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学研究的两百余年中，周汝昌谱写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传奇，周先生因为《红楼梦》研究而名扬海内外，红学也因为有周先生的研究而耀眼于中国学术之林。周汝昌1918年出生于天津，2012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一生有六十余部学术著作问世，《红楼梦新证》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红学著作，周汝昌因此成就了“新红学”的巅峰。可以说他的一生都交给了红学，正如周汝昌自己诗中所云：“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对于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历来争议最多，他所引发的红学“纠纷”至今未歇。在他身上集聚着赞扬、谩骂，肯定、否定、质疑、高尚、败坏等多种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说不完的《红楼梦》，如今在《红楼梦》研究中又多了一个绕不开的周汝昌。该如何评价周汝昌以及他的红学研究呢？这已经成了红学历程中的新课题。
一、评价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两个基点
对于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评价，笔者认为首先要树立两个基点，只有确立了以下两个基点才能更科学、更理性地评价周氏红学。
第一：如何看待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意义。
学术上的任何尝试都有可能被尘封在历史里，研究过程中的任何探索也极可能会导向一个错误的轨迹。然而无论是尝试或探索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用成功或失败为后人树立一个正确的坐标系。无论周汝昌先生的红学体系在你看来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严谨的还是漏洞百出的，周氏红学体系成为了红学历程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坐标系这俨然成为了事实。
高淮生先生在《非求独异时还异，难与群同何必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一文中说：“他（周汝昌）这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也'随着中国局势的动荡而动荡’，时世的推移把他推到'红学泰斗’、'红学大师’位置上去，他再也走不下来了。他作为一个'公共人’为这一显赫的俗世虚名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正被赤裸裸的'消费’着，至今难以消退”。[1]无论我们是闲聊周汝昌还是评论周汝昌，不正是在“消费”着这位曾经的红学泰斗吗？红学有历史，这表明红学是活着的，红学史形成的根源不正是像周汝昌先生这样的学者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待释、待辩的话题吗？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周汝昌”三个字对于红学界，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名符号，而是被赋予了一种学术色彩、精神色彩，甚至是生活色彩的立体感知。正因为如此，周汝昌与现代红学的意义也就深在其中了。
第二：如何看待对周汝昌红学的继承
周汝昌红学研究已经成了红学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绕不开更不能硬生生地将其割裂，我们只有继承周汝昌红学，才能光大红学研究。然而如何看待对周汝昌红学的继承呢？
钱钟书先生说过，不管你对某学术观点是赞同还是反对，只要做出了评价与判断都是对这一学术理念的继承。我们彼此围坐在一起，雅谈周汝昌与现代红学或者在书房深思熟虑之后下笔千言，无论你持有何种立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您对周汝昌先生的学术体系有过深入而系统的剖析。此间过程难道不是一种传承吗？肯定周氏红学的梁归智先生、邓遂夫先生有对周汝昌红学的继承，否定周氏红学的胥惠民先生、纠正周氏红学若干错误的杨启樵先生同样有对周汝昌红学的继承。所以批评与赞扬，否定与肯定只关乎学术立场而不会妨碍学术的继承。
二、评价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有了前面两个基点，再来评价周氏红学就相对容易得多了，也可以平心静气的剖析周氏红学体系。红学观点与治学理念的评论，原本就难以给出对与错的评判。红学历史本来就是一堆七零八碎的自在呈现，对它的梳理与诠释不应该以“判断对错”作为目标。对于如何评价周汝昌红学研究，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分别切入：
第一：时间维度。所谓时间维度，从宏观层面上说就是产生某种学术观点与理念的社会、政治、经济大背景。从微观层面而言就是在某一特定领域里其研究发展的学术史背景。
第二：人为维度。所谓人为维度，就是作者所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运用的方法是什么？所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第三：文化维度。所谓文化维度，是在时间维度和人为维度下，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支配着作者有如此这般的学术见解和思考。它的文化根源在何处？换而言之，出现这样的学术思想它的文化依据是什么？
对中国传统文艺的评论，最为讲究“知人论世”，时间维度、人为维度、文化维度正是“知人论世”的全方位立体式解读。就周汝昌先生而言，从他的学历背景、生活环境、修养学识上看他是跨越了民国和新中国的文人。在他的认知与理念系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中都融合了传统与创新以及中西方兼容与冲突的复杂元素。在加之学界中的恩恩怨怨，生活中的坎坷艰辛，身体上的失聪失明这一切造就了周氏红学的博大与独特。所以对于周汝昌红学研究的妙论与奇谈，只有基于“三维”评析才能解开其中的秘密。
上文阐释了对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二基三维”评价理论，下面我们借助于一个实例看看如何运用这一评价法。
红学界给周汝昌的定位是“考证派的集大成者”，的确周先生在红学考证方面下的功夫最多，收获的成就也最大。与此同时他在《红楼梦》艺术研究，文本研究方面也多有精彩论述。例如周汝昌先生在研究《红楼梦》文本结构时提出了一个红楼文本“大对称结构说”。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中论述，《红楼梦》“整部书中采用的是'大对称’之结构法。”曹雪芹的真本《红楼梦》“本分两'扇’，好比一部册页的一张'对开’，分则左右对半，合则前后一体，其折缝正在当中，似断隔而又实联整”。[2]周先生认为大对称的“折缝”就在书中第五十四与五十五回之间。周氏“大对称结构说”新颖别致。然而这种结构在红楼文本中是否存在，周汝昌先生提出“大对称结构说”对于他的学术体系有何意义？我们如何评价周氏“大对称结构说”呢？下面我们就运用“三维评价法”分层评析。
第一：时间维度
周汝昌先生的“大对称结构说”最早收录在1989年，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中。这本书的内容是他在美国讲学客居时的研究成果，时间是1986年至1987年。从时间维度的宏观层面而言，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刚刚解冻的时代，是各类思想交融、新旧交汇的时代。美学方法、文化方法、叙事学方法统统汇入红学研究中。从时间维度的微观层面看，此时的红学界，正是红楼探佚学萌芽并茁壮成长的关键时期。1983年和1987年梁归智先生的探佚二书《石头记探佚》和《被迷失的世界》分别出版。1989年蔡义江的《论红楼梦佚稿》出版。在此期间还有多位学者的探佚文章在各大期刊公开发表，《红楼梦》探佚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并且得到了很多读者的追捧。
第二：人为维度
周汝昌先生研究“大对称结构”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红楼八十回后故事情节的探佚。探佚研究的几大问题都可以在“大对称结构说”里找到答案，例如全书总回数问题，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等结局与贾府命运问题，情榜问题，以及其他人物结局问题等等。周先生认为在“大对称结构说”理论下，《红楼梦》全本应该是108回，因为它是前后对称结构，前后各54回，总和刚好108回。周先生进一步分析，认为《红楼梦》全书一共写了三个元宵节和三个中秋节，在“大对称结构”中形成了一一对应的情节大关键。正面描写的第一个元宵节是第十八回元妃省亲，这是贾元春的人生辉煌期，第二个元宵节就应该落于原著的九十回或者九十二回中，它描写的是元春之死，这是贾元春的毁灭期。这样元春的人物命运线路就清晰地勾勒出来了。书中正面叙写的第一个中秋节是林黛玉和史湘云在凹晶馆联句，“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名句就产生于此。所以周汝昌先生认为第二个中秋节应该是林黛玉死亡的情节点。以周先生红楼“大对称结构说”的推理，红楼主要人物以及贾府的命运都可以找到变化的轨迹。
周汝昌先生研究“大对称结构”的方法是什么？首先从中华传统审美观念切入，以建筑对称之美为例。再运用中国文化阴阳论诠释中华文化原本就是一个“最大的对称美”，进而说明曹雪芹承袭了中华文化中的“对称美学”并运用到了《红楼梦》的创作之中。周先生的这种逻辑结构似乎能讲通，然而详细探究起来，问题就出现了。例如阴阳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对称”还是“对比”？在中国文化中阴与阳肯定是“对比”关系。我们可以评价说周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偷换了概念。用语言逻辑完成了“对比”向“对称”的过度。正如陈维昭先生所说：“于是义理命题被转换成逻辑命题，诠释的命题被转换成还原的命题。”[3]
周汝昌先生在“大对称结构说”下推理《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并找到相关人物的命运轨迹，从方法上看似乎合理，但是从逻辑上看并不严谨。例如全书写了三个元宵三个中秋的说法就并不准确。《红楼梦》中第一个中秋和第一个元宵的描写都不在贾府，而是落在第一回甄士隐与贾雨村的故事中。周先生解释说这是写甄家祸变，不在贾家之数。如果是这样，那么你设定三个中秋三个元宵为“关键情节”的依据是什么呢？同在《红楼梦》文本里一个中秋算关键，另一个中秋可以忽略不计，如此以来就难自圆其说了。
周汝昌先生研究的“大对称结构”有何影响？从探佚学研究的本身而言，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例如浦安迪的《红楼梦原稿百回本的设说》、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都受到了周汝昌先生“大对称结构说”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周氏大对称结构说”的影响不仅仅在红学研究的技法层面，还在于红学研究的理念层面。“周氏大对称结构说”是周汝昌先生主张“回归文本”的主要表现。周汝昌先生所理解的回归文本并非简单的红楼人物欣赏，情节解读等等，而是着眼于曹雪芹的创作依据着何种文化精神与理念。例如《红楼梦》原本为什么是一百零八回？周先生认为《红楼梦》全书的结构布局是以每“九”回为一个大段落，一共有“十二”个大段落，合计正好108回。那为什么是“九”和“十二”呢？周先生从中华文化角度做了诠释：例如中国古代历法，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30天，每季90天，故而有“九秋”、“数九”等计法。又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证明了“九”的运用，例如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七十二是九的倍数。中华武术“十八般”兵器，也是九的倍数。“三十六”种计策也是九的倍数。文学作品中《九歌》、《九章》都以九为篇数。周先生认为是中华文化中“数字文化基因”影响了曹雪芹，于是才有了108回的回数。
红学研究“回归文本”的呼吁是在当年“什么是红学”的讨论之后而留下的大命题。然而当下的回归文本又导向了另外一个轨迹，那就是一头扎进红楼情节中，探寻哪些鸡毛蒜皮的隐秘之事，偏离回归文本十万八千里了。所谓“回归文本”其含义是回到《红楼梦》文本之中，探寻中华文化之本。窃以为这才是“回归文本”的真正内涵。然而“回归文本”也有一个方向性问题，是透过《红楼梦》了解中国文化，还是从中华文化基因中看《红楼梦》文本创作，笔者认为周汝昌先生选择了后一种。
第三：文化维度
周汝昌先生用一辈子的时间和精力研究《红楼梦》，以探佚学为精神宗旨，以文献学为研究基础，以悟证为研究方法，去捕捉、建立各种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是何种文化基因让他满怀激情，始终不渝。这是周汝昌红学研究文化维度评析的重点。
在周汝昌先生阐释的“大对称结构说”中，从科学考证的角度看很多地方并不严谨。例如周先生认为曹雪芹设立《红楼梦》为一百零八回是受到了《水浒传》的创作巨大影响。“《水浒传》是从三十六人演变而成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合而称为梁山泊一百单八条绿林好汉。雪芹深受此意之启示，遂尔灵机一转，说：我也学《水浒》，但他写的是一百单八位英豪，我写的却正相反，是一百零八个弱女。——自然，从我们民族文学传统说，对仗是时时要讲求，要应用的，所以这分明是说：施公写的既是百零八条绿林好汉，曹候写的乃系百零八位红粉佳人！此悟最有意味。”[4]
从考证角度而言，周先生上述文字没有一点可靠的证据能证明曹雪芹就是参照了施耐庵的创作方法，但从逻辑的角度看似乎也有这种可能，所以周汝昌先生将这样的考证方法称为“悟证”法。所谓悟证法就是在找不到材料之间的实际关联的时候，通过体悟、联想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建立材料之间的关系，从而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方法在周先生的红学考证中运用的最多，因此常常被红学界的学者们所诟病。
那么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导致了周汝昌先生有如此这般的悟证推演呢？周汝昌先生的治学最讲究悟，曾在其自传中说：“治学不易，要有才、学、识、德、勇、毅、果、静、谦……也要能悟。悟有顿、渐之分；顿时一见即晓，当下即悟。渐就是涵咏玩味，积功既久，忽一旦开窍，洞彻光明。”[5]周汝昌是红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传统诗人，周先生身上散发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浓厚气息，他的思维方式最能体现中国文人的特色。中西方两种文化相比较而言，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西方注重思维的逻辑与理性，所以在西方的文化史上充满着哲学思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讲究直观体悟并不太注重逻辑推理，悟性的高低往往是判断一个人聪明才智最重要的标准，所以提升“悟”是中国传统学者的一贯主张。“悟”这个字是“心”加“我”的组合，我们常说要“用心学习”“用心思考”，现代科学早就告诉我们，用于思考的是脑而不是心。难道中国人就那么傻，始终相信用“心”思考？其实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思维方式。所谓“用心思考”不是指用心脏来思考，而是“注重心物交融，直观体悟，知情意相贯通”[6]所以在中国文化意蕴下“用心”获得的知识、技艺、方法等等大多都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奇妙之感。周汝昌出生于1918年他接受并承袭着最为纯正的中国式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基因导致了周先生运用“悟证”去研究《红楼梦》，所以从文化维度看周汝昌先生的“悟证”研究法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周汝昌似乎成了新红学的代名词，他的一生风雨艰辛、光辉灿烂，他的红学体系宏伟而博大。在红学的历史长河中，这座耀眼的坐标系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本文提出的“二基三维”评价法则可以为我们正视周氏红学打开了一条路径。
参考文献：
[1]高淮生.非求独异时还异，难与群同何必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2012年第4期.
[2]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183.
[3]陈维昭.红学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54.
[4]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193.
[5]周汝昌.天地人我[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197.
[6]王前.中西方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
此文发表于：《青年文学家》 2017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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