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丰华堂藏书考

 

  劉薔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3卷第1期

【摘　要】　1929年夏,清华大学购买了杭州杨氏丰华堂藏书5 720种,47 546册,这是清华大学图书馆建馆以来所购古籍的最大一宗。杨氏父子两代穷搜极采,是近代史上江浙地区有名的私人藏书家,他们对保存古代文化典籍功不可没。丰华堂藏书琳琅满目,珍品杂陈,为清华大学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员做出了不少贡献,至今仍为教学提供着丰富的材料。本文考察了杨氏父子的生平及藏书事迹,追述丰华堂藏书售归清华、化私为公的历史,并简要评介其藏书内容及藏书特色。

【关键词】　私人藏书　丰华堂　清华大学图书馆　古籍

 

翻阅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其首页卷端多钤有一枚朱文方印“丰华堂书库宝藏印”,朱墨灿然,雅洁可观。这方印记向世人昭示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即1929年杭州丰华堂藏书售归清华的事实,它曾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购古籍的最大一宗,也是清华所藏古籍的基础。这批文献瑰宝至今仍为清华大学的各种学术研究提供着丰富的材料,同时也不断提醒着后人不要忘却杨氏父子的收书藏书功绩。

一

丰华堂主人为杨氏父子。其父杨文莹(1838—1908),字雪渔,钱塘人。光绪三年进士,授编修。九岁能文,出语惊宿耆。稍长即综览百家,诗辞古文,咸有师法。咸丰十年(1860年),杭州城为太平天国军攻入,城陷后杨家举家自焚,文莹奉母命投水幸免。后出游楚中,充大冶县幕僚,曾作“述难诗”十二首,自谓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因其通籍有声,曾充湖南考官,不久又督贵州学政。任满假归,遂不复出。在杭州主学海堂及养正书墅,所成就者甚众。文莹工书法,出入颜、柳,晚年参苏、黄,笔姿瘦劲,有铁画银钩之势,为杭州近代史上著名书法家。存有诗作数百篇,编入其《幸草堂诗集》中。其子杨复(1866—),字见心。家住杭州崔家巷(即现官巷口),曾任清中书课中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杭州郡绅创办杭州藏书楼;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浙江巡抚与学政议定,将藏书楼扩建为浙江藏书楼,此即今天浙江图书馆的前身,杨复被聘为监理,相当于现馆长一职,主持馆务。在他任职的六年中,订立了藏书、阅书、借书的各项规章,对于浙江藏书楼的藏书建设、管理完善方面贡献尤著。他曾手编《浙江藏书楼书目》甲、乙编二卷,收书69 990卷,35 000册,并于1907年出版刊行。宣统元年(1909年)浙江巡抚奏准将浙江藏书楼与浙江官书局合并,改称浙江图书馆,杨复改任创办图书馆事务所会办。杨复的读书处名“丰华堂”、“读史亭”,杨家藏书主要钤“丰华堂”印。杨家藏书的历史始自杨文莹。杨文莹任职贵州学政时,见黔地荒瘠,民俗鄙陋,书肆中欲求一般的文史书籍均不可得,便按部类逐一搜求经史典籍,罗列不同版本,以利督导学生,劝善民风。杨复秉承父志,以读书、藏书为雅事,其家富有,更可利用家财大肆网罗图籍。杭州自古即曲籍集散之地,清末民初战乱纷起,江南故家藏书多有散出;杨复搜购勤力,很快就使丰华堂缥缃盈架,颇具规模。会稽鲁氏贵读楼、黟山李氏娱园的藏书被整个买进,甚至与杨家父子同时代的杭州著名的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也有少量流入杨家。杨复在1921年以后的几年收书量最为可观,但不久就入不敷出并欠债累累,不得不决定售书还债。1929年夏第一次售书给清华大学,至抗战时期杭州沦陷后杨家所藏图书损失殆尽。丰华堂藏书虽不似八千卷楼藏书那样名播宇内,为世人津津乐道,但也偶见于时人笔下记载。清抄本《鸣野山房书目》前有越人樊镇圃记于壬戌年(1922年)的跋语,从中可一窥丰华堂及主人的风采

余生平竺嗜典籍,于军事之余频诣孙康侯师、吴斋丈斋中,考古质疑,纵谈文艺,因得识杨见心舍人,时相过从。舍人温文尔雅,蔼然可亲,守其先公雪渔翰编之业,青毡一片,不改儒素。其藏书之所曰“丰华堂”,插架充栋,都人艳称之。余自丙辰以来,重雕先谏议公七种家注本,采有关绵诗绛记之书,因类而求,忘其寝食。屡向舍人作一之借,舍人无有吝啬且不以烦恼也……

中国历代私人藏书家除热衷于图书的收集、保藏外,还多躬身于图书的校勘、整理和研究,丰华堂主人也不例外。杨复即酷嗜丹黄手校,于目录版本之学尤具只眼。今天仍可在昔日的丰华堂藏书上看到众多的杨复手批题跋,这些文字是杨复披览群籍,读书治学的心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清乾隆年间清来堂刻本《周易述》前有按乾隆刻本《周易述》前列卢见曾序,后为惠定宇之子承绪、承萼识语,说明其父书未成而疾作,以夭不假年,未能卒业为憾。于易下经尚缺有四卦,与序卦传、杂卦传俱未脱稿云云,故雅雨堂原刻本即已如此,非残缺也。清康熙三十八年嘉会堂刻本《四书讲义困勉录》前有杨复题识一页

陆清献稼书先生晚年曾辑《困勉录》一书,预叙辑书之例,以学问并节行两者为纲,其笃行一条尤为吃紧,所以策励学者勿徒视为空言。未几先生殁,竟未成书,诚为千秋一大恨事。此非先生之不幸,乃斯道之不幸,后学之不幸也。……

清抄本《山阳志疑》为乾隆时修《淮安府志》余下的资料汇编,上署名清顾亭林辑,杨复经细读全书,推敲考证,认为书名乃坊间妄托,书中某条下又出现了“有顾炎武之《圣安本纪》”云云字样,此书定非顾氏所辑(见杨复批注),这个结论正与后人研究此书,知其为清人吴玉缙所辑的论断相同,体现了杨复深厚的学养和精湛的版本校勘功力。

二

随着20年代后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一代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荟萃清华园,他们潜心研究古史、文化史、民族史、古文字学,致力于古籍的校勘、训诂和集释,按照各自的学术主张寻找着历史的依据。在繁忙而卓有成就的教学和研究推动下,学校对古籍的收藏也极为重视,一些深受西方近代图书馆学薰陶的知名学者如洪有丰、袁同礼等担任当时的图书馆主任(即馆长),亲自主持文献入藏。这一段时期经费充裕,主持有人,研究风气日盛,都促进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收藏的极大发展。

杭州杨家因无力继续收藏,愿出让全部藏书的消息传出时,正值清华校长罗家伦南巡之际。罗校长得知后,立即电知校评议会,主张本校购买。学校评议会本着“英锐年华之本校图书馆,其事业当更有以迈进无疆”的目的,对此事极为关注,因其内容需详细检阅,决定派当时的图书馆馆长洪有丰亲往察看。1929年5月9日洪有丰抵杭,得晤丰华堂主人杨复。杨复当面检交书目六本1·现藏书籍目录四本;2·部分业已押出书籍目录一本;3·浙江省志书目录一本。经略加检阅,发现其中宋、元、明、清刊本俱全,还有许多稿本、精钞本、名人批校本以及日本刊本、高丽刊本,此外尚有《四库全书》本五册,阁名待考。据统计总册数为42 653册,开出索价4万元。洪有丰又将其与校内藏书目录核对,有重出部分约十分之三,但版本仍各有别。将情况报告学校,经评议会决定购买后,即与杨复议价,双方一再磋商,始定为3·4万元。议定后杭州书贾曾出价4万元拟收这批书,杨复宁愿家藏化私为公,并未动摇。洪馆长与杨复签定合同后,便照书目逐一点收,有为书目所未载者4 893册,杨复亦全行赠送,总计5 720种,47 546册。全部书籍登记后清点装箱,因手续颇繁琐,历时一个月方竣事,计装80大箱。此后辗转上海、天津,经海路、铁路,至7月8日终于使这批书籍悉数完全运回清华大学。学校内外对丰华堂藏书的购进大都欢欣鼓舞,认为此事不仅使清华图书馆在华北第一,即使在全国也将居于首列,“岂仅为本校生色,亦中国文化学术之幸也!”《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大学图书馆增刊》密切注视并连续报道事情进展。书籍到校后,图书馆工作人员日夜加班,整理出简略的书名目录登载在校刊上,以及时的供校内研究之用。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所藏古籍的善本精华被挑出随行南下,丰华堂藏书尚未编目者和其它古籍不下数十万册只得忍痛割舍,留在北平。南运的图书仪器四百余箱由汉入川,至1938年冬尚留存重庆北碚。这批善本总6 660种, 9 692函,共12 764册,分装224大箱,内中有清华馆藏全部宋元版书。学校曾以两千元代价在北碚凿山洞一个,以备藏书,然受托保管者不负责任,将这批宝藏放在地面房屋中,而将此山洞用作自己躲避空袭之所。1940年6月24日,日机轰炸北碚,空投的燃烧弹使这批图籍顿时淹没在火海中,保管人麻木不仁,待大火烧至第三日晚才通知学校。校方立即组织人力连夜灭火,仅于灰烬中抢得残卷1 000余册,而10 074册珍本已尽付一炬,其中便有丰华堂藏书的全部宋版书和大部分元版书约一千余种。这段痛史书来,至今仍让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 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改建为一所社会主义多科性工业大学,杨氏藏书中的谱录类书籍随之被调至人民大学等兄弟院校。从此丰华堂藏书余下的4 252种便再无散失,至今仍珍藏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中。

三

据1929年8月30日洪有丰给学校的报告中统计,所购丰华堂藏书中宋版书2种,元版书6种,明版书400余种,清版书及民国以后刊本4 000余种,抄稿本200余种,总计为5 720种。其详细情况见下表……

丰华堂藏书与丁丙、丁申兄弟的八千卷楼藏书同时,历经两代人、数十年的穷搜极访,虽宋元刊本不能与丁氏媲美,然而其特藏亦可称雄一方。其中的浙江省各府、厅、州、县、镇、乡志书,以及山志、水利志,非但名目可称无遗,而且版本咸备;金石之书亦复如是;诗文集中尤以浙江先哲著述为多;众多珍贵的抄稿本;特别收藏的日本刻本等等。为此丰华堂主人曾被洪有丰誉为是近代浙杭私人藏书家中仅次于丁氏者。并且这些藏书大都书品上佳,纸墨莹洁,反映了藏书家的苦心经营。杨氏父子世代居住杭州,对于有关浙江的历史、地理文献情有独钟,共收藏了230种,2 402册浙江省地志书籍。上至明朝,下至民国年间所撰修的各种浙江地志书应有尽有,并且刻意收藏修志当年的原刊、初印之本。仅《杭州府志》就有明万历六年、清康熙二十五年、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四十九年、宣统三年和清朱丝栏精抄本六种版本,其中清乾隆四十四年的《杭州府志》一一○卷,题“王燧修”,事实上此志为乾隆四十三年杭州知府邵齐然所修,当时的浙江巡抚王望因贪渎而废黜邵齐然,转任如皋人王燧为杭州知府,王燧聘钱献之、王文治校厘邵齐然所修《杭州府志》,并于乾隆四十五年付梓刊行,书上冒题为自己所辑。此后王因故褫职,至乾隆四十五年杭州知府郑□复以邵稿续修印行,郑志一出,而王志即废,因此此志流传极罕,殊为稀见。除各种刻本、抄本外,丰华堂藏书中还有三种极为珍贵的手稿本清鲁燮光所辑《湘湖志》、清钱玫辑《家山乡眷录》、清咸丰年间王振纲纂《上虞县志备稿》,因其从未刊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有关金石文字的收藏亦是丰华堂藏书的一大特色。杨复笃好金石,家藏262种金石方面的书籍均未钤“丰华堂书库宝藏印”,而是钤以“复庵鉴藏金石文字”朱文方印或“复庵读碑记”朱文长印以示区别。并且大多浓圈密点,满布校勘题跋,所用的浮签也是专用的印有“复庵言事”字样的签纸,这些都显示出主人的兴趣所在和格外喜爱之情。如清王澍撰《虚舟题跋》,为清乾隆二十五年杨建鹤刻本,全国孤本。王澍为康雍时金石鉴赏名家,此书集汉魏直至明季各种碑文、名帖、墓表、造像、器铭近200种,录其文字,多重要史料,兼具书法研究价值。它如明万历二十七年于承祖刻《重修宣和博古图录》、清初抄本《天下金石志》、清顺治七年谢世萁刻本和清乾隆二十七年卢见曾雅雨堂刻本的《金石录》、清康熙刻本《金石文字记》、清雍正七年嘉兴李氏刻《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清乾隆刻本《东巡金石录》、清乾隆五十四年南昌使院精刻《两汉金石记》、清嘉庆二十四年江汉书院刻《湖北金石存佚考》、清道光抄本《关中汉唐存碑跋》等,其中尚有清康熙刻本《金石史》和清抄本《敦好斋藏汉碑题跋辑略》等数种海内孤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刻本的收藏。丰华堂藏书中共有30余种日本刻本,其中日人翻刻汉籍的和刻本,许多已成为目前国内仅清华大学图书馆保藏者,如日本天明六年(1786年)刻《广金石韵府》、日本钞清道光本《百金方》、日本刻本《江村消夏录》等;日人汉文书籍也有许多是日本国内都已非常稀见之本,如日本文化十三年(1816年)尾张刻《世说音释》、天保十年(1839年)刻《国史纂论》、明治九年(1876年)东生书馆刻《国史略》、明治十一年(1878年)铅印的《南葵文库藏书目录附索引》、明治十一年刻《新桥杂记》等。其中日本大正十年(1921年)东京本草图谱刊行会刻《本草图谱》多色套印,极为精美工致,有中国工笔画风;并且图文并茂,是研究中医药学的重要文献。

丰华堂藏书中为数众多的抄稿本是其另一大特色。如清黄以周的手稿《十翼后录》。黄以周,字元同,号儆季,清同治、光绪间著名学者,曾主讲南菁书院十五年,为学不拘汉宋门户,尤邃三礼。此书为其治易之作;清沈豫的《皇清经解辑说》稿本,沈豫,字小敷,号补堂,是道光时诸生,通学经史,善四六文;再如清许尚质的《酿川读书记》稿本、明许惠的《新刻时贤诗集》稿本等;抄本如明朱墨两色抄本《大统万年历》,明抄本《天文秘籍》、清周氏秋声山馆抄本《东林三君子传》、清抄本《禁扁》、《三鱼堂集摘抄》、《老眉集》、《西域总志》等大都内容丰富,可以补各已刊出版物之不足,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

其它重要藏书如《治水筌蹄》,明万恭撰,明张文奇南旺公署刻本。是书详载明弘治、正德、嘉靖、万历间宿迁、徐州、扬州筑堤防洪治理黄淮事迹。全国孤本,仅《千顷堂书目》有著录,不见于其它书目。作者万恭曾任隆庆、万历两朝总理河道的兵部侍郎,主持黄河、运河等水利工程,此书是作者根据前人经验,结集群众建议,验证自己实践,随手札记成篇的,可说为千万人治水经验的结晶,常为明清时期水利专家们引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1985年水利电力出版社将其做为《中国水利古籍丛刊》的一种影印整理出版。《楚辞新集注》,清屈复集注,清乾隆三年弱水草堂刻本。此书系全国唯一传世初印之本,另有少量后印本分藏各处,但封面均已改镌为“受业门人同梓”,只有此书反映了原书面貌。《钦定四库全书》中史部政书类的《南巡圣典图》卷九十六、九十七共四册(此为重新装订后的册数)。其它被《全国善本书总目》调查、确认为全国孤本的还有明弘治十八年刻《大儒大奏议》、明刊本《蜀中著作记》(上有傅增湘跋语)、明刊本《文章轨范》、明泰昌元年刻《经辽疏稿》、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新刻选文选》、明天启三年松尘轩刻《张可庵先生书牍》、明天启四年刻本《陶幼美先生集》、清康熙二十九年扫叶山房刻巾箱本《增补字汇》、清康熙三十一年仁寿堂刻《黄文贞公忠节纪略》、清康熙四十七年永慕堂刻《同声续千字文序》、清乾隆仁和黄氏刻巾箱本《文藻四种》、清乾隆活字本《少阳公文集》等。还有名人批校本,如何义门批校《苏学士文集》、卢抱经批校《论语集解》等等。

杭州素称文献之邦,私人藏书遗风流绪,代有传人。杨氏父子尽两代人之功,穷搜二酉,收书不辍,为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丰华堂藏书琳琅满目,珍品杂陈,虽然藏书未及杨氏身后即散,但幸运的是化私为公,终得其所,为清华大学培养“以著述为毕业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做出了不少贡献。追述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更好地保藏,管理和利用这批宝藏是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杭州府志·卷一四六·文苑三》,光绪二十四年修,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2]《国立清华大学校刊》,民国十八年八月三十日,第85期。

[3]《清华大学图书馆增刊》,16—17期、31—91期。

[4]《浙江省图书馆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5]《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