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照寺

 

《东城区志》载：东四十三条，东起东直门南小街，西至东四北大街，西段北有支巷通东四十四条，中与横街相同，东口与小菊胡同相同，长724米，宽8米。明代属居贤坊，称慧照寺胡同，因有寺庙慧照寺而得名。清代属正白旗。乾隆年间，东段称慧照寺，西段称汪家胡同，因有乾隆重臣亡友球而得名。1965年全市整顿地名，合称东四十四条。“文革”中一度改称红日路十三条。

慧照寺位于胡同东端与小菊胡同南口相交处路北的7号院。原为明代的永宁伯府所在地。永宁伯始伯谭广，江苏人，行伍出身，永乐年间跟随朱棣起兵靖难，屡迁指挥使，他留守保定，孤军奋战四十余日，终使敌军退走。永乐年间营建北京，谭广是工程负责人之一。后多年镇守宣府，独当一面，正统六年（1441年），以御敌有功封永宁伯。史称其“长身多力，奋迹行伍至大将，大小百余战，未尝挫衄”。正统九年（1444年），因老还朝，83岁卒于京。谭广的伯爵不是世袭爵位，他死后37年，府邸被改建为慧照寺。

成化十七年（1481年），僧人庭佑将其宅改建为慧照寺。寺所在巷也改名慧照寺胡同。弘治十年（1497年）重修扩建。清乾隆《京城全图》绘有此寺。新建大佛讲殿五楹，内塑大佛圣像并二尊者、十八罗汉，皆以金饰。以外还新建了金刚殿、伽蓝殿、祖师殿、方丈院等。此寺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重修。民国时，庙已衰败。原规模很大，分东、中、西三路院，大殿居中，前后东西均有殿宇。尚存石碑应位于大殿之前，现已被砌于居民厨房内。26号院内尚存一后殿，坐北朝南，面阔三间，前出廊。22号院内尚存东路正殿，坐北朝南，面阔三间，进深五檩，前出廊。二殿均为筒瓦过垄脊大式硬山顶。其他殿宇均已拆除改建。清同治年间重建。民国后，庙已衰败。解放初仅余山门、大殿、配殿及部分配殿。后析为民居。山门已无，仅余大殿及配殿。

现在慧照寺已变成居民大杂院，门牌号是东四十三条19号院和东四十四条20号、22号院。19号（原慧照寺7号）院内现存《慧照寺修建碑记》石碑一通，碑首为二龙戏珠，高3.2米，宽1.1米。此碑记叙了修建此寺的原委：僧人庭佑得永宁伯谭纯故宅、辟为焚修之所，太监阎兴奏闻，赐额曰“慧照寺”额，（明）李纶书并篆额，落款是明弘治十年，即1497年。现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一份1935年北京城内三区卫生稽查班何道珩的报告。报告中称，内三区北新桥石雀胡同一位王姓居民报称，东西汪家胡同慧照寺7号庙内，住着一个姓景的妇人，其行踪有点像“姥姥”。何道珩按照这条线索，摸到景氏妇人的门口后，婉言探询，假装要请她外出接生。景氏感到很吃惊，说自己并非什么产婆，为什么要请自己接生，何况门口又没挂接生牌，是什么人告诉他的。何道珩反应倒是极快，马上回答说，只是听到附近传言，都说你手术时身手异常敏捷，而且待人特别良善，所以前来接请，既然不接生,也只好另到别处再请人了。至于最终结果，报告是这样说的：何道珩婉言和景氏女人道别后，随即“往石雀胡同王姓处探询有无举报慧照寺景姓情形，而该王氏称与景氏素不相识，并不承认有举报情形，为此将查得详情，备文呈报”。批示是“拟随时注意密查。”(《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上述案例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中华民国”建立已经23年之后，换言之，在公共卫生体系已经基本确立于中国人的生活之后，接生婆的角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卫生事务所接办了接生事务之后，未经科学系统训练的传统‘产婆’身份逐渐被认定为非法,‘吉祥姥姥’由此变成了侵害女性身体的祸害源泉，更成为警事系统日夜侦缉的对象。”

稳婆，是旧时民间以替产妇接生为业的人，已经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因历史时期和南北地域及民族文化的不同，其有“隐婆”、“产婆”、“收生婆”、“接生婆”及“老娘婆”等多种称呼，为属江湖“三姑六婆”之列。民国时期，开始被医院新式接生所代替，但由于全国战乱不止，普及率并不高，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稳婆”被彻底取消，是解放后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