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703？—765年），字达夫，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与岑参并称为“高岑”，再加上王昌龄、王之涣，四个人把边塞诗这个题材作的风生水起。盛唐诗坛人才辈出，就仿佛一家跨国大公司，各部门之间人才济济，竞争激烈，这几位能够脱颖而出，端的是非同凡响。
高适的人生要分作两部分，分界线就是“安史之乱”，战乱之前的他一直不得意，多次求取功名不得，壮志难酬，甚至一度靠乞讨为生，境遇可以说是非常悲惨。但是处于战乱之中，他的人生似乎开了挂一般，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官至侯爵，真是令曾经看着他不得意的同代人直呼MMP。
高适少时颇自负，雄心勃勃，以为封侯指日可待。这实际上并不是说高适少有奇志，大抵让他产生如此念头的缘由，来自于其祖父影响。高适祖父高侃，是唐高宗时期的名将，曾立下战功，官至左监门卫大将军，属正三品官员；辽东道、陇右道持节大总管，封平原郡公。生长于这般环境之中，高适少年学剑，期望建功立业，纯属正常。
唐时曾有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享受门荫入仕的特殊待遇。但可惜的是，这个幸运的光环没有能够笼罩住高适，而是落在了他的堂兄高琛头上。大家懂得，那个时代，长房长子长孙的神性是比较强大的。此路不通，高适又不愿充当国子学学生（得苦学四五年，再去参加考试，合格方得录用），便只好自谋出路，前往长安。
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时年高适二十，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怀揣着“王霸大略”、“经济策”、“济时略”，来到了长安城。然而，理想十分丰满，现实非常骨感。高适臆想中的“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的美梦，哗啦一下子就被碰得粉碎。于是，只好无奈写下《行路难二首》释怀。
长安求仕失败，此后将近十余年间，高适便退居宋州（现河南商丘），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边刻苦读书，“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别韦参军》），在诗中他曾这样悲叹自己的遭遇，内心充满了失落感。
《行路难二首 其一》
[唐]高适
长安少年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
五侯相逢大道边，美人弦管争留连。
黄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山莫弃捐。
安知憔悴读书者，暮宿灵台私自怜。
高适于诗歌体裁最擅长的就是七言古诗，而这《行路难二首》应该是其能够见到的最早作品。从这两首早期作品，已经可以初窥高适诗歌风格。
时人论高适诗作，多言其“雄浑”、“悲壮”，“虽乏小巧，终是大才”。这些评说是十分中肯的。这大抵是与高适的个人性情、才气，以及其生活经历、精神面貌有关。长期的失落和困窘生活际遇，固然让胸怀抱负无从施展的高适难免郁郁，情志不舒。然而，却又因其所具有博大胸怀，性格豁达，始终背负远大志向，并没有放弃对前途地追求，仍然于内心里装满斗志和自信。
本诗开端两句，“长安少年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便详细地描写长安城内的那些贵族少年豪奢的生活态势。金钱对于这些贵族少年而言，一掷千金不在话下，最重要的是能够找到乐趣，来刺激他们空虚的心灵，所以手挥金丝马鞭，打马狂奔驰骋于大道之上，时而大笑，时而疾呼，如此方显畅快。
对于贫苦百姓来说，京城居大不易，但是相对这些豪门贵族而言，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穷苦大众，为了每天的活下去，四处奔波，到处操劳，而“五侯相逢大道边，美人弦管争留连。黄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山莫弃捐。”这完全是两种对比鲜明的生活图像。“五侯”本为西汉成帝时候，封外戚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为高平侯的事，因为五人同日封侯，故当世称“五侯”，以指显贵。此处用来指代长安城里的那些贵族显贵，日夜流连勾栏之中，声色犬马，挥金如土，醉生梦死。
最后两句，“安知憔悴读书者，暮宿灵台私自怜”，诗人笔锋陡然一转，从纸醉金迷的豪华生活盛况，指向另类的书生遭遇，沦落潦倒的穷困画面，和前面的富丽堂皇景象，根本就是两重天，一个像在天堂，一个像在地狱。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诗人匠心独具，巧妙运用对比手法，以此更好地突出主题，既如实地反映了诗人内心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不甘，也抨击了当时的社会不公现象，揭露出即使是在所谓的开元盛世，占有大多利益享受特权的仍是贵族势力，出身贫困的士人阶级的出路还是难以寻找。
综观全诗，诗人直抒胸臆，真情流露，采真写实，不加文饰，语言质朴，运用对比手法，大笔勾勒出一幅鲜活的世态万象画卷，确如清代鲍桂星在《唐诗品》中所论：“常侍朔气纵横，壮心落落，抱瑜握瑾，浮沉闾巷之间，殆侠徒也。故其为诗，直举胸臆，模画景象，气骨琅然，而词锋华润，感赏之情，殆出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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