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遵照“专利”和“研发成本”的逻辑，跨国药企可谓仁至义尽。以诺华公司为例，目前，病人在华使用格列卫治疗，一年要花近二十万元。诺华公司牵头中华医学会，采取“买3赠9”的销售策略，花三盒的钱可以换来九盒赠药，正好是一年十二盒的药量，病人每年的开销可以降至7.5万元。参加诺华公司的赠药活动，获赠病人必须由医生提交申请，确保低价药物不会流出。诺华公司的公关活动不仅限于格列卫赠药，公司还为世界卫生组织捐赠了大量疟疾特效药青蒿素，每年斥资上亿美元。
跨国医药公司对于药物的定价策略非常复杂，超出旁观者的理解。各国的药物定价要考虑市场份额，兼顾该国居民的承受能力，又要避免市场间串货影响公司利益最大化。根据公司的市场战略与公关目标，一些药物放弃专利，一些药物坚持高价，一些药物有条件的降价，一些药物采取严防外流的方式捐赠或是售赠结合……
各家跨国医药公司在市场经济的道义上无懈可击。研发成本高的药物就要卖高价收回成本略有盈利，否则今后没有人研究新药，医学止步不前。生病是个人的事情，除非是存在负外部性——即对外产生影响，令他人付出更高成本——的疾病，比如构成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染病，公司讲义气，免费送药。
但是，药物的价值判断不仅仅是简单的投入产出。如果处处讲经济、讲成本，癌症这种恶性疾病是不值得投入的。首先，癌症发病率不高，全世界的癌症都治愈，也就是提高两年的人均寿命；其次，恶性肿瘤多发于老年。事实上，恶性疾病救治对社会的影响远没有这么简单。人是感情动物，必然的，恶性疾病患者会拖累家庭。高额医疗费用会影响病人治疗，降低劳动者素质；加重家庭负担，导致家庭无力为后代提供更好的教育，影响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
高额医疗费用最终会影响社会发展。在跨国药企的利益已经得到充分保护，这些企业已经有了通过谈判降低药价、放弃专利的先例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为了社会的稳定发展限制企业利益的无限扩张。更何况，药品专利权可以作为对外贸易斗争中我国掌握的武器和筹码，在对外经贸谈判中发挥作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为了加入WTO，不断严格国内的专利权与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在这一领域与国际接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国的企业无法像过去那样自由的仿制欧美等制药业发达国家的专利产品。于是，我们一方面享受着WTO规则为中国经济带来的助力，感受1949年以来我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经济发展最稳定的经济景气，一边看着诸如“网络共产主义”和各类“山寨产品”淡出视野。但是，加入WTO是为了人民获得更好的生活，保护别国的知识产权不能成为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品的障碍。
写在最后：药品管理中的“开源与节流”
2018年4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给予了多项政策支持。笔者个人观点，我国医药行业与国际一流水平存在差距，一时难以弥补。如果我们一直本着“人民健康高于一切”的高调门，严格要求国产制药业，可能导致人民用药只能依赖进口，病人因为缺少便宜的药物得不到治疗。当前，药物一致性评价工作的截止期限已经让一些药企放弃了部分研发项目。一些企业担心在规定时间无法完成一致性评价，干脆放弃了研发。在一致性评价中，如果仿制药的药效可以通过调整剂量等手段控制在一定程度，建议有关部门给予应当的放宽。尽管过去一段时期新药审批工作过于宽松导致了遗祸至今的药品乱相，但是民族制药业还是需要“宽松不放纵”的发展条件。
本国的例子想不起来，举外国的例子：
漫画《Say Hello to Black Jack》论“神药”，日·佐藤秀峰 著
“宽松不放纵”对药品管理工作是极大的考验。过去一段时间，对各种“灌水药”、“改名药”的审批混乱仍然遗祸至今。我国的医保目录中，存在着一些使用说明书上罗列的适应症极广的“神药”。这些药物有的只有安全性这一个优点，有的甚至连安全性都有待验证，确切的疗效很模糊，还是腐败问题的高发区。在我国市场上，存在只在发明地和中国上市的药物。更有甚者，这类舶来品神药的中国市场甚至占了全球销量的一半至80%。如何把“神药”挤出医保目录，让宝贵的资金用于格列卫之类治疗效果理想的新药，也应当作为药品管理事业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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