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崔乃镛在云南为官十四年

 

     崔乃镛（1681--1753），字伯璈，号餐霞，陕西同官县（今铜川）陈炉人，清康熙辛丑（1721）年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雍正二年（1724）出任云南寻甸州知州，八年六月提补曲靖府同知，后经翰林院侍讲提督云南等处学政巩建丰举荐:“品行端方，才具适用，办学勤敏，操守廉洁”。九年四月雍正帝砂批提任为东川府知府，在云南供职十四年。乾隆二年（1737）六月胜任湖北督粮道台，在任三年被权臣诬陷而停职。乾隆七年（1742）六月被贬职羁绊于陕西渭南。至此，闭门著书，不问朝政，时年六十三岁，在外做官共二十一年。乾隆十年（1745）他已过人的机敏，逃脱了发配边疆只危，终于归宗故里，续写了《崔氏族谱》，现存于后人崔满平处，完成了东川之作----《炉山风土志》，撰写了《易经约函要义》等著作。

    崔乃镛在翰林供职三年，因蜀扶之情，调任云南寻甸州日以民事为务，“宁息止，勿扰之;顺导之，勿逆也”。不以纷更张弛为事，故遭新任云贵总督鄂尔泰“因循”之责，崔乃镛据理严词反驳，后双方达成共识，乃着力于兴修地方水利，日以农事为重，鄂尔泰称其“善哉”，并奇其才。先生气宇严竣，同僚弗怵，议论此人可大用。

    崔乃镛治云南东川，东川原为四川辖，连接云贵，逼近乌蒙，疆界地形险要，乌蒙土官凶恶成性，骄悍横肆，为民大害，赋税粮草难能收缴，故御批归滇。东川与寻甸州相连，崔乃镛深知民情，恩威兼施，妥善治理。之后，他有致力于兴厂办矿，从事铜，铁矿的开采与冶炼。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序言中引用了崔乃镛在东川地震记事中一段话：“厂人累万，厂又街市巷陌”。厂数百硐，硐千百沙丁（矿工）。一硐有七十三尖。尖者，各厂取矿之径也。每尖至少十四·五人。大抵厂商聚"楚，吴，蜀，秦，滇，黔"各民，五方杂聚，谁为亲识，贪利忘躯（压死）,盖不知其凡几”。一个厂人数多至一万，砂丁来自各省，被厂商役使，“死亡等诸蝼蚁”。由此，崔乃镛也认为“亦残甚已”！这段话表明了云南采矿冶炼业规模之宏大，又显示了设施简陋和和厂主剥削压迫给工人带来的悲惨命运，表现了崔乃镛对劳动人民的极大同情。

    乾隆二年升任湖北督粮道台，同聊庆贺为美缺，前任官员克扣运丁，侵吞库帑，盘剥漕粮，无不中饱私囊，载宝而归。他到任后，愤其罔上害民，悉去而革之。因此触痛了新任湖广总督班弟，刘云翔等权臣和地方官德沛等贪官污吏，他们捏造崔乃镛解漕赴淮，擅动存公银两，以及湖北巡抚崔纪包皮袒护崔乃镛等罪名，枉奏朝廷，乾隆帝御批：“交部严察议奏”，剥夺了崔纪“督参抚审”之例，崔乃镛受审三年，于乾隆七年被革职，幽禁渭南，为徒胥伍。此时他感慨的说：“功不建，名不著，悠悠随口实”。其丈夫气不衰，并以著书奚补于世。

    崔乃镛一生著述甚多，正著有《易经约函要义》四卷，滇楚纪实之作有《梧风笔记》四卷，《芒部遗迹》六卷，《钟峰石鼓》二卷，《石安见闻》，《江上烟波》，《东川地震志》等遗著，陈炉专著有乾隆二年春在东郡官舍撰写的《炉山风土志》二卷，乾隆十四年在陈炉故居为原《炉山图歌》作序，又作《炉山颂歌》十首，《炉山山居歌》二首。他一生求真务实，在当时看过他著作的姻亲靳超说：“先生诸作，尽皆有所感愤而发也”官居东川府，十分思念故土，先作《炉山歌图》以寄志，后作《炉山风土志》则为民之忧，真实反映炉山凋敝之象，委靡之风，写实而不粉饰，他期望诸贤感奋兴陈，实为匡救之志也！他在诸多著述中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描述故乡胜景，诗里行间充满乡情，瓷情与民情，他为陈炉昔日辉煌而骄傲，也为发展现实而忧思感叹！更为再度振兴而呼吁。他不愧是陈炉先民中值得崇敬和学习的典范，正是他这样一批先民和能工巧匠，才使陈炉有了清代中叶直至民国时代的繁荣昌盛。崔乃镛的一生刚正不阿，才气过人。不畏权势，勤政爱民。虽仕途受阻，仍不失节气，为国为民颇有建树，应为同官一代名宦，受人敬仰。

    后来，乾隆皇帝得知崔乃镛之罪纯系诬陷，便连下三道圣旨，召其回朝，官复原职。昔年事已高，均以年老多病而谢辞，据说第三道圣旨来时先生已不在人世。乾隆帝得知此事，命州府各立一碑，以昭雪悼念。并亲笔书写了一副对联：“龙恩浩荡虽慕耕亦慰暮景，飞扬跋扈岂能为贤宰竖将”。抒发了昭雪慰暮景，衷心为国民的情怀。这副对联及一副圣昭崔凤鸣的后人善存。从此后军台岭以南崔家岭一带改称--双碑。

    崔乃镛在雍正十二年，用自己的积蓄，远从云南为陈炉窑神庙铸够了五套紫铜香炉等祭器，现四套已失，仅存一套在陈炉陶瓷厂，炉座和香筒下镌有“同官县陈炉西社邑人崔乃镛敬献”字样。他任云南寻甸州知州时还参与雍正四年西社窑神庙的重修署名。崔氏家族自崔乃镛止四代为官，据宗谱记载，家藏清代皇室五副诰封，三道圣旨，俱在“文革”中失散，现仅存一副在崔凤鸣后人之手中。

    崔乃镛的祖父崔重辉也曾在朝廷为官，崔重辉是康熙十五年举人（公元1676年）先后任绥德，延安教授，敕赠文林郎，诰赠中宪大夫。著有《四书正音旁注》四卷已刊行于世，另著《日月周天行度经纬次舍禅度图歌》十二卷，但因疾病困扰未能脱稿刊行，他还深研西洋妙术，精于历数推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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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东川知府崔乃镛耗银数万两，构筑了会泽石城，原本固若金汤的会泽石城仅矗立225年，为我们留下了几多遗憾。

     清雍正二年（1724年），崔乃镛任寻甸知州，上书陈述将东川由四川改隶云南的诸多好处，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下旨将东川划属云南。雍正八年（1730年）底，崔乃镛被任命为东川知府。临上任前，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问他：“东川屡次动乱，你去后如何治理？”崔乃镛说，东川是彝族聚居之地，改土归流后，重汉轻彝，彝汉团结，才能长治久安；东川一地田亩不清，赋税不均，亟需清理调整。鄂尔泰十分欣赏他的见解，并指示：“东川土城，城高不满六尺，如发生大的战乱，难以防守，要审时度势，进行修建。”

    崔乃镛字伯璈，陕西同官人，进士出身。崔乃镛走马上任后，为改变会泽环土为城、城墙低矮、难经风雨的现状，实地踏勘，规划并上奏朝廷，从云南各地招募大批能工巧匠，用五面石支砌，建造会泽石城。石城耗银3万余两，工37万余个，历时一年半建成。形长方，方圆三里，分别在东西南北修建了四座城鼓楼，整个石城分为内城和外郭两部分，其后相继引水入城，造塔添景。

    会泽石城建成后，崔乃镛撰写了《创建东川府石城记》，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题写了《题东川城门说》，题名颇有深意，东川府治，东界威宁，西距建昌，南通寻甸，北连乌蒙（昭通）。东门曰“绥宁”，西门曰“丰昌”，南门曰“藩甸”，北门曰“罗乌”。取以名四门，则用绥威宁，校丰建昌，作寻甸之屏藩，为乌蒙之罗网意也。所题写楼名不仅用典丰富，寓含安抚、丰昌、屏障、罗网之意。

    时任云南巡抚的张允随感叹到：“壮哉是城，南倚灵璧，北临蔓海，东跨云弄，西北控金沙，具江山之胜。”石城建成一年后，东川府一带（今会泽、东川、巧家）发生强烈地震，震级为7.5级。这次地震，会泽石城严重受损，其间几经修复。

    东川知府崔乃镛建成会泽古城的最初形貌，为其后乾嘉两朝会泽铜商文化的发育与兴旺作了形制上的归置与铺排。到乾隆初叶，已形成了十八条街巷的格局。以十字街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的东西直街和南北直街是主要的商业区：玉花楼、大雅楼、月星楼、望雅楼等名楼林立，名噪一时；福昌祥、荣兴号、溯源堂、中和堂名店名铺酒帘飘飘，茶香杳杳；花生行、米行、油行开门揖客，一应俱全；米市街、义仓街、卖鱼街，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无数的小商小贩，在老街两边各据一摊或一店，各色小吃琳琅满目。街上商贾络绎，人流不断，居民、过客，南来北往，南腔北调。车如流水，马似游龙，商行鳞次栉比，会馆星罗棋布，繁盛至极，时人称之为“滇省一大都会”，俨然一幅清朝版的“清明上河图”。

    1956年，扩修街道，会泽石城部分被拆除。其后10年，全部拆除，荡然无存。“段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

    一旦残缺，便令人扼腕；一旦逝去，便永远无法追回。今天依稀可辨的残迹记载着一个时代的无知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