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导言：今年重阳节，央视记者数人在街头采访多名老年人，问“年轻时最希望做的事情是什么？”，几乎异口同声答“好好工作。”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的恶果，他们年轻时无法掌握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现在还记忆犹新。
我们离开父母离开北京，一下子扎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上级命名我们叫知识青年，农民们称呼我们是大学生。现在还有人说我们把知识和文明带到了农村。后来我们才发现，我们什么都不是。农村根本不需要我们曾经在学校学过的那点可怜的书本知识。倒是缺少文化的农民，让我们知道了真正知识，人生真谛的知识。现在我还这样认为，是农民让我们懂得了人生。
我曾问村里的年轻人最渴望什么，他们异口同声答道——娶媳妇。与同行农村老教师长期交往交流，他们认为，人的一生只有三件事最重要——盖房、生孩子、孝敬老人。
盖房为的是结婚后分家单过，结婚为的是繁衍后代，繁衍的后代要侍候好老人。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耕文化解释人生最朴实的答案。人乃草木一生，农村人与城市人，皆如此。
什么远大理想，没有“盖房、生儿子、孝敬老人”，想什么都不是。一辈子不结婚，人类能繁衍几何。
到了农村还不放过我们，教育我们说，要扎根一辈子。为什么生理成熟的知识青年不敢在农村恋爱结婚，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在农村“盖房”。时间久了，知识青年们实在等不及了，才有了集体大返城的思想基础，要回故乡“盖房”。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红白喜事”曰：男女结婚是喜事，高寿的人病逝的丧事叫喜丧，统称红白喜事。有时也说红白事，泛指婚丧。
自古以来，男婚女嫁被看成一生头等“喜事”。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礼俗中贯穿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从一而终”的伦理观念，在老北京的旧式婚俗中也得到了反映；从订婚到最后结合，需要经过许多繁琐礼仪程序。
保亲：即介绍婚姻，俗称说媒。通过媒人介绍、男女双方父母同意后，首先要过门户帖，双方各用一红纸折子，写上姓名、年龄、籍贯、三代(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名号等，由媒人传递，即《仪礼》中所说的“问名”。随后，男女双方长辈选择吉日和适当场合互相探视，了解对方家庭财产状况、家庭名声、姑娘品貌、姑爷身世等，是否门当户对。
合婚：经过互相查访，双方主婚人均无异议，再过“八字帖”。男女双方各用一红纸的折子，写上出生年、月、日、时，请“星命家”测看男女双方“八字”，叫“合婚”。因每个人的出生都有年、月、日、时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占干、支各一个字，四个部分共计八个字，所以叫批“八字”。星命家称男女两方属相必须相合才能结婚，以免婚后夫妻相克或妨碍家运。
然后由“阴阳”先生根据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和属相，写出鉴定(如“相合相克”等)，再根据“黄道吉日”和喜神方位择定迎娶日期以及忌什么属相等项，写在一个红纸折子上，叫“龙凤帖”。这就是旧时的结婚证书。
放定：男女双方家长说媒、相亲、订婚后男方送彩礼往女家，表明聘定女方为妻。虽还未行婚礼，但女方名分已定，实际上夫妻关系已确立。旧日有放小定和放大定。少女订婚后，习惯上要改变头型发式，过去少女留辫子，一般不扎辫根，一过小定，就要扎上红辫根。讲究一些的家庭放小定时，男方要送女方首饰四样：戒指一个或一对；镯子一对；耳环一对；项圈一个，金、银或银质包金不等。放大定意味着男女双方联姻已成最后定局。这时，男方要向女方送财礼，女方亦公开索要，有时双方讨价还价，成为买卖婚姻的集中表现。
陪奁：按老北京礼俗，女子出嫁的头一天送嫁妆，请男宾（四人至八人），将娘家陪送的嫁妆送往男家，叫“陪奁”。女方收到男方送来的聘礼后，在出嫁前一天下午将娘家陪送的嫁妆送往男家。中等人家陪嫁一般为24抬、32抬，有的人家陪嫁有相应还礼之意，原则上以男方聘礼增一倍还礼。
嫁妆的多少一般根据女家家庭经济状况决定。当年老北京有童谣唱道：“月亮月亮照东窗，张家姑娘好嫁妆，金皮柜，银皮箱，虎皮椅子象牙床。锭儿粉，棒儿香，棉花胭脂二百张……”
迎娶：也叫“迎亲”。迎娶有搭喜棚、布置喜房、安排娶亲人员、发轿、仪仗、响器、轿子、新人上轿下轿、娶新归途、婚后琐礼等许多细致讲究和仪式。办喜事的热闹情况，一切排场在迎娶仪式中有着集中表现。
花轿：吉期一到，喜轿执事上门，娘家忙着打发上轿，夫家忙着迎娶进门，排场大又隆重，礼数讲儿也顶多，算给双方的家境来了一场大展示。“娶亲太太”扮演着重要角色，随喜轿执事上门迎亲，引导行礼。她主持婚礼仪式，另有傧相指导新郎新娘完成婚礼礼节。花轿是传统婚礼的核心部分，分四人抬，八人抬二种，又有龙轿，凤轿之分，除去轿夫之外，还有笙锣，伞，扇等开始，一般的轿队少则十几人，多几十人，很是壮观；新人的服装为凤冠霞帔，或长袍马褂。新娘蒙红盖头，新郎手持的大红绸等等；而仪式部分中的“迈火盆”、“迈马鞍”、“射煞”等代表着夫妻二人在未来的生活中恩爱和美，幸福长久，更是都是传统婚礼上所必不可少的。
洞房坐帐：新人拜过天地后，上炕抓盖头，夫妇才算正式见了面。拜堂后要“闹新房”。新婚夫妇进行同吃子孙饽饽、喝交杯酒、撒床、上头等仪式。贯穿着祝愿新人称心如意，家道发达兴旺的主题。
洞房花烛夜后，第二天一早，新婚夫妻要一同祭拜神、佛和宗亲三代，并拜见父母等长辈，定名分，认大小。
婚礼举行后的第三天，通常新娘要回娘家与父兄亲友行回见礼。这就是所谓“回门”，也叫“回酒”。一般是一大早娘家便派人赶着马车来接新妇，新妇临行前，向公婆叩头，然后与新郎坐马车到娘家会亲。到娘家后，新婚夫妇要向家堂中的神、佛及宗亲牌位行礼，然后给女方父母及长辈们行叩首礼。见完礼后，便摆开宴席，请新婚夫妇喝酒。饭后，新郎独自回家，新娘则要到晚上才能回来。到了此时，一场富有戏剧色彩的婚礼才告闭幕。
早在清代，京城就出现了专门为结婚的人服务的行业——喜轿铺，可以说是今天婚庆公司的“原始版”。主要是为结婚的人提供花轿，并附带轿夫、锣鼓手、执事等。
当时京城的结婚还普遍采取传统的礼仪，于迎娶新娘时，照例用花轿，旗锣伞扇、金灯执事，八面大鼓等。据《当代北京婚恋史话》记载：“当时的喜轿行业很兴旺，四九城都有喜轿铺，京城约有120余家。在这些喜轿铺中，可分两类，一类是满俗婚礼的喜轿铺，这类多在内城；另一类是汉俗婚礼的喜轿铺，这类多在外城。”
随着二十世纪的来到，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旧的封建礼教被逐渐否定，特别是传统的结婚仪式因过于繁琐，且费时费事，浪费钱财，常常把结婚当事人弄得疲惫不堪，于是一些上层人士和知识阶层开始尝试新的结婚仪式，谓之“文明结婚”。即男女双方不再去“命馆”合婚，也不必许什么“龙凤帖”，而是买来两张印好的结婚证书，填上新郎、新娘的姓名、年龄、籍贯，举行婚礼时，由证婚人、介绍人和男、女双方主婚人印证就行了。结婚典礼可以在家里举行，也可以在饭庄举行。新式婚礼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为此有识之士看准“文明结婚”这个“商机”，在京城开办了供应新式结婚用品的服务商店。据《北京民俗文化史略》记载：民国四年（1915年），骡马市大街开办了“喜庆婚礼用品租赁社”，专门出租文明结婚的用品。它原本是一家有着30多年历史的喜轿铺，掌柜是山东人，很精明，他将旧式的花轿、锣鼓手、执事等取消，改为备花车、司仪，同时向新郎、新娘出租结婚穿的礼服、花篮等。可以说“喜庆社”是京城第一家“婚庆公司”，所承办的事宜与今天婚庆公司所承办内容很相近，只是所提供的服务项目较少，经营规模也不大。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九月，江苏无锡人郁炽昌在宣武门内绒线胡同开办了“紫房子新婚用品服务社”，为“文明结婚”的年轻人提供“一条龙”式服务。它专门出租“文明结婚”礼堂上用的各种陈设，新郎、新娘穿的西式礼服，新娘用的头纱、珠冠、头花、手花、花篮等，且代雇花车、乐队、司仪，甚至连结婚典礼的仪式单都给印好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北平市社会局积极提倡“改进习俗，提倡节约”的“文明结婚仪式”，受到许多年轻人的响应，由此促进了“紫房子”的业务蒸蒸日上，并使原店址已不敷应用，1938年迁到六部口旁边，三间紫色的大门脸儿较前更为壮观。
此后，京城出现了多家为婚庆服务的行当，如东城的“福双新婚用品服务社”，西城的“金丽新婚服务公司”，南城的“美馨新婚服务所”、“喜临门婚庆服务公司”等，但其门店规模和服务业务与“紫房子”相比，均为逊色。
为了争到客源，各婚庆服务社利用一切机会广泛宣传“文明结婚”的体面、省钱、省事等种种优点，同时扩大服务范围。一些婚庆服务社的老板还广为结交社会各界名流，争取他们的光顾与支持，以扩大影响。到上世纪40年代末，京城有婚庆公司近十家。
进入上世纪50年代后，京城的婚庆企业同其他私营企业一样，在“公私合营”的历史大潮中迎来了所有制的变革。有的停业，有的转行，有的参加了“公私合营”，其业务较为单一，或改为照相馆、有的改为服装店，而婚庆服务的业务取消了。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年轻人对新事物的不断追求，婚礼的花样越来越多，京城的婚庆公司又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阜顺喜轿铺是二三十年代北京外城一带最有名的喜轿铺之一。
轿子在中国东汉时就出现了，是一种走山路的交通工具，当时只是官僚和富户乘坐，用它代步。结婚时，新娘子坐喜轿在唐和北宋时开始普遍了。
北京在明、清时期，姑娘出嫁都要坐婆家雇的喜轿，方可娶走。因此，当时的喜轿行业最为兴旺，四九城都有轿子铺，当时，京城约有120余家。
在这些喜轿铺中，可分两类，一类是满俗婚礼的喜轿铺，这类多在内城；另一类是汉俗婚礼的喜轿铺，这类多在外城。
进入民国时期，由于西方新潮传入，结婚就有不坐轿而改乘马车、汽车的。举行新式婚礼，这只是极少数，用喜轿的还是绝大多数。
阜顺喜轿铺是一位叫卢三的人于民国九年（1920年）左右在崇文门南河漕胡同路西开办的。
喜轿铺是赁货铺的买卖，“一本万利”，只要拿出一些钱，置办两三乘轿子和一些“执事”，就可开业。抬轿子的轿夫和鼓号手、“执事”等都是临时工，有事找来，事完就走。喜轿铺的轿子、鼓号、“执事”等只要不坏就可长期使用，旧了油饰油饰再用。卢三看到喜轿铺赚钱，所以办起轿子铺。
阜顺喜轿铺还没有开张以前，在崇文门外东唐洗泊街就有一家喜轿铺，字号“合兴”，在南城很有名，前三门一带有钱人家娶媳妇都用他家的轿子，有时内城汉人大户也慕名光顾。
阜顺喜轿铺开业后，就把“合兴”顶了。阜顺喜轿铺能发展起来，是因为经常更新轿围，轿围绣工精细，图案新颖，锣鼓执事齐全，轿夫、锣鼓手、打“执事”的穿戴整齐，且租赁价便宜。
轿铺掌柜由卢三自己担任，长子卢国春、次子卢国璋是他的大帮手，既上柜应买卖，又外出跟轿子，除去两个儿子外，只雇一位账房先生，一位干杂活的小伙计。其他轿夫、锣鼓手、“执事”等人都是临时工，用多少雇多少，开销甚少。
由于轿子漂亮，锣鼓手、“执事”整齐，要钱又少，所以买卖兴隆，逐渐成了外城有名的轿子铺。
阜顺喜轿铺抬的都是汉俗婚礼人家。汉俗嫁娶，新娘乘坐的是八人抬的红缎绣花喜轿，绣的花样，有“禧”字轿围，有“麒麟送子”轿围，有“富贵牡丹”轿围，还有“龙凤”轿围等。
送亲和娶亲的女眷也坐轿子，坐的是绿轿。红轿在前，绿轿在后。红轿前面顺序排列为：锣、鼓响器、各样“执事”。
发轿时乐器演奏“花得胜”，来回路上演奏“续道德袍”，新娘子上、下轿时，演奏“合乐”。
喜轿铺在“黄道吉日”时，俗说“好时”买卖多；“黑道日”是不吉祥的日子，就没有买卖。阜顺喜轿铺轿厢多，“执事”、锣鼓有好几堂，一天能应“三伙”（一户人家所用轿子和“执事”称一伙）买卖。有时还要抬一伙“赶伙”，就是这一拨儿轿子、“执事”抬完，再去赶抬另一家。
“赶伙”轿子价钱便宜，但讲究的人家是不用的。轿子一般要在上午八点左右就得在娶媳妇人家门前将轿子、锣鼓、“执事”等摆放好，这叫“亮轿”。
“赶伙”轿子就得一切从简，路上还要走得快，完事也得下午两三点钟，雇“赶伙”轿子大多是家境不富裕，图省钱人家。
喜轿铺之间的竞争有时在“亮轿”时。两家或三家同在一个饭庄办喜事，两三家轿铺，同时在外面“亮轿”，让大家观看，来比出高低。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个“好日子”，阜顺喜轿铺与“合兴”喜轿铺在路上相遇，两家轿子都抬的是一红二绿的“三乘轿”，伞扇“执事”齐全。
上午十一点左右，两家的轿子在回抬新娘的路上相遇。“阜顺”的轿子由北往南，“合兴”的轿子由南往北，两家轿子快遇到时，两家都放慢脚步，锣鼓齐鸣，轿夫都是两眼前看，腰挺得很直；有时，前面喊“左门照”、“右门照”（这是左有障碍物，右有障碍物），让后面轿夫注意。两家轿子一左一右交错走过时，步子更小，实际不是走，而是一点一点往前挪，轿子平稳已极，这时路上观看的人很多。这次两家轿子铺在路上“亮轿”，虽然争了个平手，可是，“合兴”当时是个名铺，“阜顺”还是个无名铺子，这次“亮轿”，“阜顺”也就出了名。
随着社会的前进，新式婚礼逐渐增多。30年代，青年男女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找配偶的渐多，不“合婚”，不坐轿，只坐“彩车”。那种两匹大马拉的“彩车”，既简化仪式，又经济。
1949年后，政府提倡婚姻自主，反对包办买卖婚姻，结婚仪式从简，阜顺喜轿铺也就正式关闭了。
老北京人娶亲讲究排场，一切的气派都要在迎娶上体现出来，大多有模仿帝王仪仗的趋向。婚姻是人生大事，虽然这些举措逾礼，官府一般也不干涉。下面几张照片是典型老北京汉族人的迎娶方式，仪仗礼器与满族有明显区分，拍摄于民国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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