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就是一切：与安妮·普露的一次谈话
人物速描
家乡
怀俄明州。教育
乔治亚·威廉姆斯爵士大学文学硕士，现名协和大学。我修完了欧洲经济博士课程，辅修中国传统文化但没有做论文。年龄
62。最近阅读的一本书
玛丽亚·弗洛克（Maria Flook）的《我的姊妹生活》（My Sister Life）。写作习惯
我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写作——午夜、街边、飞机上，家中，任何地方。给作者的建议
在你开始写作之前花些时间体验生活。我所发现的一个非常糟糕的建议，就是这句非常流行的短语，“写你知道的东西。”这是一个人所能给出的最令人生厌，最愚蠢的建议。如果我们只写我们知道的东西，我们永远也无法进步。我们不会改善语言的流畅性，也不会对其他人感兴趣，也没有去旅行、去探索、去亲身体验的渴望。我们只会在乏味的线圈之内越缩越紧。我们应当要去写的东西是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1997年采访
采访者
远在你决定去写小说之前，你写过“如何去做”类说明文并会做实地考察并，从葡萄种植到围栏修补到实物交易。这个背景对你研究和塑造层出不穷的各类虚构人物——豆农、化石搜寻者、牧民和其它角色——有何影响？
安妮·普露
在我开始写非虚构类文章之前，我所做的仅仅是把肉和土豆放在餐桌上，那时我正在攻读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在研究院的这些年生活，我一直沉醉于学术研究，这个研究习惯一直跟随着我。对我来说，去探索事物的成因时，它就是我的第二本能。但我不仅以研究为导向：我对事物的运行和人性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好奇心。所以反映在我小说中的东西，并不主要来自于关于葡萄种植和围栏修补的说明文，而是来自于图书馆和档案中的非常严肃的研究小时和一种与生俱来的对生活的好奇心。
20世纪70年代，当我离开研究院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和一位朋友一起走入森林并在那里生活。我生活在一个非常偏远、原始、艰难的环境之中，然后如何从远在天边的最近的小镇谋得一份生计这个问题出现了。写作似乎能满足这个要求。我过去卖掉过几篇纯粹写来玩玩的故事，于是我开始写文章。那时我感兴趣的是“重回田园生活运动”——公社、园艺、建筑、维护一条长长的泥路的艰难。我不仅能在现实生活中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一些并观察人们在荒凉之地的有效解决方法，还能写这些东西并挣一些钱。于是我就这样做了。这种方式也让我度过了好几年非常滋润的生活。但渐渐地，这种事情变得越来越无聊，我的兴趣发生了改变。我开始走向小说创作，以此刺激我的头脑。
采访者
你已在过去的采访中提到你的日常责任——抚养孩子、挣钱和维持人际关系——是阻碍你这么久都没有写小说的原因。当珀利的妻子在你的短篇故事《床岩》（Bedrock）中去世时，你说他是“被他的生活松绑了”，这个概念似乎带有自由与令人不安的解缆的双重内涵。除了挤出时间去写作，你需要这样的“解绑”来获得创造力吗？
安妮·普露
这其实并不那么简单。我成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光里，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作家。但我一直是一位读者——一位什么都读的贪婪的读者。读者开始写作，这是件很自然的事情，这正是我的本质经历。当我终于有一些时间去探索我喜欢做的事情时，我清楚地知道这不会成为任何一种学术生活。去凭空创造出人物并把他们写在纸上，看上去像是一件有趣和好玩的事情。而且我可以继续做研究。所以这更像是对我自己的另一面而非一个终于找到了时间去写作的失望的妇女的一个奖励。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如果我想更早去写作，你可以打赌我会这么做。
采访者
虽然你的小说在过去15年里零星地发表在各类杂志上，当《船讯》（The Shipping News
，1994）赢得了一个普利策奖的时候你引起了公众的瞩目——现在你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位似乎更关心她的作品而非文学光环的勤奋作家，你能否谈谈这种持续不断的关注所产生的影响吗？
安妮·普露
从一个人的角度看待人性并不好，这是肯定的。你会看到，当邀请是来自节目和学院（一小时就是一笔巨款）的时候，他们寻找的是获得奖项的作家。大多数人都不特别在意你的作品或你尝试去表达的想法。你在那里被当作一件物品，一件赢了一个奖项的物品。这会给你带来一种非常奇怪、麻木的感觉。
对工作产生的干扰，这绝对是毁灭性的——除非他可以说不。首先我不能说不，而且我做了许多我不该做的事情。当你经历了旅行和麻烦和奔波和与别人的握手，那“一小时”通常会演变为三天。如果你正在创作一部作品，一旦你连续3不去写作，那么重新继续干扰出现前留下的工作会变得非常困难。不靠写作而靠媒体曝光也是可以谋生的。一些作家就是这么做的。但写作是一件我很看重的事情，我讨厌任何使我远离它的事情。
采访者
你曾说过《船讯》（The Shipping News）——一本关于一个“高大，白皮肤、到处碰壁、不知走向何方”的男人最终找到爱和目标的书——是“写一本有一个快乐结局的书”的一次练习。你创作的人物中有非常非常多趋向于从一个糟糕的处境走向另一个，最终面对不凑巧的、意外的，和可悲的结局。鉴于你所说的话，《船讯》的快乐结局有没有使你感到空洞，或觉得它比不上你的其它故事真实？
安妮·普露
当然没有。首先，快乐结局是很讽刺的。它不是一个快乐结局；它只是看上去像。在这个特地情况下的快乐结局，写于书中的后续故事的前面，是痛苦的缺席。那是噩梦般的幸福，不是吗？整本书有意很少去写痛苦，造成一种幸福的感觉。同时，这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所流连的——一种不必是心驰神往的光鲜和欢乐但必须是没有痛苦的境况。这种对幸福的定义是这本书的出发点。创作它我曾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因为无数人告诉我，我的第一部小说《明信片》（Postcards
）是黑暗的。我说，“你喜欢一个快乐结局，是吗？那好吧，我将会给你一个快乐结局。”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习惯于从一个长久的时间跨度去审视一种生活，而不只是片段，这是我不尝试去写内心小说的原因由之一。我喜欢人们生活中的大段岁月。当你衡量一个人的生活，而非今天活在地球上数以亿万记的人们，这被大规模缩小了，相当惊人。我塑造角色时总是抛弃大众想法，不论是景观或一种破碎的社会环境或强大的环境。
采访者
想象力在你的人物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矛盾的角色。对于许多穷人，想象力是让他们得到、通过，甚至走出去的东西。但这些角色很少取得任何的成功。那么，对于转变而非蜕变，想象力只有好的一面吗？
安妮·普露
几年前我在《求知评论》上写过一篇关于想象力的短文，我至今仍有同样的感觉：想象力是人类心灵的主要生活策略。它是我们预期危险、愉悦和威胁的方法。想象力是我们的预期被提出和表达的方法；它激励并提升我们的生活目标。想象力能够阻挡饥饿、身体伤害、坏运气、受伤、孤单、侮辱、受困之人或孤儿的境况、悲伤和失望、烦躁、沮丧、监禁，和临近死亡。想象力使我们的想法、行动，和我们持有的信念生根发芽。
对于许多人——特别对于我——心灵的生命力，想象力的王国，要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更为灿烂和引人注目。所以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转变而非蜕变，想象力只有好的一面吗？”——所指的想象力甚至都不是我所感觉到的那种。它是一切。想象力是人类生活的中心枢纽。它是复杂的。
采访者
你的其它角色，如《心之歌》（Heart Songs）的一些故事中的市民，将他们对乡村生活的观念用作他们的乡村邻居的现实的障眼物，因而习惯于这种令人满意的无知。想象力在你的可怜的角色看来是运动的地方，在权贵阶级看来是静止的。在你看来想象力与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安妮·普露
比起处于更加舒适的位置的人们，贫穷的人或者弱势群体由于受情况所迫会去更旺盛地使用他们的想象力。我记不起是谁说过，但我认同这句话“我们的诗人是穷人的孩子。”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那么想象力就是无尽力量的一个发动机，既能拉你走出眼下的处境又能带你进入另一种现实。
采访者
《手风琴罹罪史》（Accordion Crimes ）充斥了暴力。除了单纯的现实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原因使你采取这种手段来表现暴力？
安妮·普露
我在写美国，我在写移民；在我国和移民所生活的地方，暴力是一种生活现象。这本书中的所有暴力场景都不是虚构出来的——它们是过去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的真实的事情，在拓荒者的账本、旅行日记，无聊的劳动统计和全国各地都可发现。显然我没有盲目的把暴力事件复制，但我确实借用了真实故事的重点来虚构情节。
这种暴力也给故事带来了一种混乱猛进的基调。随着时间流逝，它会赋予这本书一种震撼感。移民在一个新文化中的处境是野蛮和危险的，对今天来说是充满暴力的。
采访者
你以（而且几乎完全以）男人的视角去写作。为什么？
安妮·普露
不，不是几乎完全，虽然我很少在一个故事或一部小说中将女性角色放在前台。喜欢或不喜欢，这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缩。而且这是因为我只与几位姐妹一起长大。我总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哥哥，而且我喜欢男人所做的事情；在我青少年时期，女人们不去滑雪，或远足，或坐独木舟探险，或任何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感到我缺少一个我认为可以带我去参与各种激烈的户外运动的哥哥，而我的姐妹对它们不特别感兴趣。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女人的世界里并如此而已，那么另一面的世界看上去就很有趣。对我来说，也许我创造出来的男性角色让我缺失的哥哥成为了一种现实。
我发现男性角色很有趣。因为我写的许多东西发生在一个更早的时期，他们做的事是女人们不适合去做的。所以这并不是因为我特别迷恋男人，或之类的原因，而是因为去探索他们对我来说更为有趣。如果你去写你可能也会发现这是有趣的。我可以写女人，但更喜欢把她们放在故事中更为昏暗的角落，起一个不同份量的效果。
采访者
你的散文语言异常丰富，简直像诗一样。你向哪些作家或写作形式寻求影响？
安妮·普露
我根本不向其他作家寻找灵感。98%的时间我阅读是为了娱乐，除非我在写评论。但我确实会记下其他作家的精湛技术、风格和大胆的文学冒险。作品被我仰慕的作家非常多也在不断变化——长得我无法在这里说完。
采访者
你是《1997年最佳美国短篇故事集》的特约编辑。这段经历是否让你感到你能对当代小说现状发表权威性的看法？当代小说你读得多吗？
安妮·普露
我为《最佳美国短篇故事集》阅读了130篇故事，它们由卡特里娜·肯尼逊从一千多篇故事中筛选出来。但我几年前也是笔会的三位评委之一，这一年我阅读了一百多篇小说和短篇故事。我最近是一份重要的文学奖项的三位读者之一；大约有300部书入围。几年来我也是尤克罗斯基金会派驻的推选委员会成员，我每年差不多要读300份文稿。所以我可以说我读过大量的当代小说，可能比大多数作家都要多。
我确实感到我对我们的作品有一个公平的看法。我们仍处在内心小说的框架之中——对悲惨童年或成年处境的第一人称回忆——和家庭小说。这可能还要过许多年，我们才会不去写它们。
采访者
你最近在写什么？
安妮·普露
一部短篇故事集，背景是怀俄明州。我发现写这本书是极愉悦人心的——可以暂时歇歇不去想小说，它是一份漫长和艰难的工作。至少你可以在短期内看到一篇短篇故事的结局；每篇要写一个月或六周。写短篇故事时节奏舒缓，它的挑战也更大；我发现写它们要比写小说难度大，不仅仅因为它的简洁性，和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必须要去推动故事的发展，也还因为深入浅出地写故事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采访：Katie Bo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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