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时代
春天的中央公园可能是地球上最宜人的公共活动空间。怒放的山茱萸和紫丁香在空气中散发清香，整个冬天都关在房间里的孩子们聚集到了运动场上。骑自行车和跑步的人沿着六英里的巨大环形跑道前进，他们穿过哈莱姆区一座座陡峭的小山，为的是看一看南方地平线上更远的城市景色。高级食品车上正在出售蛋奶烘饼和有机食品。你一定很难相信，三十年前，游客站在第59大道北望时根本不敢冒险进入这座公园。纽约公园的绿色空间“无疑代表了现代公园的最高成就”，公园和娱乐局局长阿德里安·贝内普说，他1979年当上了公园管理员，亲身经历了公园系统的起起落落。
城市绿洲——布莱恩特公园。这里曾经遍布乞丐、流氓和毒品赃物贩子。
不过，也许中央公园最令人惊讶的地方要属用于维护它的税收少得可怜。尽管公园说到底是城市的责任，但自从1980年代以来，这里便已经由非营利的“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接手了，而该委员会的大部分预算靠的是私人捐款。城市与该委员会的联姻无疑成果斐然。而这个被称为“公-私合作关系”的模式能让纽约所有绿色空间重新恢复往日的活力吗？甚那些不太富裕地区的社区公园也能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仅因为这座城市目前财政困难，还因为城市规划者日益把公园看作促进经济发展和公共健康的设施。
纽约中央公园
纽约在营造绿色空间方面总是充满了创意。从市中心的高层向北望去，观光者可能误以为中央公园是这座城市的规划者从摩天大厦群中雕凿出来的。其实先出现在这里的是中央公园，它自1850年代即已开放。正如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曾经描述的那样，中央公园的“规模超出了时代的需要”，但是它和其他几座城市公园的设计者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为未来考虑，预见城市会围绕这些公园成长，终有一天它们会真正变得不可或缺。”游乐场的情况也是一样。虽然当时正是童工盛行的时代，但纽约市政府还是看到孩子们需要有安全的场所锻炼身体、发展智力，于是在1903年的苏域柏公园建成开放了美国第一座政府出资的儿童游乐场。现在，这座城市拥有超过1000个儿童游乐场。
这些公园和儿童游乐场曾雇有不少员工。1950-1960年代，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史蒂芬·科亨就生活在布鲁克林区，他记得“每个公园不论大小都有一处建筑，一位看园人在里面负责分发运动器材和充当公园的耳目”。但情况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财政危机期间发生了变化，当时城市因为破产不得不削减工资开支。接着出现的情况经典印证了犯罪“破窗理论”[1]：公园的维护和“耳目”的减少向蓄意破坏者、其他罪犯和无家可归者送出一个信号：就算他们进占公园也没人在意。当然，纽约当时爆发了如瘟疫一般的犯罪。
最坏的时代
1970年代至1980年代早期，公园走入最坏的时代。那时就居住在纽约的人们依旧记得当时的公园是多么令人反感。道格拉斯·布隆斯基是中央公园保护组织的领导人，同时也是中央公园的管理者，他回忆道：1985年，他刚开始在那里工作，当时公园里大部分的长椅都坏了，涂鸦也到处都是，一层又一层。他说：“当时的大草坪简直就是个盛满灰尘的巨碗”，至少天气干燥时是这样的；雨天就成了烂泥的海洋，“连续好多天都无法从公园穿过。”贝内普回忆说，现在的一些地标，像是眺望台城堡，在当时就是个“烧焦的贝壳”。
眺望台城堡
当然，中央公园并不是公众想象中每个角落都藏着个抢劫犯似的那般糟糕。天空放晴时，日光浴爱好者会到大草坪来享受日光浴。大卫·贝尔德1981年搬到纽约，当时的他是一名职业跑步选手，常围着中央公园里的环形道慢跑；现在，他的工作则是带着游客参观中央公园。贝尔德认识一些在公园丢失过自行车的人，其实他们的车都不是被“偷”了，小偷是直接“把骑车人从自行车上打下来，抢走车子。”这还是发生在位于美国富人区的公园中。而位于哈莱姆区（黑人住宅区）、布鲁克林区和布朗克斯区的一些公园里的情况就更严重了，杂草丛生、犯罪猖獗，明智的家长都选择让孩子呆在家里看电视而不是外出。
救星降临——公-私合作模式
不过，贝内普说，市民开始插手管理那些“政府已经放弃”的地区。1980年，园林设计师伊丽莎白·巴洛·罗杰斯和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中央公园保护委员会，该组织的最初目的是筹集资金，阻止公园状况的恶化，并修复其中的一些主要地标建筑。后来，纽约市政府几乎将对中央公园的所有日常管理都交由该组织负责。中央公园保护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不隶属于任何公共部门的工会，所以在制定管理规范时有很大的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强化责任分配。公园现划分为49个区，每区都有一位主园艺师负责。该组织85%的年预算都来自私人捐款，捐赠者大部分是生活在距公园10分钟步行距离内的居民。布朗斯基说：“这简直是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后花园，看看它给你的房子带来了多么可观的附加价值！”
布莱恩特公园
这种与众不同的公-私合作模式于1980年代早期诞生于布莱恩特公园。布莱恩特公园位于纽约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背后，占地8英亩（合3.24平方公顷），是当时恶名昭著的“针公园”，每年这里都会发生约500起重大犯罪，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在于公园地基比街道高，园中很多地方都是路过行人看不到的，这就给罪犯提供了绝佳的掩护。丹·比德曼刚从哈佛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就接过了布莱恩特公园的管理工作。为了让行人能更清楚地看到园中的情况，他立即关闭公园进行整修，历时数年公园才重新开放。比德曼说，现在，“公园里再没发生过什么严重的犯罪了。”
比德曼管理的布莱恩特公园与中央公园类似，是个私人赞助维护的公共空间，只是布莱恩特公园更“独立”，完全不依靠政府。不过其资金更多地来自自身的营业收入，而不是捐赠。实际上，布莱恩特公园是个规模达数百万美元的“商业机构”，运作方式也与真正的商业机构无二。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四，比德曼和他的数十名职员围坐在桌边开会，讨论财务和运作的细节。延长某些参与公园一年一度的圣诞露天市场的店铺的租期，能提升他们的销售额吗？（答案：不见得。）接下来，一个观察团队出示了前一个周末抓拍的照片，比德曼看到园内一些布景上盖着难看的防水布，有些不快。随后，几个曾同家人一起去欧洲度假的职员放映了幻灯片，为同事们展示欧洲公园的运作情况。
这一切需要不少钱，每年约七百万美元。比德曼筹集这些钱的途径有举办活动、场地租金和赞助，比如每年冬天，大草坪就会变成花旗银行赞助的“花旗溜冰场”。这种资金收入不仅让布莱恩特公园全年保持整洁，更使得各种活动得以开展，让公园始终游客盈门。比德曼说：“再坏的天气，公园里也有很多人，坏人自然就不敢进来了。”
多年以来，公-私合作模式推广到了纽约市其他一些不那么有名的公园。皇后区南部公园协会实际上比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成立得还要早，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就在管理面积54英亩（合0.22平方公里）的罗伊·威尔金斯公园。1980年代，彼得·赖特创立了合作计划，整修了哈德逊河边的河畔公园。他说：“1986年，我整个夏天都在河畔大道的富人区奔走。”他不断游说那里的公司老板，对这些“华尔街雅皮士[2]”说：“如果你自家门前自己都不管，又能指望谁来管？”很快，他便筹集到了40万美元，“有了这些钱，我们就能绕过当时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尽快修复居民希望修复的部分。”赖特现在是“博物馆公园之友”的一把手，该组织现在支撑着位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附近的西奥多·罗斯福国家公园的维护和运作。
在曼哈顿区北部，歌手贝特·米德勒在发现华盛顿堡公园和特赖恩堡公园被附近居民当作垃圾场后，便于1995年成立了纽约重整计划。她的员工向包括妮可·基德曼、斯汀、康迪斯·伯根在内的一线明星筹款，共筹集到1010万美元的资金。该资金用于一些公园的整修，包括哈莱姆河畔的斯温德勒河湾公园（现由该组织管理）和高桥公园（现部分由该组织运作）。
切尔西区，在“高线之友”监督下，一条废弃铁路被改造为纽约市最受欢迎的公园之一，公园建成后该组织负担了其70%的预算。斯塔滕岛绿带面积达2800英亩（合11.33平方公里），它的一部分正由绿带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投资并经营着广受欢迎的“儿童旋转木马”。委员会主任凯瑟琳·福维克说，这么做的原因是让公园在没有政府预算的情况下也能兴旺发展。不管城市其它地方经的济压力有多大，“旋转木马都能获得最高规格的维护”。
这种公-私合作模式对于缺乏资金的公园系统来说实属天赐。毫无疑问，近来的经济衰退让纽约陷入新一轮的财政危机，而城市公园部门的可支配预算也毫无例外地面临着削减。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鲁伯格于2007年制定的一项长期规划（PlaNYC）的构想是，创造出让99%的纽约人都能享受的绿色空间，它们当怡人实用，而且在半英里步行距离内。私人捐赠可能是弥合这一雄心与财政不足之间巨大差距的唯一途经。
尽管人们在公-私合作模式是否是正确的融资渠道问题上政见不同，但就目前来说，许多公园都可以利用这种模式寻求资金援助。2005年，《纽约时报》记者蒂莫西·威廉姆斯在布朗克斯区的帕格斯利海湾公园发现了18辆废弃车辆。2010年7月，《每日新闻报》刊登了一张曼哈顿区北部高桥公园的照片——公园小道上，到处是丢弃的保险套包装和针头。这条路还不偏僻，其南边不远处就是公园的儿童游乐场。而高桥公园名称由来的那座连接北曼哈顿区和布鲁克斯区的桥，也已经关闭了几十年了（不过目前，公园的修复工作正在进行中，该桥预计将于2013年重新开放）。
不同的声音——公-私合作模式的缺陷
杰弗里·克罗夫特（Geoffrey Croft）是纽约公园倡议会主席，也是一名长期研究城市公园管理部门的评论家，他调查了纽约市所有1,700座公园。他可以逐一列举那些不知名公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虎杖、东北蛇葡萄等外来物种的入侵到洗手间没有卫生纸。他指出在帕格斯利海湾公园的废弃车辆中，有的已经在那放置了长达15年。他说：“让人气愤的是，我们有钱建公园，却不花钱维护。”他坚持主张额外的资金应主要由税收提供。
范科特兰公园
尽管在目前预算紧张的状况下，从税收中拨款支持公园维护是否可行还不得而知，克里夫特也确实找出了公-私合作模式的一个缺陷：被忽视的公园一般不在富裕社区，也就是说没有现成的捐款者。公-私合作模式能否拯救不在富裕社区的公园呢？以位于布朗克斯区、占地1,100英亩（合4.45平方公里）的范科特兰公园为例，它获得的预算不足500万美元，比布莱恩特公园的预算还要少。范科特兰公园保护委员会主席托尼·卡西诺说：“我们制定了几个宏大的计划，”包括建一座新的溜冰场，设立“越野跑名人堂”，而名人堂项目也于当年吸引到了第一批成员。当然，问题是，“这里没有第五大道，居民人数虽然多，却没有大把大把的千万富翁。”不过，这个公园的爱好者和附近几所私立学校的捐款已经足以支撑部分项目的运作，而且卡西诺正在通过举办高尔夫锦标赛和其它的一些赛事筹集资金。
另辟蹊径——吸引资金的其它可行途经
完全非营利的合作关系并不是公园吸引私人资金的唯一方式，特许经营权就很可能是另一种可行的办法。公园可以出售特许经营权给热狗摊、餐厅，甚至通过意想不到的方式取得赞助——像是给公园内的所有雕塑披上披风来宣传美国广播公司NBC近期的短剧《披风侠（The Cape）》。就连停车场也可以赚钱：曼哈顿区西边的哈德逊河公园就通过位于40号码头的一个停车场来为公园运营赚取资金。（其它城市的一些公园也在通过类似的方式赚钱，波士顿的邮政广场公园就在经营地下车库，此举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让车主把车从路边移到地下，让街道变得更适合行人通行，交通也更顺畅。）
在纽约，城市政策总体上要求特许权收费不归属于个别公园和公园管理部门，而是上缴城市通用基金——就像赖特描述的那样：“直接装进布林克运钞车运到市政厅 ”。但许多组织已经设法绕过了这一限制。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范科特兰公园管理委员会和纽约重整计划已经争取到保留部分盈利以资助自身活动的权利。比如，纽约重整计划就把从特赖恩堡公园新叶咖啡厅赚得的利润用于整修洗手间。而布莱恩特公园委员会已经获准保留全部特许权费。实际上，纽约公园可以发放的特许权要比目前多得多。比方说，虽然曼哈顿东河沿岸有连续的绿色空间带 ，但除了南街码头，我们还真难找出其它可以边喝咖啡边赏帆影的去处。
纽约市和纽约州几年前曾经为吸引私人资金另辟蹊径，在美化的布鲁克林水岸建造布鲁克林大桥公园时，他们计划在公园内修建几座住宅，以后可征收物业税直接用于公园运营。这种方式在当时颇受争议，一方面是因为这笔物业税将主要用于令当地居民受益，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园可能被当成豪华公寓的后院而不是真正欢迎公众的公共空间。不过无可否认，该方法的确奏效。这笔税收加上特许权费让这座新公园从此能够依靠自筹资金经营。与此同时，一个称为“布鲁克林大桥公园保护委员会”的非营利组织也已开始通过“免费电影之夜”、健身课程和皮划艇运动等活动募集资金。
垄断VS.公-私合作
全美各大城市都在试图复制纽约公-私合作模式取得的成功。旧金山公园系统总经理菲尔·金斯伯格就以纽约公园的模式为例，呼吁本地公园要“更有企业家精神，更加自给自足”。旧金山已经与“德洛里斯公园之友”等私人组织达成协议，允许他们自主筹集资金并支配开支。芝加哥的千禧公园曾长期拖延建设并且成本超支，但也通过冠名权筹集了几百万私人捐款：杰·普利兹克露天音乐厅和麦考密克论坛滑冰场等都是它的客户。
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随着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地掌握纽约的公园，他们所做的不仅是筹集资金，同时也教会了这座城市的公园管理部门如何维护公园、吸引游人。“我们从不假装无所不知，”公园局长班尼普说。私人组织“率先尝试了新的管理技术，我们这些城市管理者正在向他们学习，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想法很好。”实例之一：纽约市模仿比德曼经营布莱恩特公园的方式，开始了一项针对所有公园的“审查计划”。
班尼普接着说，在私人组织参与之前，“政府垄断公园管理有时成效显著，有时收效甚微。”而在政府行动不利时，“市民也没有其它途径让情况得到改善。”由此他得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公-私合作模式让公园变得更像“公”园。这个模式值得这座城市的所有公园效仿。
译者注
【1】破窗理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猖獗。该理论是犯罪学的一个理论，由詹姆士·威尔逊及乔治·凯林提出。
【2】雅皮士 ：指西方国家中年轻能干有上进心的一类人，他们一般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技能，雅皮士风貌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着装、消费行为及生活方式等带有较明显的群体特征，但他们并无明确的组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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