录鬼簿编》云：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
贾仲明是元末遗民，他的《录鬼簿编》作于永乐二十年（一四二二），他说甲辰（一三六四）还“复会过”罗。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到施耐庵与罗贯中的关系：“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演义》，绝浅陋可嗤也。”
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江海学刊》连续发表周邨、李修生、王骧及冯其庸四篇有关罗贯中生活年代的讨论。以明王圻《稗史汇编》“院本”条中“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两句重要根据为缘起。冯其庸考证认为：“葛可久生于元大德九年（一三五），卒于“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院本”条中罗、葛并提，“可以推想罗贯中大体上也应与葛可久同时，也可能稍大一些，我们姑且假定罗贯中比荀可久长十岁，则罗贯中应生于元贞元年（一二九五）。但这究竟不过是“姑且假定”而已。然这次讨论，终究弄清楚了葛可久的生卒年代，总算是一成绩。
综合以上各种材料，有四个人的年岁先后可资比较：
甲、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
乙、贾仲明与罗贯中是忘年交，罗长贾晚；
丙、罗贯中与葛可久是同时人，谁长谁晚难定。
按王道生撰的墓志，施耐庵生于一二九六年，按鲁迅考论，罗约生于一三三年，则几人的年龄关系，全部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甲、罗贯中晚于施耐庵三十五岁，适可为门人；
乙、一三六四年贾仲明与罗贯中复会时，贾仲明为二十岁左右，罗贯中为三十四、五岁，贾对罗适可称忘年交；
丙、葛可久与罗贯中，葛长久二十五岁左右，仍应视为同时人。与“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两句并不矛盾。因此叙语不能定谁长谁幼。
从年龄的比较中，更可证明王道生墓志的真实。因为这是四种不同材料来源，涉及四个人的年龄关系，有一个不对头就解释不通的。
六 “遇罗于闽”与《水浒》
王道生称自己曾“遇罗于闽”，这是有关罗贯中晚年行踪的孤证，他处尚无发现。但可以指出以下几点，可为参证：
（一）当时福建建阳是出版业的中心之一；
（二）以前所引，已见于周亮工《书影》的记述罗为越人；闽古亦属越；
（三）按年代排列，王道生与罗贯中有相遇的可能。王道生自云施耐庵居淮安时“余尚垂髫”，垂髫之年暂定八岁，则罗贯中约定卒年一四年时，王道生在四十岁左右；
（四）兴化刘仲书提供材料，浙江海盐人朱有龄，任刘场盐大使，曾对其老友葛啸龙孝廉说：“宗臣（兴化化，嘉靖二十九年进士）任福建提学副使，训练壮丁，抗御倭寇，有罗贯中后代罗某，请以家藏小说（即《水浒》）付梓，俾军民暇时看看，以壮士气，得宗臣许可，由坊间刊刻出版，从此《水浒传》才得通行于世。”按宗臣确曾任福建提学副使，与郭勋、高儒、汪道涵等皆为同时代人。这传说提到罗贯中的后代在闽。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假定：罗结中祖籍太原，及长至苏、杭，因得与施耐庵相识，晚年居闽。我们在前面已从几个方面考定王道生所作施耐庵墓志非伪，那么对于他自云“遇罗于闽”也就不能轻易否定。
不过王道生所提到的施耐庵的著作目录，确使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难题。一方面证明王道生如果未遇到罗贯中，他不能知道这些书目，——恰如鲁迅在考证中辑录的属于罗贯中的书目大致相同；另一方面如果王道生真遇罗贯中，又怎么能把属于自己的著作统统说成是施耐庵的著作呢?是罗贯中因为和王道生在旅舍中偶然相遇，知道了老师最后死于淮安，心情过分激动，为了赞誉老师，而含糊言之的吗?罗贯中和施耐庵的著作、编辑、出版关系，看来是将来还需付艰巨功夫讨论的课题，一时难得结论。我们暂进且把这一课题放开。我以为可以肯定一点的是，《水浒传》的著作权至少七十回是属于施耐庵的，理由如下：
（一）鲁迅认真研究了几种版本说：现在之《水浒传》所知有六种版本，而最重要者有四：一曰一百一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二曰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亦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纂修”。四曰七十回本《水浒传》，题“东都施耐庵撰”。——这四种版本，三种题名施耐庵著，仅有一本罗贯中编。前人已有指出，既有编者，必有著者。（东都我以为也是指临安即杭州，相对汴京而言）。
（二）首见于王道生所作墓志中《江湖豪客传》。《水浒》一名，为从前任何明人笔记所未，亦无版本证明，应视为第一手资料。《江湖豪客传》更似《水浒》的原始名称，直接明朗，一看明白。《水浒》的名称则带虚意，较含蓄。这是从幼年读书地浒墅关”联想而起呢?是“水边”作在野的的意想呢?还是借的周代发祥史“古公父，朝来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呢?浒字实为罕用字，当须费尽心机，才能想到，非为密友或编辑，不能明其书名变换之首尾。
（三）鲁迅在研讨金圣叹所传七十回本时，亦曾云“颇似圣叹真得古本”。
（四）袁吉人编《耐庵小史》云张士诚访施耐庵时：“《江湖豪客传》正四十五回矣”。说得那样具体，必有根据，与王道生所作墓志相印证，施耐庵晚年居淮安，袁吉人亦为淮安人，可想见中间有某种联系。不是根据某种文字记载，就是根据施耐庵自己讲述留下的传说。细读百回本或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者都不难发现七十回与七十回后有很大差别。四十五回前与四十五回后又有些差别（此点胡适曾有所注意），是不是张士诚据吴以后，他生活不再如从前安定而有所影响呢?
（五）一九三三年上海中西书局印《古本水浒》自七十一回后与其他版本迥异。
（六）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文汇报·笔会》载有丁力一文，云在首都图书馆看到一部《如话诗抄》，著者朱骏声，字丰芑，元和（今吴县）人，道光举人，民国十八年后人交广益书局出版，其中有施耐庵的两首诗，题为《成〈水浒传〉题后》：
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慎官员四海分。
但见肥羊宁父老，不闻嘶马动将军。
叨承礼乐为家业，欲以讴歌寄快文。
不学东南无讳日，却云西北有浮云。
大抵人生土一丘，百年若个得齐头。
扶犁安稳尊于辇，负曝奇温胜似裘。
子建高才空号虎，庄生放达以为牛。
夜寒薄醉摇柔翰，语不惊人也便休。
原注“西北有浮云”，魏文帝诗。
此两诗不知原出处，但其风格和《水浒》中诗极似，和“夏日炎炎”一诗相仿，通俗明朗，开放不拘，直舒胸臆；“东南无讳日”一句，当指张士诚据吴之时，借用“西北有浮云”，指兴化在苏州的西北。最后四句，等闲子建、庄生，“语不惊人”句反杜甫之意而用之，皆大家口气；非大著作家，难为此言。所以我以为是可信的（还需指出一点的是“语不惊人也便休”句，和施耐庵撰七十回本自序中意想相同）。
施耐庵七十三岁时，徐达常遇春已定中原，陷元都，“天下太平”了。看来施耐庵是及其天年将尽，才在白驹完成这部著作的吧。据其兴化后裔相传，施耐庵七十三、四岁时，坐了一年刑部“天牢”，——因《水浒》的关系，出狱后即居淮安，一年而卒。临终时对家人言：“我一生一世都累在一部《水浒》上。我死了，子孙只叫种田，有口饭吃就行了。”
以上是我探考施耐庵生平的结果，才疏学浅，容有谬误，以俟高明。更望有意于考订施耐庵生平的同志，通力合作，以臻完备。尤其是施家桥、白驹镇如能发现王道生墓志原碑石，苏州如能发现苏州本支施氏族谱，福建如能发现罗贯中及其后裔资料，那都是梦寐以求的了。 倘使梅寄鹤的后人，和藏有一九三三年《古本水浒》原稿的梅氏后人，愿意贡献出或公开介绍两部原稿的版式、纸张及其他内容，对于《水浒》及作者施耐庵的研究有莫大裨益。因为自称见过古本《水浒》的金圣叹是苏州人，一九三三年问世的《古本水浒》的收藏者梅寄鹤是江阴人，两处都是施耐庵长期生活过的地方，研究者当然不能不排除旧见，予以极大之重视。某些人不屑一顾的态度，未免过分草率。对《水浒》及其作者生平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一九八○年三月于南京
（载《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年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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