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

“我从内心里感激共产党”

她叫王庆莲，今年85岁，是内陆仅存的被美国人誉为“民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神秘组织的国民党军统局的女译电员。在军统局本部的三年，是王庆莲“最快乐的日子”，她认真工作，也流连舞厅。王庆莲的上司是破译珍珠港密电的军统女少将姜毅英，大老板是戴笠，二把手是毛人凤。

然而人生的舞台急转，流光溢彩顿作凄风苦雨。内战前离开军统的王庆莲，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成为镇压对象。

活到今天，王庆莲早已平反并落实政策，采访前笔者还是想过她会有疑虑和戒备的可能。但见面之后，这位一生坎坷的老人，却流着泪对笔者说：你能来太好了，你们要是能早几年来多好。

王庆莲如今晚年生活幸福，领有退休金，“共产党养了我31年，我从内心里感激”。

1

“运气不好，

考上军统局”

王庆莲身世很苦。她不到一岁就没了生父，住在浙江省江山县的外婆家，才读了六年小学，日本鬼子打过来，什么都烧光了。她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943年4月，王庆莲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军统局来江山招人，王庆莲妈妈给她报名。“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人不够才临时招的。4个女的，16个男的，没培训就大概在6月8日到了重庆。有10个人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

王庆莲和其他10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1944年4月，王庆莲调回局本部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

军统局第一把手戴笠和第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

“整个办公室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因为可以看到情报，很多人想调过来，也有共产党混进军统局，想调来译电科，很难。我们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2小时。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我们译，当然是什么情况都有的，但主要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

2

“印象中的戴笠讲究仪表”

“戴笠这个人很神气，说一不二。我们都叫他戴老板。很小声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

王庆莲印象中的戴笠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很整齐。“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有一次总务处发下来一套军便服，有个女同志——我们也都是称同志的，她穿了，给戴老板看见，马上下令总务处收上去了。”

“老板对自己也严格要求。我们的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八人一桌，老板也同吃，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在我印象里，戴老板还是比较正派的，不像现在说的阴险毒辣的人。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有坏的也有好的。包括军统局，军统局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也为抗战出过力，抗战中牺牲了一万八千人，对日情报、暗杀汪精卫，都出过力气。”

前两年有部电影叫《建国大业》，姜文演毛人凤，很神气。王庆莲说：“其实毛人凤这个人不严厉，没戴老板厉害。我在军统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装，没有电影上那么华丽。”

3

“军统局规矩很多”

王庆莲年轻时很喜欢打扮，用口红把嘴巴抹得很亮，眉毛也修得很整齐。她身段还好，旗袍都要求比人家裁得更合身，做衣服的人见了王庆莲就头疼。

但是军统局纪律很严，女同志是不准抹胭脂涂口红的。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浓妆艳抹，王庆莲因此被记大过处分一次。

军统局规矩很多，她们有个证章，带出去坐车看电影都不要钱，但他们从来不用，因为上面查到要处分的。

王庆莲真正尝到做人的滋味儿、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军统局的那三年。每个礼拜有半天休息，就去看电影。

王庆莲跳交谊舞最早还是跟电影演员学的。王庆莲为了晚上不上班，白天就拼命完成任务，晚上偷偷跑到舞厅学跳舞。“我学会跳舞，军统局规定不准到外面去跳，但重庆有好几个舞厅，我都去过。我年纪小，性格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偷偷去。别人看到了，说小鬼，被发现要给你抓起来的。我说，抓起来再说。我们不可能和外面的人谈恋爱，跳舞认识的几个女朋友，也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工作。

那时候抓起来也没关系，就是关半个月。其实我们军统局的人犯了错误也是关在渣滓洞里面。译电科一个同事，拿了别人的东西，被关了三个月就又出来上班了。

在军统局，男女之间谈恋爱可以，但抗战胜利前不准结婚。有一对驻外地工作的，女的大肚子，军统局把他们调回局本部，男的关起来六个月，也是渣滓洞，那女的一直哭。我说，傻瓜，你哭什么，他关六个月，放出来军统局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后来他们就一直在局本部工作。”

王庆莲贪玩，一个月的工资半个月就花完，只好借，大家都没有，怎么办？王庆莲就去找会计室预支，要毛人凤批字。“我去问毛先生在不在，到门口喊个报告。他说小姑娘你干什么？我说我钱用光了，他就给我批。毛人凤比较随和，戴老板生气要打人，他就去劝。我在军统局一共工作了三年零几个月，走时也是找毛人凤请的假。”

“毛人凤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我于是回到老家吃老米饭去了。1949年军统局撤到台湾去，他们还叫我一起去。我说，我不去，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后来，肠子都悔青了。”王庆莲说。

4

“文化大革命

一生最黑暗”

王庆莲离开军统局是在1946年8月，内战刚爆发。“那时国共正在和谈。可是后来划了反革命，我心里觉得很苦。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开过枪，没杀过一个人。”

运动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整风”，“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王庆莲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像在风口浪尖上的小船，随时都可能沉没。

1951年“镇压反革命”，王庆莲24岁，是镇压对象，王庆莲把她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王庆莲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粮食局，八年间，一直战战兢兢，唯恐丢了饭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上面要王庆莲“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监督劳动。王庆莲那时已经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右派”。没办法，他们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那里是水乡，去劳动都要划船出去，王庆莲五岁的孩子扔在家没人管。冬天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利，晚上就在当地农民家地上铺稻草睡，只有王庆莲一个女的，她觉得很屈辱。

苦难的日子在后面。“文化大革命”时，王庆莲说她生不如死。在她一生中，这是最黑暗的一段。王庆莲是军统特务，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挂牌子、戴高帽、游街，站在凳子上说自己是反革命军统特务。

“江山人脾气倔，军统的江山人，脾气更倔。我下到农村改造23年，还是很倔强，他们叫我招认，叫我揭发别人，我从来不招，没有的事情我绝不随便讲。”

5

“共产党养了我31年”

“很多事情讲不清，凡在军统就是作恶多端吗？没办法，讲不清。我后来想，那段时间，社会不知道要倒退几十年。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我丈夫先平反了，我们夫妻抱在一起哭，总算熬到头了。”

王庆莲是1981年落实政策的。王庆莲说还是感谢共产党，在乡下的23年也给她算了工龄，到现在她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她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地过，王庆莲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王庆莲的肺腑之言。

王庆莲说她这一生对不起四个人：“我妈妈，我没能给她养老，她反过来还得帮我养儿子；我的三个儿子因为我，一个只读到初中毕业，一个小学毕业，另一个小学都没能读完。我后来问小儿子：从小妈妈不能管你，你恨妈妈吗？他说，不会。我心里才好受一点。”

王庆莲说：“译电科在台湾还有几个男的，内陆除了我活着，没有人了。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转眼之间，我也会很快离开。我已经85岁了，还能有几年？现在有关爱老兵的朋友们关心我，我感到很幸福。”邓娟

年轻时的王庆莲。

▲“感谢共产党”，是王庆莲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