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名声不佳，但他们缓解而不是加剧了看病难，并且指出了看病难的解决方向。”经济学者王福重在其参与的公号中发表文章《全社会都应该感谢号贩子》。
“外地女孩医院怒斥号贩子”事件后，王福重从经济学的角度为号贩子辩解，表示大家“误会了”号贩子：对于排队造成机会成本高的患者而言，花高价从号贩子手中买号，从经济学角度讲是“公平”的；号贩子做的是类似炒股、卖菜一样正常的低买高卖的生意。
有新浪网友评论，在医院里，金钱买不到尊严，只能买到生命。
新浪《新闻极客》联系了多位专家，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一下，社会到底该不该感谢号贩子？
《新闻极客》试图通过微博私信联系作者王福重，他表示不接受面访之外的访问方式后拉黑了《新闻极客》。
1.号贩子“中介”，现实中往往是“黑中介”
医疗资源的紧缺，专家号的供不应求，这些都是共识。多位经济学者都表示，正是由此导致了号贩子的出现。
王福重在文章中表示，正是号贩子为“买专家号”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号贩子的号价格高，是因为需求大、成本高、风险大。
所以，他认为，“号贩子做的是正常生意，我们大家都是某种程度的号贩子：低买高卖，赚取差价。比如，炒股票、摆摊、卖菜、把海南的香蕉倒到北京等。”他在文章中提出，号贩子应该叫“医疗中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副主任汤铎铎分析，如果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都有些道理，也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汤铎铎表示，比如医院定的挂号费是300块钱，但是它的价值有2000块钱，在理想的情况下，号贩子就是一个分配的机制。号贩子花300块钱拿来之后，再分配出去，在中间赚取差价，这一部分在经济学上叫做“租”。
但是，现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号贩子不是通过市场机制公正地进行的分配。号贩子可能跟医院有勾结，可能是黑社会，他可能用一些不公正的手段，这样明显就没有任何经济效率了。
汤铎铎认为，在理想的状态下，号贩子相当于一个经纪人，是一个中介。但在现实情况下他明显是一个“黑中介”。
2.“不存在感谢号贩子，拍卖专家号可能更公平”
“不存在感谢号贩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杜创同样认为，号贩子只是在扭曲的体制下出现的一种“寻租”方式，有一定的必然性。
杜创解释，首先制度是扭曲的，号贩子会存在就是因为本身医疗资源非常稀缺，且定价不准，比如挂号费过低，所以必然导致需求远远超过供应能力，这个时候就存在一个缺口，那就会有很多的配置方式，比如排队、按权力来配置，谁官大谁优先得到优质号源，还有一种就是按照号贩子的方式，谁愿意付更高的价钱谁就能够得到优质号源。
第二个扭曲在于号源的来历。杜创表示，假设医生只能看100次，但实际需求是150次，还缺50次。如果把这个100次在另外一个市场公开拍卖，这样就是明码标价，谁愿意出的价更高，这可能比号贩子更公平一些。现在这种方式，我们不清楚号贩子是怎么拿到号源的，但至少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扭曲的。
不过，杜创同时表示，单纯的批判号贩子，意义不大。“首先是体制的扭曲，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还会出来。”
3.“号贩子并没起到资源调配作用”
号贩子抬高了挂号费，究竟是增加还是缓解了看病难呢？
王福重在文章中的观点是“人们痛恨号贩子，觉得抬高了挂号费，增加了看病难。不过，这都是误解。”
他认为，号贩子“缓解而不是加剧了看病难，并且指出了看病难的解决方向。”
杜创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都不认同这个观点。
杜创说，在这种医疗体制下，优质资源（的数量）已经固定下来了，每天能拿到的号是不变的。“号贩子只是在不同的人之间重新配置了。”杜创表示，如果没有号贩子，大家全部都去排队，排队也是损失。有了号贩子，只是说有些人不用排队了，用钱去换时间。
“号贩子现象导致的是不同的人之间重新分配了一下，但是供给，也就是一个医生一天只能看多少号是固定的。”杜创认为，这也谈不上缓解看病难。
刘国恩解释，在一个场景里，有两个市场，一个市场供不应求，另一个市场供过于求，如果这样，人们通过投机把充足的资源运到资源不足的地方，通过劳动让两个市场的资源变得更均衡，但是号贩子的这个做法是在同一个市场，并没有起到资源调配、解决市场资源稀缺的作用。
4.是否放开价格管制就可解决就医公平？
王福重的文章认为，号贩子“指出了看病难的解决方向。”他提出，“怎么才能让专家号到达需要人的手里？只有一个办法：提高挂号费（或者让价格浮动）！只要提高到一定程度，就能供求相当，看病的人数和专家号数量相等。”
放开挂号费对看病难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杜创表示，单纯放开挂号费并不能解决问题。
他解释，现有的公立医院体制使得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永远处于短缺状态，放开挂号费，肯定就是涨上去了。即使有医疗保障也必然会有一部分支付能力不足的人无法去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于供给方的管制太多了。”杜创说，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只是现象，但是背后的原因是体制问题。在供方市场的设定上，我们搞了一个三级医院，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越顶层的医院越少。二级医院、一级医院永远都是比不过三级医院得到的配给。“这样一个金字塔结构导致在顶层的能够吸纳的医疗资源永远只有那么少，很多优秀的毕业生找不到好的工作。”
他进一步解释，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就是因为这样的体制设计使得我们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岗位是很少的。全国就那么多家三级医院，“对于一些好的毕业生，首选是要去三级医院，但是如果去不了，可能从收入上来说，去社区医院还不如当个医药代表。”
杜创认为，只要是以金字塔式的供方安排的话，永远都会处于一个优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所以表面上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改革的问题。“哪个国家的医疗制度也没有这种等级式的，哪个国家也没有三甲医院。”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单纯的把价格放开没有用。”杜创认为，要把供给方放开，不能还是这样等级式的结构，如果供方只是放开价格，但是在管理上、准入上没有真正放开，那供方还是资源短缺。
“单纯放开价格，只会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在这种情况下，用医保也不能解决问题。而放开供方，有竞争了价格就不会涨。”杜创说。
号贩子的号怎么拿到的？
5.市场能否解决就医公平？
就医的公平、平等、尊严，能否通过市场解决？杜创表示，这要看市场指的是什么，如果市场是每天买矿泉水、面包、住旅馆全部是自己支付的话，当然有公平上的缺失。
但是如果医疗市场有特殊性，他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就是医疗保障制度。通过医保来保障个人的支付能力，也就是保障需求方的支付能力，这样把供方的市场放开，从这个角度看市场能够既满足公平又满足效率。
青岛大学经济学教授易宪容也提到结构问题，“当前中国医疗体制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结构的问题”。
易宪容说：“按照刘国恩教授的统计，美国每一千人平均拥有床位是3.1张，中国每一千人拥有的床位4.8张，所以说，我们的总量并不是根本的矛盾。”
他以北美为例，北美很多国家的社区医院相当发达，在这些医院里，都有相当优秀的全科医生，每一个居民的医疗服务基本上与这些医生挂钩（居民与医生双向选择的结果）。所以，一般的医疗服务只与医生预约就可以，根本不需要走出社区。如果社区医生处理不了的问题，会送到相应的专科医院。
6.“我国医改几十年，医疗健康的公共性在弱化”
实际上，医疗和教育都是特殊的行业，它们都不是纯的公共品，也不是纯的私人品。汤铎铎表示，比如牙医，在国外都是市场竞争非常开放的医疗领域。但另一些基础的，比如免疫，就具有公益性质。因为它有外溢效应，一个人得了传染病可能会传染大家，这就让国家来解决，每个人都要打疫苗。
易宪容也提到“公共品”问题。他表示，当前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并没有把国民健康问题作为一个完全公共品。
易宪容说，在北美，医疗健康就是一个完全的公共品，每一个人享受的医疗服务都是平等的。这些都有严格的法律条例界定。至于市场医疗服务部分，政府则不会插手，由市场来决定。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了几十年，医疗健康的公共性在弱化，医疗服务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高官厚禄以权力的方式占有社会最多最好的社会医疗资源。
（新浪《新闻极客》 刘洋 张晶 梁超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