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大约诞生于八世纪中叶，源于武士集团内部主君与从者之间“恩惠”与“奉公”（“施恩”与“报恩”）的主从关系。
道德规范层面的武士道，一是主君与从者的道德思想和行为规范。二是武士个人与武士集团（利益共同体）的道德思想和行为规范，以主君与从者的道德思想和行为规范为核心。
统治层面的武士道，以军国主义为主体，奉行以武为本的统治理念和发展道路。
武士是以战争为业的战斗者，武士道是战斗者的军事型伦理道德规范，产生于平安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以关东武士的“坂东武者之习”（或称“弓马之习”等）为源头。
所谓武士，是指对日本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阶层。武士者，习武之士人也，其实就是军官。它产生于八、九世纪，从十一世纪起，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在武士道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上，八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末的武士道，是在平安武士的战争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与武士作为私人的武装力量相一致，以神道教为思想渊源，是私人性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也是纯粹的“战斗者之道”。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层。
日本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的武将、政治家源赖朝，是镰仓幕府首任征夷大将军，也是日本幕府制度的建立者。
1192年，源赖朝击败所有对手，统一了日本各地的土豪，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武士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开始了长达676年的武士统治时代。
武士以攻战杀伐为职业，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推动者和身体力行者。
“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日本民族自古富有敬神尚武的精神，这正是武士道的渊源，神代之时已经潜在，因此彻底完成建国之大业。大伴、物部两氏作为天孙降临以来建国肇业之元勋，体现了日本民族纯正的武士道精神。
说到底，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就是为主君舍一命。这种精神，即物部氏守护古代朝廷的精神。
武士道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进，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融合神道教、佛教、儒学及皇国迷信的武士道，经历了江户时代以前、江户时代和明治维新后三大发展阶段。
江户时代以前的旧型武士，只是较为粗陋的“兵之道”和“实践之道”，作为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它信奉勇武精神，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它超越理性，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
镰仓幕府的统治并未给日本带来和平，一方面是由于军人政治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东亚大陆元朝的诞生。日本一向推崇汉文化，以宋为正朔，对元使不屑一顾，甚至斩杀元使，这并不是因为日本对宋有多深的感情，主要是日本当权者不懂蒙古人的实力，误以为看似落后的元朝可欺。
忽必烈很快就对日本的这种行为做出了回应，派遣大军登陆日本，试图一举歼灭日本，但蒙古骑兵的优势在山地为主的日本根本施展不开。
同时，元军以轻骑兵和轻步兵为主，与日本的重骑兵较量毫无优势可言，加之日本海上的台风，也对元军船队予以毁灭性的打击，最终，元军两次征日都惨败。
元朝对日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日本的国力也大受影响，镰仓政权实力受重创，由于战后土地恩赏不均，很多出兵的武士们基本没有得到土地，幕府权威下降，对全国很多地区失去了控制权，导致了大规模的内战。
后来，丰臣秀吉终结了战国纷乱，统一了日本，并建起壮丽的大阪城。为了达到对武士的控制，丰臣秀吉首先通过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武士跟农民的分离，并使前者成为贵族，逐渐将这个阶层转化为国家的基石。
1592年，已是垂暮之年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取东亚，结果遭到了朝鲜军和明军的打击，被迫和谈。
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对统一、规范日本武士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江户时代后期，明治维新的先驱吉田松阴在山鹿素行武士道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他认为一般人死则魂灭，而忠魂则永世长存。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想影响极其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民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成性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
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
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所著的《菊与刀》一书中深刻剖析了日本人性格的两重性，称他们是“既好斗又和善，既蛮横又文雅，既勇敢又胆怯”，是“礼仪之邦而又目空一切”的民族。因而他们既拥有自己是“神佑民族”的优越感，又有一种对强者“温顺依附”的自卑感。
武士道长存于二十世纪的日本陆军及日本海军心中。武士道，和其他正式的行为规范一样，也有负面的地方。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过程中，武士道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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