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增长速度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因，在于18世纪中叶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加速，同一产业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断提高。而且，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涌现，劳动力和各种资源得以从低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转移配置到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正是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这样。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点不同，发达国家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一直是在全世界的技术和产业的最前沿，任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身研发，而研发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发展中国家所用的技术和现有的产业都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它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用模仿、引进、集成来达到，其成本和风险远低于自己研发，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但能高多少呢？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根据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充分利用了这个后发优势，取得了每年GDP的增长速度7%或更高，维持25年或更长的时间。发达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2%，加上人口增长，平均每年的GDP增长也就是2.5%-3%；这13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两倍还多。
从1979年的改革以后，中国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既然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靠的是后发优势，要想知道中国未来是不是还有高速增长的潜力，最重要就是要判断后发优势到底还有多大。
我认为以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作为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的判断标准是不准确的，因为同样是11000美元，在不同年代跟最前沿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是不一样的。日本是在1972年达到人均GDP11000美元，新加坡是在1986年，中国台湾是在1992年，韩国则是在1994年。当他们达到那个水平时人均GDP时分别已经是美国的67.3%、51.3%、48.3%和45.2%，后发优势的潜力已经小多了。如果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的人均GDP从2008年以后停止增长，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时，也仅为美国的35.3%，远低于上述几个经济体的水平。所以，即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达到11000国际元，中国的后发优势的潜力比上述经济体还会大得多。
根据以上分析，从2008年开始中国还有20年平均每年8%增长潜力的估计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过于乐观的。
当然，要把后发优势的潜力变为实际的增长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必须按照比较优势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如果要按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方面要有有效的市场，给企业的技术和产业选择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另一方面政府要发挥有为的作用，克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因势利导产业升级，避免“过犹不及”以及“不及犹过”的两种倾向。
于此同时，建立有效的市场要求中国必须从双轨制的改革成功过渡到市场单轨，若能这样，将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寻租、腐败等问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势利导型的有为政府的建立和政府主导的赶超型发展模式相比，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按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利用后发优势，而且还有利于政府腾出手来应对未来人口红利过早消失和国际经济可能持续疲软的内外部挑战，使中国实际增长率更接近于8%的潜在增长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亦为中国政协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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