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即古代国立大学,西周已有大学之名,《大戴记﹒保傅》:“帝入太学,承师问道”。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设五经博士,弟子50人,西汉太学遗址已无迹可寻,唯一保留的太学遗址最早者就只有东汉太学了。太学遗址位于偃师县佃庄乡太学村,原东汉洛阳城东南部开阳门外。
太学是我国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东汉太学始建于建武五年(26年),建武二十七年(51年)建造太学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太学学生多达3万余人,王充、张衡等都曾就读于该太学。
传授经书便是太学教育的唯一内容,为了确保经书说在师师相传中不致扭曲走样,则必须信守师法和家法。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师法和家法是源流的关系,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先有师法,后有家法。
家法取得合法独立地位后,各家之间自立门户,矜奇炫博,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100万字,甚至用几万、十几万字去解释一个名词或一句话。不仅大败学风,而且使维护经学森严地位的本来目的遭到削弱。汉灵帝下诏将今文的五经(《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及《公羊传》和《论语》文字订正约20万字,定为政府的官书,
熹平四年(175)于太学讲堂前立石碑46块,史称熹平石经。著名书法家蔡邕等,以隶体书丹刻经石,这是我国古代由政府统一颁布的第一套标准教材。
“立石经”在形式是伟大的创举。将经刻于石上是人的意志通过铁的锋利和坚强,攻占于石的结果。石的沉重和坚固比之竹简、纸张变得从质地到意义上显得更坚不可摧。魏、唐、宋历代也有刻石的举动。
汉末董卓烧洛阳宫庙,殃及太学。魏文帝黄初五年,在东汉的旧址上重建太学,正始中又新立石经,称“正始石经”。每字以大篆、小篆、隶书三体书就。西晋初年,依汉魏之制兴太学,而咸宁二年(276)又另立国子学,与太学并存。
我国历史上主要的语言文字规范行为:古往今来的统治者都很清楚语言文字在文治、教化方面的功用,因而都大力推行语言文字、特别是文字的规范与统一。
仓颉是有历史记载的从事汉字规范的第一人。周宣王时,太史籀整理大篆,作《史籀篇》,为西周及春秋列国文字的统一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秦代的“书同文”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领导的正字运动。书同文就是把各国原有的文字统一为小篆。
现行全日制小学课本上,赫然印着“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某某年初审通过”,这似乎也有点“立石经”的意味了。
学校校门口的影壁石上刻了学校的核心理念“德润人心,文化天下”,博雅教育的“博雅”等似乎也点“立石经”的意味了,从刻好的那天起,我们学校的核心理念就固定下来,一天天的植根在师生心中,将“博雅教育,奠基生命”的办学理念,贯穿在“晨读、午练、暮省”的校园生活方式之中。
以教师的博爱、儒雅,成就学生的博学、文雅,再以教师的博爱、儒雅和学生的博学、文雅汇成学校的博大、高雅。(详见清风校长的《为专题片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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