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经验集2-1

 

在阐释这些经典奥旨的同时，对《内经》 中的哲学思想和辩证法多有发掘创见，推陈出新，兹举《略论〈内经〉辩证法思想与神经反射学说》一文说明之。《内经》是一部蕴存着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思想的古典医籍，它以阴阳五行为基本概念，执简驭繁地概括了有关人体生理、病理的自然现象和本质，从而说明了人体生理过程的矛盾统一性。内在环境和外部环 境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以及个体化生理、病理机能的诊断和病愈机制，这些观点和现代反射学说是比较吻合的。
（一）阴阳学说《内经》记载：“人之有形，不离阴阳”，把人体看作是由阴阳代表的两种对立的物质组成的。
人体生理过程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才能够 维持健康，这就是“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这个相对平衡打破了，就会发生疾病。阴阳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约是人体生长的客观规律。强调生理的矛盾统一性的自然 法则与现代神经反射学说的大脑皮层兴奋和抑制过程的观点相吻合。神经系统兴奋与抑制这两个过程决定了大脑皮层的活动，反射条件的形成是相互作用的。神经系 统所进行的生理不平衡或者发生不稳定时，表现在机体上也有很明显的超越正常生理过程中的现象。当大脑皮层的抑制过程减弱，兴奋过程加强时就会出现神经衰弱 疾病，表现为情绪欠佳，易发怒，易疲惫和失眠等现象；当着信号系统发生不平衡时，就会发生癔病和神经衰弱，其外在表现为不可遏止的激动情绪和病态幻想以及 神经平衡障碍的症状，如多疑、寡断、恐怖、强迫动作和强迫意向等。
第三卷７６盛氏认为：阴阳在机体内是无 处不有的。一切物质运动和生命的过程自始至终既矛盾又统一。例如，胃为六腑之一，属阳，但胃系实质有形器官也属于阴。从胃的机能来看亢进为阳，减弱为阴， 这正如现代医学认为胃机能是受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所支配。这两种神经是既互相拮抗又互相统一，当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时，胃分泌减少，运动缓慢；迷走神经兴 奋性增高时，胃分泌增多，蠕动亢进。由此显而易见，中医的胃气虚为阴，胃气实为阳是有科学根据的。
《内经》记载：“阳化气，阴成形……阳 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化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阴阳应象大论）。组织机能是以物质为基础，又反过来促进物质的形 成。再以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为例，当交感神经兴奋时，细胞的机能就配合机体内的能力，使机体外部的活动加强，因此呼吸、循环、氧化过程就逐渐增强，同时 受副交感神经支配的消化、分泌等器官机能却相应地抑制。当副交感神经兴奋时，消化系统的机能和物质代谢的同化过程加强，促使所消耗能量的机体得到恢复，而 循环和呼吸器官的活动以及氧化程度受到抑制，这就产生能量的物质补充。因此，祖国医学用阴阳这一概念来说明人体生理过程的矛盾统一法则，是符合现代科学 的。
（二）整体观念《内经》记载：“所谓五 脏者，藏精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五脏别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 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于精，行气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脏……”（经脉别论）《内经》强调人体是 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盛氏认为：从整体观念出发，脏腑的形态和机能都存在着互相资生和拮抗的矛盾统一。若一脏有病，可导致他脏病变。如“心病”不全是由心经 引起病变，临证有纳减、倦怠、心悸、怔忡、健忘等症候时，则是脾虚所致。肝病也不全是由于肝经阴阳失调，有时可因肾水不足，肺失肃降，脾失健运等所致。按 五行生克规律来解释，上述两列，前者是由脾虚累及心脏，是子夺母气；后者由于肝木旺盛，金不济则无以制木。用现代医学大脑皮层与内脏器官相关学说去研究这 个问题，也可以从中进一步熟悉五行生克的矛盾统一性。由于内脏疾病的发生是皮层活动发生病理性减弱或抑制，通过正诱导而使皮层下中枢活动相应增加，于是下 视丘脑就形成了病理的兴奋性停滞灶。另一条途径是通过神经体液反射，若植物神经系统支配内脏器官的活动障碍，机能就发生紊乱，从而发生疾病。但病变的器官 神经冲动，也可反过来引起皮层机能障碍，这就是反馈的道理所在。
《内经》说的心有两个意思：一指“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心（灵兰秘典论）；一指“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的心（六节脏象论）。后者是脾虚导致心病说，可用大脑皮层和内脏器官相关学说来佐证，胃溃疡病的胃神经冲动，也可引起焦虑、失眠、健忘等一系列神经官能症。
（三）天人合一《内经》记载：“夫自古 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天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地，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苍天之气， 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盛氏认为：“天人合一”或“人与天地相参”的观念，是反映了古人对机体内在环境与外在环境是一个完整的 统一体的熟悉，这种内外环境密切第三卷７７相关的关系与现代神经、体液等学说也是极为相似的。自然环境除四时气候变化等之外，社会条件和人体也有着不可分 割的关系。社会变迁和战争威胁都给机体带来极大的影响，人体能适应自然气候或社会环境变化时，就不会发生疾病，否则就会生病。这正如《内经》所说：“天有 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重乃不固。”病的形成，是以外在 矛盾寒暑燥湿风为条件，以内在的矛盾喜怒忧思为根据的。自然条件是引起各种疾病的外在因素；高级神经系统，对于四周环境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确定机体的感 情活动，改变了它对外界的适应性，是引起疾病的内因。外因必须通过大脑皮层作用于内在环境而产生疾病。
《灵枢经》记载：“天暑衣厚，则腠理 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水为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五癃津液篇）又记载：“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 乃客其形。”（百病始生篇）盛氏认为：气温高毛细血管扩张，天气冷皮肤毛细血管收缩，机体这种随气温高低而调节的机制完全靠神经体液调节。又认为：体质强 健，神经调节功能正常，可以适应自然环境的千变万化，而不得病。若体质衰弱，神经调节功能差，外界稍有一点寒热变化就生病无疑。根据《内经》“天人合一” 的基本观念，一个地方的人与另一个地方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随着生活习惯的不同，机体对自然条件的适应也不同。由于大脑皮层不习惯这种不同的自然条 件，所以相应变化的时候，大脑皮层活动就有感应，结果就产生不平衡的现象，不是过于兴奋，就是过于抑制，它作用于植物神经，就使内脏感到不适。假如人们知 道产生不适的原因，那么，他们就会很快去适应新的自然条件，也就可以避免生病。可是很多人不明白这种道理，因而对机体的不适抱着惧怕心理和过度强烈的情绪 反应，使人体功能受到干扰，生理紊乱，从而形成了疾病。

二、应用运气学说指导临床实践运气学说 是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长期对天文、地理、历法以及宇宙万物生化的直接观察和体验而形成的。强调自然界天时气候变化和人体息息相关的对立统一关系，并以阴阳五 行为核心，以六气、三阴三阳等理论为基础，运用天干地支为符号，执简驭繁，阐述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 的，充分反映出中医“天人相应”的特点。
五运六气研究自然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 响，是在整体观的思想指导下，以阴阳五行理论来阐述人与天地相参的学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气象医学理论。运气学说以天干与地支为基础，猜测和推算每年 及各季节的地理气象正常和异常的情况，以作为诊断和治疗的参考。历代医家对运气学说虽见解不同，评价不一，但对四时气候变化与疾病发生的密切关系，有较为 一致的熟悉。虽然运气学说繁琐奥秘，也渗入唯心主义的成分，但是只要通过实践，去粗存精，是会给祖国医学宝库增添异彩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自然界许多事物的变化 规律逐渐被人类所熟悉。《内经》运气学说以朴素辩证法思想为指导，认为宇宙万物无时不在运动变化，人处在天地气交之中，气候必然会对人体的一切产生影响。 这些观点已引起不少科学家的爱好。我国闻名科学家竺可桢指出：“物第三卷７８候现象的周期性波动与太阳黑子变动多少有关，即太阳黑子最多年为物候特迟 年。”（《物候学》）东汉王充《论衡·变动篇》指出：“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 衰。”随着“医学气候学”的发展，生物钟学说已越来越为医学家所重视，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１９７８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召开了一次国际性的生物学节律与药 物学、药理学、治疗学关系的讨论会，引起各方面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此外如死亡与时辰节气及季节的关系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诚然，全盘否定运气学说是片面 的，但是如陈无择的《三因方》，根据六十年运气主病，分别处以方药；元人刘完素、程德斋的《伤寒铃法》，以病人得病日期和出生年月，用五行、干支推定疾病 等，这种刻舟求剑、按图索骥的方法，违反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原则，也是不足为训的。
（一）治疗乙型脑炎熟悉运气学说 １９６０年，厦门市发现的乙型脑炎，其特点是发病急骤，病情变化较快，常出现深度昏迷，抽搐不止，两目上窜，喘急痰鸣，面唇发绀等症状。从五运六气学说来 看，１９６０年是庚子年，乃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金太过，燥气流行。”所谓岁金，乃六庚之年。天干的“庚”与地支的 “子”均属阳，故谓太过之年。本年乙型脑炎发病最高峰是在处暑前后（农历七月二日），主运在金，客气在火，又庚运下，加上在泉的燥金，是天气克运，又是天 刑年，在一周六十年中只有一年，而主运和季节适值燥金（处暑后七日卯三刻起）。本市位居闽南，又属丙火，从六月上旬起，每旬平均温度都超过２５℃，七月下 旬已达到最高２９℃，一般温度都保持在２８℃上下，尤其在六月上旬至八月下旬经常保持在２０℃左右的恒定气温，也是本病发生最高峰的时候。从运气方面来 说，客主加临，燥从火化。《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热瞀?，皆属于火。”吴鞠通说：“暑温者正夏之时，暑病之偏于热者也。”又说：“温者热之渐，热者 温之盛也”，“暑有兼风兼燥，而燥有寒化热化”。因此，从病因学说来看，本市本年乙型脑炎所发生乃燥金流行之年，为暑燥火三者合并而形成，所以不仅发病急 骤，病情亦较严重。
从临床所见，本年乙型脑炎患者绝大多数有角弓反张、肢体强直、两目上窜或斜视等表现。
这一病理机制，从五行来说，是由于运气所造成的“金”和“火”的矛盾。故《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所以在治疗方面，清燥金以白虎汤，平肝风以羚羊角、全蝎、蜈蚣、地龙等。又考虑到暑热过盛，火能克金，遂以西洋参之苦甘补土生金。此外，危重症病例多见有喘急痰鸣，呼吸衰竭，这与《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说“岁金太过，燥气流行，甚则喘咳逆气”相吻合，故用珍珠、猴枣之咸寒，牛黄之苦平，麝香之辛温通窍，直达肺经，泻热清痰，通窍安神，以治其标。根据本市十年来气象台的气候记载调查，结合运气学说作为辨证论治的指导思想，病情虽然严重，但却收到良好的疗效。
本组１３８例临床所见症状与往年不同，治疗亦有差异。根据温病的一般治疗法则，以下列方剂为主：（１）初起偏于热者：石膏、知母、银花、连翘、莲子心、黄芩、黄连、竹叶心；（２）抽搐甚者：羚羊角、全蝎、蜈蚣、僵蚕、地龙、双钩藤；（３）喘急痰鸣者：竹沥、天竺黄、川贝、猴枣、珍珠、牛黄；（４）高热昏迷者：犀角、川菖蒲、清心牛黄丸、紫雪丹、安宫牛黄丸、牛黄抱龙丸；第三卷７９（５）高热呼吸困难者：西洋参、麦门冬、五味子、玉竹、麝香；（６）烦躁惊厥者：局方至宝丹、酸枣仁、夜交藤、石决明、龙齿、茯神；（７）阴液亏损者：高丽参、石斛、生地、麦冬、元参、龟板、鳖甲、牡蛎、泽泻、山茱萸、沙参；（８）症状危重阴阳俱虚者：以白虎汤加西洋参为主。
治疗结果：（１）１３８例中治愈１２２例，治愈率８８．４％；一例因故转院；死亡十五例，病死率为１０．８７％，其中四例住院后２４小时死亡，故修正病死率为８．２％。
死亡的１５例均属于重型及凶型，其余无一例死亡。死亡的主要原因以中枢性呼吸衰竭为最多见，计１１例；循环衰竭２例；过高热１例；持续性抽搐１例。
（２）治愈患者中退热时间及神志清醒时间的观察：１２２例痊愈患者中，平均退热日数为３．５天，７５例重型及凶型而有昏迷患者，平均神志转清日数为３．２天，重型平均２．４天，而凶型则需５．４天。
总结：（１）本年脑炎较之往年凶猛，盛氏认为其发病原因是暑燥火相合所致。由于运用了运气学说作为临床辨证论治的思想指导，病情虽然严重，却收到良好的疗效，从而说明了运气学说的科学内容和实用价值。
（２）部分危重病例，在表现阴液亏损阳气不足征象时，采用白虎汤佐以西洋参，获得满足疗效。据临床所见，未用西洋参以前，在７０例重型及凶型中死亡１４例，而在使用西洋参的同型１５例中，仅死亡１例，相差悬殊，可见西洋参对 痰涎壅盛，呼吸衰竭，有着一定的作用。据初步体会，当发现高热而深度昏迷或高热而呼吸迫促，脉象即呈细数或散大，或体温忽然下降，四肢厥冷，险状丛生的时 候，必配合独参汤或参麦饮，否则往往在几小时之内忽然死亡。由于本组病例系由暑伤人，火克金，燥从火化，如单纯养阴，则生气灭绝；单纯固阳，则燥热更炽。 所以用白虎汤清热，以西洋参补气固阳而生津液，必要时还必须配合珍珠、牛黄、麝香等，以芳香化浊，清痰利窍，这是阴阳兼顾之法。

（二）治疗肝病熟悉运气学说从１９５８ 年至１９６１年，我们共收治肝病患者５３８例（包括急慢性肝炎），其中以１９５８年为最多，占三年中总病例的３４．８％。而在１９５８年中，又以秋季为最 多，占全年的４１．２％。《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太阳司天，寒淫所胜……胸腹满……胸肋胃脘不安，面赤目黄。”而１９５８年（戊戌年）为太阳寒水司 天，太阴湿土在泉，其太过之火气与本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其所以秋季发病率为最高，因本年之客气为厥阴风木，主气为土，客胜主，湿土受风木之制，使阳明 及燥。
从气象方面来说，全年温度秋季为摄氏 ２６．１℃，而夏季平均温度为２５．９℃，夏秋对比，则秋季平均温度高于０．２℃。从最高温度来说，夏季是３２．８℃，秋季则为３４．１℃，夏秋对比，则 秋季温度高１．３℃。从湿度来看，夏为８０，秋为７３。从气压来看，夏为１００５３，秋为１００８４，亦有一定距离。这与秋季发病率最高，亦有一定关系。
１９５９年（己亥年）为厥阴风木司天， 少阴相火在泉。据住院４３例分析，发病率以冬天为最多，占３０％。从运气学说来看，己亥年为相火在泉，民得无病，发病较少，似与此有关。但因病例尚少，只 能作初步的分析，不能作为发病的统计。从气象来看，本年春冬两季温度之比，冬季第三卷８０较之春季高０．２℃亦有一定关系。
１９６０年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 泉。《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就发病率来看，本年有１９２例，仅次于１９５８年，占三年中总病例３４．４％。从全年发 病季节来看，以秋冬两季为最多。《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四之气，民病寒热、嗌干，黄瘅。”此因为客主气皆湿土，又承君相火之后，故发湿热之病特多。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少阴司天，热淫所胜。”又说：“少阴司天，客胜则衄……头痛，少气，发热，甚则?肿。”在１９２例中，发现有轻度浮肿１６例， 占８．３％，这与气候并非无关。从气象方面来说，全年温度秋季年均为２６?３℃，夏季为２５．６℃，秋季高于夏季０．７℃。夏季湿度为８３，秋季为７４， 相差９度。在秋季中，有３３天下雨，为往年所未见，这与四时之气，太阴湿土用事，大雨时行，寒热互至，民病黄疸、衄血，亦有一定关系。
１９６１年（辛丑年）为太阴湿土司天， 太阳寒水在泉。《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水不及，湿乃大行……民病腹满身重濡泄……民病寒疾于下，甚则腹部满浮肿。”在当年上半年收治的１２９例中， 从春夏两季来看，以春季为最多。《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太阴司天之政……民病寒湿、腹满、身月真月贲、月付肿、痞逆。”此因“阴凝于上，寒积于 下”，故所病背寒湿也。《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太阴之胜……胃满……少腹满……头重，足胫月付肿，饮发于中，月付肿于上。”据当年临床所见有浮肿之 症，与寒湿合病非无关系。
５３８例患者中，男性３７０例，多于女 性，年龄以２１岁至３０岁为最多。临床主要症状与体征除肝肿痛，食欲不振等外，而无黄疸占多数。发病季节，１９５８年以秋季为多，１９５９年以冬季为多， １９６０年以秋冬两季为最多，１９６１年以春季为最多。因此，从发病季节和临床症状的不同特点来看，可说明自然界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
兹举临床病例说明。
患者武某某，男，５０岁，已婚。 １９６１年４月６日，以肝肿大４年为主诉而入院。患者肝区阵发性疼痛，上腹部闷胀，常于下午全身瘙痒，睡眠梦多，心跳甚剧，头晕，全身疲乏无力，偶有干咳 无痰，口苦而干。最近上下肢及颜面有轻度浮肿，食欲较差，大便不正常，时秘时泻，偶感烦躁，腹内烦热，眼珠有红丝，舌苔老黄厚腻而干燥，脉弦数。体温正 常，营养中等，面色红润而略带黄色，肝肿大于右肋下２．５ｃｍ，有叩击痛。肝功能检查：总蛋白７．４６，白蛋白５．１０，球蛋白２．５４，麝浊３单位，锌 浊５单位。经过反复治疗，住院三次，疗效未见巩固。在住院时，曾用中药疏肝养肝如逍遥散加减及补脾健胃如参苓白术散之类，以及平胃消食健脾之剂，配和西药肝精、维生素Ｂ１２、王浆维生素、人参精等，治疗效果不甚明显。腹部胀痛，打呃，全身困倦，头晕，口干，小便短，大便泻等症状反复出现。后乃考虑当年为上土下水，寒湿内蕴。《素问·本病论》说：“是故丑未之年，少阳升天，主窒天蓬，胜之不前。又或遇太阴未迁正者，即少阴未升天也。
水运以至者，升天不前，即寒务反布，凛 冽如冬……暄暖乍作，冷复布之，寒暄不时。民病伏阳在内，烦热生中。”因丑未之岁，阴专其令，阳气退避，民病腹胀跗肿适相符和。乃以李东垣清暑益气汤，辛 甘化阳，酸甘化阴，亦即《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甘辛。”李东垣说：“以黄芪、人参、甘草补中益气为君；陈皮、当归甘辛微温，养脾气和血脉为臣；苍术、白术、泽泻渗利除湿，升麻、葛根苦甘平，善解肌热；又以湿胜则食不消而作痞满，故用神曲之甘辛，青皮之甘温，消食快气；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故以黄柏之苦寒，借甘味泻热补水，虚者滋其化源；五味子、麦冬酸甘微寒，以生津养肺。服至四剂，头晕、腹胀减，食欲增进，舌第三卷８１苔转薄白，再经此调理匝月而愈。
总之，五运六气是古代研究自然气候变化对疾病影响的一种学说。它虽以生克制化，运气盛衰的关系为基本规律，但不等于机械的推断，必须因地制宜，通权达变，灵活把握，去粗存精，取其合理应用于临床，才是继续和发扬祖国医学的正确态度。
三、论气化及临床应用气，这一概念的产 生，是我国古代人们通过长期观察和体验得出来的。最初，是指天空中的气，地上的风气，呼吸可以感知的自然大气。《说文》说：“气，云气也，象形。”说明原 始的气的概念的形成，是缘于自然形象。引申之，凡与云气相类似的现象都可归为气。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认为，宇宙间一切有形之物都来源于无形之气。早在春秋 时名医医和就提出固定形体的万物是由气生成的，认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其中六气是指变化无形的现象，因此说：寓无形化生有形之义。战国中期的庄周 使这一思想更加明确，提出“气变而有形”的思想。他在《庄子·至乐》中云：“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认为无形之气先于有形之 物，有形之物是无形之气变化产生的。在《知北游》中，庄子还指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这不仅把生命过程 归之为气的聚散，而且在“通天下一气耳”的表述中蕴含着气一元论这一东方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观。

盛氏认为：古代哲学中，“气”是表示物 质的普遍概念，而在中医学中，就形成了许多名词术语。这些名词术语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大多是在不同层次上体现了物质这一概念。它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类。 如“气聚而有形”的气，就是广义之“气”，诚如《素问·天元正纪大论》所说：“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 七曜同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成章。”《素问·气交变大论》：“善言气者，必彰于物。”狭义的气，如“血气”、“精 气”、“谷气”等概念，都有特定所指，表示的是对人体有不同作用的一些物质。这些不同的物质之间有时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据分析统计，《内经》１６２篇中， 用气作篇名的有１９篇，全书仅有１２篇中未见一个“气”字，其它１５０篇中皆有多少不一的气名。《内经》中各种气名共２９９７个，气名分类有２７１种，如 细致地将这些“气”再作分类，其中物质内气１０７种：如真气、谷气、精气、营卫、阴阳、神、五脏、六腑、经、脉、气穴等；功能性内气７９种：如气化、脱气 等；物质性外气６８种：如天气、地气、大气、六气、毒气、杀气、金、木、水、火、土、雨、云等；功能性外气９种：如气交、气迫等；此外，尚有指内外气４ 种：如“邪气”、“其气”等有时指内气，有时指外气。
《内经》中有关的气学说，实为中医理论。如摄生，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脏象经络，病因病机和辨证施治等的科学核心，由于“气”的贯穿和渗透其间，乃形成了祖国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内经》中阐述有关“摄生”的原文不下１７篇，主要内容着重说明人之可以延年益寿，防病抗老，须注重三个环节：一要使体内的阴阳二气在运动中保持平衡协调；二须注重体外环境的变化；三要尽可能做到内气与外气平调的养生法则，这都是关乎“气”的。
《内经》中有关“阴阳五行”的原文更多，过去一般均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
盛氏认为，五行的生克乘侮和归类离不开阴阳的气化作用，而阴阳虽看似两物，实则一气也，故第三卷８２可以说明阴阳五行是气学说的衍生和发展。
《内经》中阐述有关“天人相应”的整体观，究其实质，乃在于人体内气与外气的交相呼应，相互协调，用于说明内外环境的统一性和人与四时五方的相关性。
《内经》所阐述的“五运六气”的基本观 点，不外乎说明：六气为天气，五运为地气，天气降，地气升，相互为用，是万物（包括人体）正常生化的机理。盛氏认为：运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一样，作为气 学说的分支理论，相辅相成地用以表明，阴阳五行是万物的纲纪，年岁的四时，人的生长衰老等生理和病理变化，都离不开这个基本规律。
《内经》阐述的有关“脏象经络”，不论 是指形脏、神脏或经络俞穴，更多地重视其气和气化作用，故作出了“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的概括，并明确指出“人之精气津液血脉，分则为六，合则一气耳。” 盛氏认为：人之经络为“气”之经隧。经气、脉气可衍为营气、卫气而内外交通；脏腑的功能也无非是通过阴阳、营卫等气机而完成生命活动。
《内经》中在阐述有关“病因病机”时， 明确提出“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的熟悉。盛氏认为：中医病因学不外乎说明病气（即外感六淫之气，内伤七情之气，内外邪气并合）或伤经、伤络、伤脏、伤腑， 或在表、或在里，然皆由于气机失宜。所以《内经》中明确提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还认为：中医病机亦不过是阴阳二气的偏胜偏 衰，五行之气的乘侮，脏腑之气的盛衰和逆乱等四端所引起的不同病证。
《内经》中记载的有关“辨证诊断”，不论在诊则、四诊合参，或是猜测疾病之转归等方面，要害在于辨别阴阳气之偏盛，五行气之乘侮，六经气之消长，脏腑气之虚实，天人气之相应等方面。盛氏认为《内经》中所阐述的这种整体观的诊法，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供了雏形。
至于《内经》中所阐述的有关“方药论治”，其宗旨亦在于调气，其中所涉及的治则、方药和针灸、气功等，都不外乎在于调理气机。
在《内经》的基础上，历代医家对气学理 论多有所发展。如金元时刘完素提出气的“亢害承制论”，从而使中医的“元气论”更为深化；李东垣的“内伤学说”也以论气为中心，深刻地揭示了气的升已而 降，降已而升，如环无故，这一对生命活动起着重要作用的理论；明清时喻嘉言著“大气论”，明确指出，人的生命“其所以统摄营卫脏腑经络，而令充固无间，环 流不息，通体节节皆灵者，全赖胸中大气，为之主持”，其大气一衰，便“出入废，升降息，神机化灭，气立孤危”；此外如徐大椿倡导“命门元气论”；林佩琴论 治“诸气”；唐容川论“气血”以及近贤张锡纯论“大气下陷”，及许寿仁谈“调气”等，都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气学理论。明代吴有性总结创建了“戾气”、“杂 气”病因学说，对温病学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分析《内经》及历代医家有关气学说研究的发展，盛氏指出：气不仅是人体生命的基础物质，有其相应的功能活动，而且对人体也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从而成为祖国医学整体观的重要核心。
盛氏认为人体是气所生的，人体的生理是 气化的协调，病理是气化的障碍。因此，一旦气有虚实盛衰，气之运化失调，临床上便会产生诸多气病证候，这诚如《丹溪心法·六郁》所云：“气血冲和，百病不 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戴云：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此为传化失常，六郁 之病见矣。”张景岳所说“凡病之为虚为实，为寒为热，至其病变莫可言状，欲求其本，则止一气足以尽之矣。
第三卷８３盖气有不调之处，谓病本所在之处也。”盛氏认为，这是对疾病病机的根本性熟悉，证之于临床，信不可诬也。
盛氏治疗气病证候，总离不开直接或间接 地调理气之偏胜，气化之紊乱，使其恢复正常的功能和运转，则诸气病可迎刃而解。在《调气论》一书中，提出了方药调气、针刺得气、气功调息和太极拳运气等四 种调理气机的方法。这里重点对方药调气一法进行探讨。如气不足而致的气虚之证，当采用补气益气；气虚下陷者则当补而升之，气脱不固者则又当敛气固脱。气有 余而致的气实证，又当视其证候，分别采用宣气、镇气、降气、行气或破气等不同治法。如气郁气滞者，当予行气解郁；气结者则当宣气散滞，甚或破气散结；气逆 者则又当镇气降气。为了删繁就简，从博返约，临床上可将调气诸法，概括为：补气、疏气、升气、降气等四类：气虚则补之，气滞则疏之，气陷则升之，气逆则降 之。在补气类中，有补益中气，补气升提，补养肺气，益气固表，温补肾气等法；在疏气类中有疏肝理气，和胃理气等法；在升气类中有升提中气，升降气机等法 则；在降气类中有降气宽胸，降气止呕，肃降肺气，平降冲气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