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家红楼
下 部
红学争鸣
第一编
一、
----与何满子先生商榷
发表在《光明日报》1981年8月5日第3版上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和非现实主义的评论------近年来〈红楼梦〉研究现象一瞥》是一篇重要文章。在这篇署名何满子的文章里，涉及到包括对整个“红学”研究的评价、学术考证和文艺批评的作用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深入展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正确解决和阐明这些问题，对发展“红学”，繁荣学术，还是有实际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何满子同志的文章还是值得欢迎的，不管他的具体观点正确与否都是如此。
从何文的整个标题和内容看来，何先生的意见是很清楚的、确定的。他认为红学研究(不止近几年)除了50年代杀出的几个反“新红学”的“小将”(他们也太社会学了)，和后来企图从艺术分析，特别“从小说的人物性格的分析来努力”的以及近年来“从曹雪芹的美学思想，从《红楼梦》的艺术方法、人物性格，它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等等，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给读者十分有益的启发”的研究家外，大都陷入了“新红学”(实证派)即“老红学”(索隐派)的“老调子”里，对这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作了种种非现实主义的评论，为历史的促狭鬼捉弄，落在了“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地”的“梦游病”里、“烦琐考证”的泥坑之中。而“红楼梦研究之所以搞得这样烦琐，归根结蒂是‘自传说’在作怪”，“是什么什么阴魂不散”的结果。因而迫切需要由何先生来唤醒和指路了。
在何先生的文里，不但“新红学”(它证实了作者是曹雪芹，给出了雪芹名霑和简单家世生平以及创作《红楼梦》的依据是自身经历等问题)和“老红学”一样一无是处，而且把解放以来许多学者在雪芹家世、佚著、遗物、生卒年，有关史料等等方面的所有考证、发掘、探讨和论争一概斥之为“烦琐考证”，甚至是“邻猫生子”，毫无价值，给予了极辛辣的讥讽。只有王国维开始的，由某某继承的文艺批评的路才是惟一“高明”的路，正确的路。应该把精力集中到这方面来，才是重要的、“更可感谢的”。至于研究作者的生活、思想、情操、创作活动和艺术认识，那是为了理解作品，“也仅仅是为了理解作品”才去做的。其他什么曹氏之谱牒呀，交游呀，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诗词呀，题跋呀，画像呀，工艺书呀，乃至“假诗假画的真赝之争呀”，和60年代初的什么曹雪芹卒于壬午、癸未之争呀，大观园遗址之争呀，黄叶村地点之争呀，脂砚斋是谁之争呀，等等等等，通通一无是处，“超过了界限”，是“烦琐考证”，甚至是研究《阿Q正传》时更多地研究了周作人的日本老婆，在十年横扫中，因国家领导人对这些“红学”和“红学家”们采取了分析和保护态度，没有被阶级的金、银、钢棍子扫除尽净，并且很快繁荣、兴隆、热闹起来，表现了那么多的遗憾之情-------这样何先生自己是不是就走得太远了呢?
不仅如此，他在文章的第六段中更明说：“如果说，在除了‘儒法斗争’以外什么也不许讲的年代，为了不甘心给帮氏‘红学’推波助澜，这才偏要搞点‘实证’搞点‘索隐’，应该是无可厚非的话，那末时至今日，本来早就不该一味沉湎在如此这般的‘红学’老调子中了。”可见在何先生看来，今日谁搞考证，谁就是唱如此这般的老调子，不管有多少新材料、新观点、新发现、新成果，“烦琐考证”、“邻猫生子”的大帽子就戴定了!相反，只要是文艺批评，不管怎样重复，违情悖理，也不在此列。因此，何先生并不是反对烦琐考证(这是应该的)和考证中出现的琐碎方面(这也应该)，而是反对一切考证，独尊文艺或艺术批评。
有鉴于这篇文章的非比寻常及其在有关方面的影响，就以下问题谈谈我的看法，以就教于何先生和广大读者，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欢迎何先生和其他同志批评。
(一)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看是肯定的。包括胡适在内的“新红学”或“最新红学”还是有成就的。列入各种版本《红楼梦》前言中的有关作者的材料，都是“新红学派”考证的结果。以胡适为例，他依据自己发现的材料证实了作者是曹雪芹，其他什么某孝廉、曹一士都是无稽之谈，指出了敦诚、敦敏是雪芹的朋友，并对雪芹的名字、家世给出了简单的结果。同时还论证了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作。他还根据自己搜集的材料驳斥了《红楼梦》是写的这家那家的谬论，证明了它是“曹雪芹真事隐去的自叙”。他也没有认为贾家即是曹家，宝玉与曹霑相等，后来他还指出“贾妃本无其人，省亲也无其事，‘大观园’不过是雪芹‘秦淮残梦’的一境而已”。真事隐去的自叙传，不等于自传，这意思应该说也是对的，其实也就是以自身经历和感受为基础写成的小说。鲁迅先生早在《红楼梦考证》发表时，就在他的有关文章中肯定了这一点，所谓“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我们大家，包括何先生在内，都是因这一《考证》才知道了作者是谁，家世怎样，等等。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来政治上反动，就连他的学术成果也加以否定，正像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反动就连他们的工厂和高楼大厦也加以反对一样。
在他以后，许多学者的贡献也是不能否定的。以著名考证学家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为例(何文第四段明显地有所针对)，其中“史料编年”一章确有一些离题较远的地方，“年谱”和“点将”中更把贾家人和曹家人，贾宝玉和曹雪芹的生活一一对应起来，犯了“以假作真”的错误(新版均已改正)。但其中总还是搜集了大量的史料，虽远(在没有近的情况下，找一些远一点的资料也是应该允许的，并在实际研究中是有益的)，但为找到近的史料提供了方便。特别他对于原著的探索和脂砚斋的研究，给后人的影响最为巨大，为整个弄清“一芹一脂”的生平和《红楼梦》内幕奠定了基础。再如吴恩裕先生的《有关曹雪芹八种》、《曹雪芹佚著浅探》等著作也都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材料和看法。他们发现的新史料更不能一笔抹杀。否定一切的观点无论怎样，都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至于1962年围绕雪芹卒年展开的讨论，那是从“横扫”一开始就被认定为是文艺界“乌烟瘴气”的表现之一的。现在何先生也是沿着自己开辟的路子和“帮氏红学”走到一起去了，真令人遗憾。我们希望何满子先生能改变这一态度，对功过是非，采取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
我想是不对的。在研究的领域中，文艺批评自然是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它可以对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得到更多的了解和有益的启示(错误的当然不在此例)，但不管怎样不可能是惟一的方面，必要的考证以及注释等，还是不可缺少的。全盘否定一切考证，说今日考证就是老调子是根本不对的。《红楼》到底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还是一部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单凭对作品的文艺批评是不能解决的。至于作者的身世，写书的过程，版本源流，批评史等等，更是不能离开考证这一方法的，离开了考证，就根本无法完成。
认为只有文艺批评是惟一重要的，其他都是胡扯，并要求所有人都来搞文艺批评，把精力都放到这方面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文艺(还有史学等)研究的领域，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好。“罢黜百家，一花独放”的局面总是不景气的，即或你是一朵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也是一样。人们还喜欢春兰秋菊，喜欢纯净娇弱的海棠和凌霜傲雪的梅花，就是三春桃李，也自有它的地位，在百花园内，不可废除的。
要大家都来搞文艺批评，把精力都集中到这方面来，不仅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志，人各有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就算你的文艺批评最重要吧，也得我有这个能力才行，假如能，我不但要把精力集中到你所说的文艺批评上，还要把精力集中到更重要的例如政治活动、革命变革、方针政策等更有意义的方面，那样的努力虽更可感激，但我却没有这个才能。你能成大海，就成大海；他可以为江河，就为江河；我只能作小溪，那就让我作小溪吧!何必勉为其难，弃长就短，强求一律呢?
能奔驰的奔驰，能游泳的游泳，能翱翔的翱翔----在原野、在湖海、在长空，各尽所能，发挥优势，不是更好吗?
只要是推陈出新，管他是考证也好，评论也好，只要有新材料、新思想、新成果，都应该允许发表。反过来，就是文艺批评，如果老调重弹、陈陈相因，不断重复前人已经说过千百遍的话，我看还是属于应去除的范畴的。把考证一概斥之为“老调”，把文艺批评一律捧之为“高明”，仅仅反映了一部分评论工作者的偏见而已。这种不看内容只看形式的观点比“题材决定论”更为糟糕，照这种意见办去，红学研究非走到“秋风肃杀，百卉凋零”的路子上去不可!
不但考证是必不可少的，就是索隐，对一些确有所隐的作品，也是应该的。不讲伊索寓言，单讲安徒生童话《丑小鸭》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说这只是创造了一个“丑小鸭”(及其他鸭子、火鸡等)的形象，这形象有什么什么意义、价值，描写得如何真实生动，“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等等，不承认这背后隐有安徒生个人的辛酸境遇：他小时蒙受的种种羞辱(直到“脖长”这种细节)，以及最后变为“天鹅”-------列入了古今名家的行列，受到他们的尊崇，而他始终谦虚，那就终归不出小儿之谈而已。又如唐代韩愈的《杂说》(特别千里马说)、近人邓拓的《夜话》之类，都是确有深意的，只就表面文字分析，是永远也得不到要领的。
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永远是惟一正确的思想方法，有所隐则求其隐，索其隐，无所隐则不牵强附会地去强求所隐。就《红楼》而言，作者(及评者)一开始就明白指出这是一部深有所隐的作品，在“假语村言”后面隐有“真事”，并一再嘱咐我们“只看此书背面”，感慨“谁解其中味”?事实也确实如此，“一芹一脂”即曹雪芹和孔梅溪的身世就在这一部书的背面，对其进行索隐，是完全正确的。老“索隐派”的错误及其理所当然地被抛弃，并不在于他们搞了索隐，而是在于其索隐的方法和结果是错误的罢了。
我认为何先生的这一论点也是片面的，不能成立的。除了理解作品外，至少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例如饮水思源。我们饮了前人的井水，应该不忘掘井人的辛劳，正像我们吃了人民的饭，穿了人民的衣，住了人民的房应该时刻不忘为人民服务一样；我们读了人家辛苦创作的真切动人、自然流畅，令我们得到“十分愉快的享受”和多种教益的伟大作品，不应该想想它的作者为谁，他是怎样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写成此书的吗?不应该对作者成功的劳作表示我们的敬意和谢忱吗?对于这部被誉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之一的巨著，作为民族的子孙后代，如果我们连作者的名字、大致经历都搞不清，不是太有负于他了吗?为了感谢和表彰他的功绩，我们有责任搞清楚他的一切。看了《红楼》把作者曹雪芹念念不忘记在心里，并非即是特种学者胡适者流，正如看了《呐喊》、《彷徨》等等作品把鲁迅念念不忘记在心里一样。
再如，作者本人也是典型，特别伟大作品的作者，也有其现实意义。例如鲁迅研究难道真的仅仅是为了理解《阿Q正传》吗?在阿Q这一典型形象中我们看到了国民性中消极病态的一面，精神自慰的一面，而在鲁迅这一形象中则表现了国民性的另外一面，积极坚强的一面，丝毫没有奴颜媚骨的一面。前者可以引起救治的注意，后者可以增加我们的自信，鼓舞斗志，振奋民心。
此外，研究伟大的作者还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教益，如学习他们怎样观察生活，如何剪裁概括最终写成伟大作品的，等等，都是不能归在“为了理解作品”的名下。何先生的论断和别人一样也并没有更多的根据。超人并不存在于人世，只有飘渺的云端才有所谓的上帝或观音大士，独具慧眼洞察一切。我们包括权威在内，都还是“谦虚谨慎”的好。
因此“曹学”还是不可废除的，正像鲁迅和中外名家的研究是不可废除的一样。对曹雪芹和他的爱人兼助手又是卓越的女批评家脂砚斋主人，即东海孔梅溪的研究也是不可废除的。谁如果愿意专从理解文艺作品的角度去研究作者，或根本不研究作者而只理解作品，那是可以的；反过来人们从更多的意义上去研究作者(包括史学意义)也应该得到高明的允许才是。由于读了《红楼梦》进而叹赏作者的才情，仰慕他的为人，进而想了解他的身世、生平，写书的起因、经过：他是怎样将现实生活概括裁剪著成此书的?这就要知道书后的本事及真事与假语的异同，他的各种佚著、遗物、书法和绘画，他的政治活动及历史地位等等，在数不清的《红楼》读者中还是大有人在的。相反，“为了理解作品也仅仅是为了理解作品”才去研究作者的，虽然不是特种学者，但毕竟是少数。
《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的撰写和批注过程，它的版本源流，它的原作者和批者的平生遭际、离合悲欢，他们的佚著、遗物、书法和绘画，他的政治生涯及历史地位等等，尽管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可以分门去述，但是为了方便读者和一切关心曹雪芹的人，将其集中起来，成立一个综合性学科，定名为“红学”，称从事上述研究工作的人为“红学家”或“红学研究者”有何不可呢?相反如何先生主张的那样将对《红楼梦》的文艺批评称“红学”，对《水浒》的文艺批评称“水学”，对《阿Q正传》的文艺批评称“阿学”，以此类推，“×学”不是太多了吗?而“文学评论”还剩下什么文学作品可谈呢?事实上“红学”一开始就是一个熔文史哲等等学科于一炉的“杂学”，而曹雪芹则是这一学科的中心或纲。正因为此，研究和探求曹雪芹生平及佚著的作品和作者，虽然不断遭到种种责难、攻击和围剿而历久不衰!可以断言，无论谁，不管多有权威，也不论怎样反对和诅咒，都丝毫阻止不了“红学”在她自己的轨道上前进!人心是不可以违抗的。
和鲁迅研究一样，曹雪芹及孔梅溪的研究也必将给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情操带来重大影响，曹雪芹和孔梅溪这一对千古情人的爱情和事业将传遍人间!
我认为何先生的文风，和“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断章取义，肆意夸大，无限上纲，残酷打击”的“棍子”文风自然根本不同，不过，是否还有点余风呢?他在一笔抹杀几十年来整个“红学”的研究成果时，就有点那种夸大上纲的气味。在整个红学研究中超过界限失之于远者有之，“十八代祖宗”之类是也；失之于微者亦有之，“扬州马吊”之类是也。但总是部分而非全体。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更是如此，和“横扫”中独兴的作为攻击他人工具的“帮氏红学”是根本不同的。所谓十八代祖宗问题，谁曾专门精心研究过它呢?人家只是在研究雪芹家世时，由于有族谱之便顺便指出他是宋武惠王曹彬之后或明安国公曹良臣之后，以后入辽降清，再“从龙入关”至玺、寅、顒、頫三代四人任江宁织造，对雪芹生活思想有何影响?虽没止于三代也不见得就那么错误，值得大肆攻击。“叶子”即“扬州马吊”不过是一篇短短的注释文章(读者还是需要注释的，虽只一物或一词)，由于别人不知道自然要加一点理由，有什么必要大惊小怪呢?又有哪一个从事曹家历史和雪芹生平考证的人认为“只要把曹家的历史搞清楚，曹雪芹生平理一理，《红楼梦》便可以了如指掌、尽在其中”呢?又有哪一个参加雪芹卒年或诗画真伪讨论的人不是抱着对作者、读者认真负责的态度，想把这一伟大作者的卒年、相貌搞清楚，而是如何先生说的是“赶热闹”或自谓“引经据典、你争我辩，十分有趣”呢?
对别人的文章严之又严，任意曲解，对自己的文章随意放纵，一宽再宽，如大观园系“恭王府”或“随园”，他写成系“忠王府或随园”，雪芹卒于壬午、癸未之争，相差整整一年，他写成“不过几个月，百把天”，就是例子。
这种自己不去具体研究(不论是文艺批评还是历史考证)，只在那里批评别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的作风是一种很坏的文风，除了阻挠学术发展是不会有什么好的作用的。
总之，我认为何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有失公允的，尽管何先生在文化和文学艺术方面还是颇有成绩的。考证无论何时都是必不可少的。对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者(如鲁迅和曹雪芹)展开深入的考证，弄清他们的身世生平、各种佚著遗物，然后进行综合研究，对丰富和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水平，还是很有意义的。建议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考证工作。
相反，离开了考证，学术研究就只能陷入真正唯心主义主观臆断的泥坑，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如何文，他在把近年来的红学研究和争论一律定为“邻猫生子”、“测字猜谜”、“烦琐考证”之时还举出了“假诗假画的真赝之争”。这里“诗”指雪芹佚诗，“画”指雪芹画像，为了鉴定其真伪红学界进行了讨论。现在何先生断言这都是“假诗假画”，这样何先生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滑入了“真赝之争”的“烦琐考证”的泥坑中了。或许他的论断是有根据的，就是说他也搜集了材料作了他深恶痛绝的“烦琐考证”，或者他没有进行“烦琐考证”，他绝不失足于这种微贱的工作，那他比胡适之博士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否更加明白地是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呢?
198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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