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语：说写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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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作家只能受其启示而不可仿制的，正像天才画家齐白石说过：似我者死。伟大的作品都是看起来似乎非常平易，似乎人世间就真有那么些故事，不是笔下写出来的，是天地间原本就存在着的，这又为同一些科技发明，是上帝让某某之人带到人类社会的。牛顿故居的墙上有人写着这样一首诗：自然和自然规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去搞吧，于是，一切就光明了。天才的作家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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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读《古文观止》，读得要下跪，就四处搜寻选本中那些作家的另外作品，甚或将某些文集统统浏览。但我随之惊异地发现，那些著名的作家，他们的抒情性散文其实少得可怜，大致也就是《古文观止》中选的那几篇，而大量的写作中是谈天论地的篇什，譬如表、奏、铭、序跋、书信和辩文。这便让我想，抒情散文对于他们并不是刻意的，凿池植荷，为的是淤泥里白白胖胖的藕，而要开花了，就开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这并不像我们现在，专门地要写散文，一写散文专门的要抒情。人的一生能有多少散文可写呢，又有那么多的情要抒呢？研究过了历史上的散文名家，再琢磨20世纪前四十年的散文名篇，似乎都有一个规律，作家成熟，写作进入一定层次，文章愈进入了漫谈和杂说，随心所欲，无章无法，可读后却觉得每一句都是作家自己的生命体验，深刻生动又具独特，所以，真正好的散文并不仅仅在那些我们通常认为的优美呀、诗意呀的抒情，它不在乎写了什么，告诉了读者多少东西，而在于让读者想到了什么，有多少唤醒。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的散文我推崇鲁迅、林语堂、张爱玲和钱钟书，在阅读当代的散文时，我也以此标尺做我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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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学，应该写出人的理想，写出人对自身的追问。这是正道，也是唯一的道。所以，在中国这个政治性特强的国度里，一定要建立文学观，否则一时红火，得名取利，都是最后悲伤的。中国作家，有人是在政途上失意后转入文学，有人以文学作为跳板进入政途的，有人说是搞文学，经不住一个科长职位的诱惑，这样都不是真正弄文学，也可以说不是能在文学上成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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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是胜负型棋手，现在不敢说是求道派的，但我这么想：写作是一个人体证天地自然社会人生的一种法门，不要老是想着我的文章怎样，而只要以法门态度对待，文章自然而然就境界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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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问，我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这问题很大，我也说不清，好像是为写作而生的。其实这很可怕，我感到我周围一些朋友，当然也包括我，常常是为了出名，为了版税，为了获奖去写，写作就变成了一种委屈。我见过一些画家，只画两种画，一是商品画，一是参加美展的画。商品画很草率，不停地重复，而参加美展的又是特大的画幅，又都去迎合政治和潮流。我想到这些画家，就难免替自己担心。我有一个朋友，其作品写得很好，却从不宣传、炒作，是无功利心地写作，写好了最多是放在自己的博客上，我读她的作品就自惭形秽。我有体会，当年写《废都》和《秦腔》，写时并不想着发表出版，完全是要安妥我的，写出后，一些朋友读了鼓动登出来，才登了出来。这样的作品虽可能产生争议，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许多麻烦，可读的人多些，且能读得久些。反之，我一旦想写些让别人能满意的作品时，作品反而写得很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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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界素有“荷花淀派”之说，其实哪里有派而流？孙犁只是一个孙犁，孙犁是孤家寡人。他的模仿者纵然万千，但模仿者只看到他的风格，看不到他的风格是他生命的外化，只看到他的语言，看不到他的语言有他情操的内涵，便把清误认为了浅，把简误认为了少。因此，模仿他的人要么易成名而不成功。如一株未长大就结穗的麦子，麦穗只能有蝇头大，要么望洋生叹，半途改弦。天下的好文章不是谁要怎么就可以怎么的，除了有天才，有夙命，还得有深厚的修养，佛是修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初学者都喜欢拥集孙门，学到一定水平了，就背弃其师，甚至生轻看之心，待最后有了一定成就，又不得不再来尊他。孙犁是最易让模仿者上当的作家，孙犁也是易被社会误解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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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要写什么，必须了解什么，这十分简单，又有哪个作家不是这样呢?生活，生着活着就有啥写啥，生着活着的东西就是写不完的。

朱自清的散文只能是朱自清的，沈从文写得最好的也只是湘西，陕北山势缓慢起伏必然使陕北民歌平缓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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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什么行当干得久了，说本行当的话时，似乎口里总有毒的，上至皇帝的教训是口中不敢有戏言，下至樵夫，上山绝对禁口“滚了”的话。我自以为文章是天地间的事，不敢随便地糟踏纸和字，更认为能不能写成，写成个什么样儿，不是强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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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喜欢我的早期作品，有人喜欢后期作品。我不能总写早期作品，我个人喜欢后期作品。前面的更有技巧性，能更让人看得清，还容易摘录，后期则更多的是自己在生活中体验的东西，渐渐的就没技巧了，混沌了。这“混沌”就是一种整体把握，即所谓“最分明处最模糊”。在《秦腔》中，我不要求进入观念，而仅仅是呈现这段生活。以前是用观念进入写作，时间长了你就发现，用观念写作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时空在不断发生变化，只有事实才是不变的。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坚持这种写法。在创作上，我是比较固执的一个人，一般不受人影响，骨子里的“犟”在艺术上还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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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很多作品，其实是在不停地想在写法上进行试验，想提升作品的纬度。就像对待一包烟，男的怎么看，女的怎么看，老的少的怎么看。在写作中，神怎么看，佛教怎么看，道家怎么看，动物怎么看，想从各个视角来突出这个问题。包括《废都》，里面有牛的问题，有和尚的问题，有道士的问题，有男的女的各种人物对问题的看法，但那种进入比较生硬，因为还没有吸收更多的东西，思考就不圆满。后来，我想完善叙事角度。在《秦腔》里，“引生”就是一个“串”，串细节、故事，把四五十万字统起来。“引生”出现后，视角开始转换，转换还必须不露声色。所以，“引生”就有他自己的眼光，有我的眼光，也有上帝的眼光，必然形成一个多棱镜。“引生”是故事中的一员，又必须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得进去有时又得跳出来，进入整个事态里去，他本身就是事态的一部分。这的确费了很多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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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土地上长出苗苗的时候，分不清是草苗、树苗还是庄稼苗，只有长高以后你才能辨出。从这个角度讲，大家都是苗的时候，能成为什么苗苗其实自身能感觉到。我在年轻的时候，见过一些编辑老师和评论家，问他们我的作品能不能写好，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也只有自己知道。所以，青年作家一定要看清自己是什么苗苗。对于写作来说，再一个就是比坚持，因为文学在某种时候讲究爆发，讲究持久力，因为他是‘马拉松’。其实，人与人之间都差不多，百米赛跑，就差一两步，一点点，任何比赛，其实就是比那一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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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的世界观或文学观它是决定一切的，是灵魂的东西，只有它才能和别人区别开来。拿我来说吧，对于人生我不是看得很欢乐的，这和我个人情况有关系。我出生于农家，一个不是很富裕的地方；另一个性格有问题，现在外面看起来还可以，但磨练了数十年才达到这程度，现在还是人一多就不行，不愿意见人，性格内向、孤僻一点；咱又不是相貌堂堂，个子又不高，形成自卑感；很小的时候，家庭受到政治冲击，属于“可教子女”，比“狗崽子”好一点。各种原因导致我这种不是开阔的、开朗的、光明的个性，但也决不是阴暗的。它不是生机勃勃的，一般是收敛的，内敛的，内向的，拘谨的，敏感的，也有悲凉、伤感、无奈，这种性格发展得好可以达到放达、旷达，但绝对达不到昂扬、慷慨，发展得不好就是孤僻、刻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