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考古学的领域中，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研究考古学文化，必须注意遗物之间以及遗物与遗迹之间的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便构成了史前考古学上的“文化”，称为“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是代表相同时代的、一定地域内、有一定地域特征的文化遗存的共同体。新石器时代的各种考古学文化是当时各个部落和部落联盟存在的反映。考古学上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地方作为考古学文化名称的做法，应用得最为普遍。我国发现的庙底沟文化、北辛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龙山文化等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命名的。每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有其分布范围，在笔者的家乡，新石器时代文化大致是沿着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来发展的。最多的遗址是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
大汶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分布在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济宁的邹城野店遗址为山东省著名的史前考古文化遗址，属山东省典型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兼有周至汉代遗存。一直以来我都想对其一探究竟。
2022年8月10日，我驱车踏上了这次寻访之路。野店遗址出土的主要文物目前都陈列在邹城市博物馆，于是我先去了博物馆。邹城市博物馆中有一间专门的展厅，展出的是邹城市上古时期的考古发现，其中大部分是野店遗址出土的文物。
展厅中的第一件文物是1971年邹城市野店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红陶背壶。它为当时人们使用的汲水器。喇叭口，高颈，腹微鼓，两侧有宽带式竖耳，腹一侧安凸纽，平底。造型美观，使用方便，为黄河与济水下游大汶口文化富有特色的器物。
接下来我又看到了展出的数量众多的陶豆，它是新石器时代我国广为流传的一种盛食器。它的下面往往是一个圆锥体的底座，上面则为盘状的器皿。陶豆是随着人类的定居生活出现的。在对野店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批陶色多样的使用食器，陶豆为其中较为典型者，有黑、红、白色。其形制轻巧，制作精致。
随后看到的较富有特色的陶器是一座红陶盘形鼎与一座红陶钵形鼎。它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典型炊器。泥质红陶，胎质细腻。红陶盘形鼎呈盘形，敞口，圆边；红陶钵形鼎器呈浅腹钵形，敛口，圆唇，腹壁急收呈浅腹小平底。钵形鼎的三条扁凿形足向外弧形伸出，盘形鼎则向外直线伸出。它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
看过了前几件实用的汲水器与炊器后，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件装饰品——石镯。石镯上有三对对磨穿孔，表面磨制光滑，制作精巧。石镯的制作与佩戴反映了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先民富于美感的精神生活，对研究我国美学史和工具史具有宝贵的价值。
野店遗址的先民虽说已经进行种植业和畜牧业，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完全放弃渔猎活动。野店遗址出土的一根鹿角叉便说明了这一点。鹿角叉由天然鹿角制成，前有一长一短两叉，尖部磨制锋利尖锐，扁圆形柄部有两孔，便于系绳捆绑使用。它是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渔猎工具。
博物馆中展出的另一件制造精良的骨器为骨雕筒，它用动物肢骨的一段做成。内空，断面呈椭圆形。一端刻有三道平行沟槽。壁面刮磨光滑，雕凿精细，是大汶口文化中著名的骨牙器雕刻精品。它在当时多作为装饰之用。
展厅中放置在正中央的，可以称得上是邹城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便是大汶口文化最为精美的出土器物之一——黑陶镂孔高柄杯。它为泥质黑陶所制，侈口，深腹，细高柄，柄上有几何形镂孔装饰。器壁较薄，类似蛋壳。造型美观，堪称艺术佳品，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较高水平。该类型器物有着“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美誉。虽然陶杯胎体极薄，但质地却极为细腻坚硬。由于胎体表面经长时间打磨，胎体中的石英、云母、绢云母等反光物质的颗粒顺着一个方向排列，对光线由漫反射变为平行反射，从而使其表面光亮无比。出土这种类型的陶器后，有专家曾试图模仿烧制，结果发现真正做成一件黑陶杯需要16-20道工序，工艺之繁杂、难度之大，令人瞠目。用如此复杂的工艺，耗费如此多的人力、物力来制作的精致的黑陶杯，绝不会用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是另有他用。黑陶杯神秘的黑色金属光泽，带着直观的视觉冲击和震撼，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发无限敬畏。所以，它只能是贵族在祭祀、丧葬、征战、宴飨时的礼器。用工艺极其精致的器物来表现重大场合的“礼”，这是权势与等级的象征，是贵族与祭司身份、地位的彰显，只掌握在特殊身份的人手中。
接下来我又去了邹城市博物馆的其他展厅进行了参观。参观结束之后，我觉得很有必要到野店遗址的发掘现场去看一看。于是在邹城市区用过了午餐后，我便顺着导航向野店遗址驱车驶去。
野店遗址位于邹城城南6公里的峄山镇野店村村南，车行十几分钟后我到达了目的地。下了车以后，我先看了一下周边的地形。此处东望峄山，西饮龙河，西近京沪铁路，在104国道的东侧。这是一片依山傍水的高台地段，适合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生存与繁衍。遗址东西宽约1000米，南北长约800米，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这样大的面积，在距今五千年前可以算得上是面积广阔的大城市了。
野店遗址最早发现于1964年。1971-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和邹县文物管理所联合进行了三次发掘，先后发掘面积1660平方米，清理墓葬89座、灰坑23个、房基7座、陶窑2座，出土各类文物1000余件。出土的文物主要有石斧、石锛、石铲、石纺轮、石凿等生产工具；陶鼎、鬶、甗、豆、壶、罐、骨针、骨锥、蚌刀等生活用具；还有玉簪、玉环、玉璜、绿松石耳坠、獐牙鱼骨项链等装饰品。
发掘出的两座残陶窑中的一号窑还能依稀分出眉目。其基本结构既有长筒状横卧火膛，又在火膛与窑室之间有垂直火道，形成窑室在火膛的后上方的特点。这样，它便具备了横穴窑和竖穴窑两者的基本特征。考古学家推测窑室在五条火道以上，布局均匀，使通入窑室内的承火面更加合理。由此分析，野店遗址的陶窑结构比较进步，显然室内烧制的陶器数量相应增多。
在发掘出的七座残房基中，大汶口文化占六座，龙山文化房基一座。大汶口文化房基有圆形的两座和方形的四座。残房基由外圈、内圈和柱洞圈组成。遗址内还出土两个大汶口文化猪坑，坑内各埋一头整猪。
属于大汶口文化的89座墓葬是野店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这些墓葬，从地层和墓葬间的叠压、打破关系以及随葬品的演变可分为五期。第一期是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这时人类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末期。从墓葬上看，皆形制狭小，一般长1.8米，宽0.7米以下，无葬具，随葬品少的只有一两件，多的也不过10件左右。这说明此时的社会还没有贫富之间的实质性差别。第二、三期墓葬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即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阶段。从墓葬上看，随葬品逐渐增多，石质生产工具在墓内开始出现。在同氏族墓地上，发现有大型二层台结构的墓葬，随葬品达百件左右。其中有鼎、壶、觚形杯等组合陶器多达50件以上。随葬品多寡悬殊现象，表明氏族内部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已存在财产占有上的不平均。母系氏族制的平均分配原则受到破坏，少数人正在迅速地积聚更多的私有财产。野店遗址第四期所表现的社会现象，已经具有以父系制为主的特点；尤其是到第五期，则完全进入父系氏族阶段。这时期墓葬规模明显增大，出现了原始木椁和成年男女合葬墓，随葬品数量增多，普遍用猪随葬。在同一氏族墓地上，有的墓葬狭小简陋，仅能容下尸体，随葬品屈指可数。而有的墓葬面积要比小墓大几倍，并且墓里有木质葬具，有的甚至有椁有棺。随葬物不仅有优质陶器，而且死者还佩戴玉石串饰、松绿石坠、骨坠等。有的随葬品为精致的骨雕筒、象牙筒、骨梳和龟甲等。这些多寡悬殊的随葬品，表明贫富差距扩大，私有制导致了阶级与国家的出现。大汶口文化晚期，太昊与少昊国家相继兴起，齐鲁大地进入了文明时代。
野店遗址的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经放射性同位素碳-14测定，在距今6170-4640年之间，大约延续了1500年左右。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繁衍、生息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相当进步的制陶、纺织、缝纫等手工业技术，创造了相当辉煌的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野店遗址的发掘则为确立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序列提供了地层依据，为系统地研究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探讨新石器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等增添了大量科学详实的资料，因而在我国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1977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野店遗址发掘时挖的坑早已回填，现在上面盖上了大棚，种植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现在的邹城市人民继承并光大了大汶口文化先民创造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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