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碑帖初探
湖南省博物馆 刘 刚
内容提要: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碑帖极其丰富，从目前鉴选的情况来看，集中了大部分的从秦汉至明清历朝各代的名碑名帖，尤其是汉唐碑刻。不少碑帖，即使是同一碑，也有各个时期的不同拓本，而且有些还有重刻本、翻刻本和伪刻本，极为适用于鉴定、教学和研究。其原石拓本多，大都有一定的年份，而且珍品多，有些甚至是相当珍贵的文物。其中许多珍品又都是经过名家收藏或鉴赏过的。因此，必须尽快将碑帖文物资料鉴选整理出来，使之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充分的利用。
关键词: 碑帖 刻本 拓本 印鉴 题跋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碑帖现有藏品逾万件，绝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初，由当时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老一辈文物鉴定专家们从长沙乃至全省的各大收藏家、文物商店、古旧书店等处蒐集而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批碑帖藏品长期以来沉睡于库房，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充分的利用，以至具体数量是多少、有些什么样的珍品、藏品的现状如何等等，都没有人能说得清。
1983年5月，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碑帖鉴定专家马子云先生一行来长沙，对我馆的碑帖库房的藏品，进行了为期3天的抽选鉴定，鉴选出一批十分珍贵的文物，确定的二级文物达25件。当时陪同马子云先生来长的还有他的助手施安昌先生和艾志高先生。笔者有幸作为记录人参与了那次的碑帖鉴选工作。正是因为那一次的鉴选工作，笔者才有机会接触碑帖，便开始对馆藏碑帖稍有了一点认识。
20世纪90年代初，在老馆长王启初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曾对本馆碑帖库房进行整理鉴定，将文物藏品进行定级、分类，把资料从文物中区分出来，完善了部分藏品的建卡，初步解决了藏品堆置和计量的混乱现象。
时至21世纪，施安昌先生作为全国著名碑帖鉴定和研究专家，应湖南省博物馆之邀，分别于2003年8月和2004年11月，再度两次来长沙，对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碑帖各进行了为期八九天的鉴选工作。笔者又非常荣幸地参加了这两次碑帖鉴选工作的全过程。尽管这两次鉴选碑帖的时间不足20天、所看的碑帖不到整个藏品的二十分之一，但成果却是惊人的。先后鉴选出一级文物（拟定）4件、二级文物55件、三级文物近500件，从而打开了这座一度沉睡了半个世纪的“宝库”。在此，笔者就现已鉴选出的、为数不多的馆藏碑帖，作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 名碑名帖多
北周强独乐为文王造像碑、唐封祀坛碑、唐信行禅师碑（重刻本）、唐虞恭公温彦博碑、唐九成宫醴泉铭、唐张琮碑、唐晋祠铭碑、唐道因法师碑、唐隋故裴镜民碑、唐姜行本纪功碑、唐隋柱国皇甫诞碑、唐梦真容碑、唐多宝塔感应碑、唐易州铁像颂、唐端州石室记、唐麓山寺碑、唐兖公颂碑、唐任令则碑、唐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唐田公德政碑、唐铁像碑、唐端州石室记、唐庞履温碑、唐大智禅师碑、唐会善寺戒坛记、唐灵飞经、唐金仙长公主神道碑、唐东方朔画赞碑、唐元结碑、唐李玄靖碑、唐干禄字书等等。
帖类比较著名的主要有：晋东方先生画像赞小楷刻贴、晋王羲之十七帖、唐争座位帖、宋黄文节公法书石刻、黄庭坚书法刻帖、唐太宗屏风书、宋淳化阁帖、宋秘阁续法帖、宋降帖、宋汝帖、宋星凤楼帖、宋澄清堂帖、明东书堂帖（明刻、明拓、明装）、明宝贤堂帖、明宗鉴堂法帖、明渤海藏真帖、明来仪堂帖、明晚香堂苏帖、清白云居米帖等等。
还有一些现世存比较少见的拓本，如：唐元始天尊素像碑、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唐石壁寺铁弥勒像颂等。
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刻，前有序，后有跋（清嘉庆甲戌翁方纲，易州学正赵煜二人）。此石原在河北易州，书上很少著录，就连国内的一些著名博物馆（院）都较为罕见。
而唐石壁寺铁弥勒像颂，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刻，为清咸丰以后拓本，亦不多见。 上述仅为按文物号顺序已整理（鉴定定级）出来的碑帖中的主要部分。 二 名拓多复本
这批碑帖可谓“品种齐全”。不仅有各类名碑名帖，即使是同一碑，也有各个时期的不同拓本，而且有些还有重刻本、翻刻本和伪刻本，极为适合于鉴定、教学和研究之用。
石鼓文，拓本都是清后期所拓的两种，一种为阮元重刻本，其“黄帛”和“氐鲜”几字都是完整的;另一种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盛昱重新翻刻阮元的翻刻本的拓本。
秦泰山刻石,有多种拓本，两种清嘉庆年拓本，其余为咸丰、同治年拓本。
汉封龙山颂碑拓本五种，不仅有清代初期、中期、晚期各种拓本，还有后期的翻刻;上可作二级文物，下能作资料。
汉鲁相乙瑛碑多达六种，两种清咸丰、同治年拓本，两种晚清拓本，一种民国时拓本，一种翻刻本。乙瑛碑的拓本，目前最早的时代是明初拓本，尚未发现宋代拓本。
汉武荣碑，有明末清初的精良拓本，也有清中期和后期的多种拓本。
汉曹全碑，有七种拓本之多，从明代末年至清代晚期，各个时期都有。从文物级别上说，一级、二级和三级都有。
三国魏孔羡碑，七个拓本都属同一时期——清代后期。
三国吴九真太守谷朗碑，在七种不同的拓本中，既有清中期所拓的，也有晚清拓本，还有翻刻本。
三国吴禅国山碑，有清中期和晚期拓本。
三国魏受禅表碑有六种拓本，大都是晚清的，也有近代拓本。
北魏马鸣寺根法师碑，清代初期、中期、晚期各个时期的拓本都有。
北魏高贞碑，有十五种拓本，包括有清嘉庆时的初拓本，也有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个时期的拓本。
本，其中两种为明刻明拓本，一种为清代“安刻本”（清拓），还有一种则是清道光年据“安刻本”摹刻的拓本（清拓）。然而，这四种拓本分别属不同的版本。
唐虞恭公温彦博碑，既有珍贵的清嘉道时期的原石拓本，也有清代翻刻的、只能作资料的拓本。
唐九成宫醴泉铭，有作二级的清中期拓本，也有作三级的清中期、清晚期拓本，还有作资料的翻刻本、缩刻本和石印本。
唐隋柱国皇甫诞碑，有两种明拓本，三种翻刻本。
唐梦真容碑，刻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此碑有二种，一碑存河北易州，一碑在陕西周至。均为苏灵芝书并题额，所不同的是易州作“侍中牛仙客奏”，周至改为“张九龄”。《石墨镌华》谓易州碑为唐刻，周至碑为宋刻。湘博馆藏既有清道光年拓的 “易州本”，也有清咸丰、同治年拓的“周至本”或称“陕西本”。
唐麓山寺碑，有近三十种拓本之多，包括明代拓本（一种）、清乾隆年拓本（三种）（其中有一种后有黄国瑾等人跋）、清嘉庆时完整拓（数种）和嘉庆年一般拓、晚清拓及残本和翻刻本，其中翻刻本近半。
唐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有六种以上，既有清乾隆拓本，也有乾嘉拓本，还有清晚期拓本。 唐大智禅师碑，有明代晚期的拓本，也有清早期拓本和中期拓本。 唐灵飞经，为明拓本，较为珍贵。也有晚清拓本。
唐东方朔画赞碑，有道光精拓本，也有晚清拓本，还有翻刻本。 唐元结碑，有四种拓本，都是清代中期以后（不够乾嘉）的拓本。
唐争座位帖，有二十余种拓本之多；而明末清初拓本就有五种，其余都是清中期以后拓本。 宋淳化阁帖，为宋淳化三年（992年），由王著奉敕摹。最早的拓本称“祖石本”，后又派生出“泉州本”、“肃府本”、“玉泓堂本”等多种版本。“肃府本”是明太祖于明初，将宋淳化阁帖赐予甘肃兰州肃王府，后由肃王府照本翻刻而成，拓本名肃府本。“肃府本”现存兰州博物馆，后陕西据“肃府本”又刻，称“陕西本”。湘博馆藏多种淳化阁帖都是“肃府本”，一种为明代拓本，该本“圣”字抬头（一般“圣”字不抬头）。此本还是明代裱工，裱边的天地比较宽。后有徐崇立的跋及收藏印。标题字体不同，有的上端有编号。“圣”字抬头是王著摹本的特点，但此本标题下无“王著摹”的字样。草书旁有朱笔释文。锦面有笺“巴陵方氏珍藏宋拓”。看来，巴陵方氏是将其当宋拓本了。另有二种均为明拓本，十卷尾宪王书，石未损。还有一种也是明代拓本，十卷尾宪王书，石有损。再一种明代拓本，石损处（石花）斜裂一道。再还有一种为清早期拓本，石已缺，其第一帖第三行“四”字石已损缺。
有趣的是，还有这样一种宋淳化阁帖之顾刻本系统的拓本，但又不同于正版顾刻，十本全，字神不佳。卷一标题下有伪造的“贾似道”印和葫芦印，中间有银锭；卷末上有“斋周密印”，后有周厚跋和“袁尚之”（或“袁尚元”？）印和徐崇立跋（认为是明以前的旧拓本）及收藏印记。这是一种清拓翻刻本，被后人伪造成宋拓本。
明宝贤堂帖，有明中期拓本，前有序，不带“戴补”，有“弘治庚戌张颐题记”。另有四种清代拓本，上有“清代戴梦熊补跋”刻字，后称“戴补”本。其中一本的一册后序上有刘梅、傅山等刻跋；另两册是“康熙五十七年摹勒上石”上刻“古宝贤堂法书卷一、卷二”，此两册又称后帖。后帖传世少见。
明渤海藏真帖，数种，其中有本上有：“嘉靖三十五年春二月，长洲文氏停云馆摹勒上石”。 重刻本有：唐信行禅师碑（清刻、清拓）等。因原碑毁坏或者失传而重刻之，称为重刻。重刻是以原碑旧拓再次摹勒上石，有的还附刻题记。原石不存，重刻也很有价值[3]。
翻刻本有：宋秘阁续法帖、宋降帖、宋汝帖等。原石尚在，碑帖依照拓本另刻一石，拓出后冒充原石拓本，此为翻刻，被翻之原石多是损泐模糊或地处僻壤，善本难得而捶拓不便，遂出翻刻。翻刻与重刻原因和目的都不同。[4]
宋秘阁续法帖，十本全。卷一有“元祐五年六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 臣安敏鉴”字样和“项墨林”伪印。为明代翻刻、明代拓本。
宋降帖，隶书头，后面刻款“淳化五年岁在甲午春之正月潘师旦奉圣旨摹勒上石”。“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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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泽”伪印。明代翻刻、清代拓本。共计六七种。
宋汝帖，明代翻刻、清代拓本。六册不全。有“翠崖”、“三希堂”、“宋拓汝帖唐氏家藏”等印。中有泥金书释文，尾有“锡缜”题跋。中有“白明义印”谨志识，还有道光年刻跋。
伪刻本有：唐温彦博墓志铭、汉故陈君门下人名（伪造、木版翻刻）、朱拓职思堂法帖。伪刻本就是前人并没有的，而为后人所臆造的刻本。伪刻本主要有三种：一是据前人的诗文或故事捏造；二是据前人著录的碑文，臆想古人笔意而刻；三是本无名款的作品（刻本）被题上姓名或张冠李戴的作品（刻本）。[5]
同一碑的不同时期的拓本，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该碑文字的泐损过程，还能使我们认识历朝历代碑帖的拓工、纸墨，甚至碑帖装裱的传承和变化。而重刻本、翻刻本及伪刻本，则是我们研究和鉴定碑帖十分有价值的、可比性极强的参考资料。
三 拓本多珍品
就现已鉴选的这部分碑帖来看，不仅原碑拓本多，而且拓本的时代较早，多珍品，有些甚至是相当珍贵的文物，如：汉曹全碑、唐道因法师碑、唐多宝塔感应碑、宋星凤楼帖等。
（一）汉曹全碑
全名《郃阳令曹全碑》。明万历初在郃阳（今陕西合阳县）莘里村出土。后归郃阳县学（即郃阳文庙）。1956年移至陕西碑林博物馆。当时碑文完好，一字不缺。清康熙壬子（1672年）后，中有断裂，现在缺损的字更多，但仍是汉碑中少有的完好者。该碑为隶书，碑阳二十行，行四十五字。碑阴五列，第一列一行，第二列二十六行，第三列五行，第四列十七行，第五列四行。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刻。篆额佚失不存。此碑书法秀润典丽，但其稍微缺乏朴素雄健之趣。晚清人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评道：“前人多称其（《曹全碑》）书法之佳，至比之《韩敕》、《娄寿》，恐非其伦。尝以质之孺初（潘存），孺初曰：‘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孟頫）、董（其昌）。’可谓知言。惜为帖贾凿坏，失秀润之气，不第于翁覃溪（方纲）所云‘乾’字之‘曰’中穿，‘咸’字‘口’上成二画矣。”碑阳末行在碑末角刻“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九字。年款一般另拓一纸，大都遗漏拓之。
《石墨镌华》云：“此碑为明万历初郃阳县旧城掘得。初出土时，首行末‘因’字下半损，其他完好而未断。”出土初拓本甚少，现能确定的王山史旧藏本是初拓，现存故宫。其他数本石未断，然而都不是初拓本。后至明末清初间碑石已断，此时拓本为线断本，现有存一本前缺一开，后缺半开，存于故宫。以后断文较宽，如“曰”字未作“白”字，“悉”字未损，乃明末清初拓本。清康熙年间拓本，“乾”字未穿，“庶使学者”之学字钩笔完好，道光后“学”字已损。首行“周”字中左半下横损。1956年将其碑由郃阳移陕西碑林博物馆时，将十二行“老”字下半，十三行“离”字右半损坏。该馆恐再损坏，在碑阴加铁板束之。[6]
据张彦生考，苏州顾子山旧藏本，首行末“”（因）字完好，拓工纸墨绝精，旧装完整，是初拓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又李芝陔旧藏翁方纲在“”字旁题小字云，此本因字不损，后归赵尔巽家，今佚。又杨守敬跋端方本云：“同治乙丑于京师富华阁见此碑，首行因字尚可见”，为沈韵初所藏，另未闻有因字本，现存只上海图书馆藏本。明末有著录载，出土损一字余完好。石初出土一字不损，孙承泽著《庚子消夏记》云“曹全碑初出惟一字半缺，”孙不知有“”字完好本。其次为明拓碑未断拓本，传世较多，所见未断约十余本，以西安收华阴王宏撰本为最，藏北京故宫，文物出版社已重印发行。又陈宝琛藏王懿荣本，古物同欣社曾精印。又端方旧藏印本，附碑阴，配断后拓本。吴荩忱之明装本归故宫。张玮本，文物商店两本。陶祖光本有虫蛀，以上不断很多。又明末清初线断拓本有二，一为徐郙旧藏，归陈文伯，缺首开，今或在北京文管处。一为青岛收来一全本。[7]
湘博的这本《曹全碑》拓本（彩图五十八，彩图五十九），“”字半缺，线断痕自一行“商”字至末行“吏”字，横斜一道线很细，不伤字，十八行“贡王”，“王”字完好（与不断本一样），石尚未断。据悉，石断后清初拓本“碑断有记载为康熙壬子”（康熙十一年，即1672年），断痕也开始变粗，字损渐增。故而，定之为明末拓本，拓工精良。
碑断后初拓本，即十一行“咸曰君哉”，“曰”字未损作白字形，其次九行“悉以簿官”，“悉”字左下笔画不损（下心字左起处），目前整理中尚未发现。而清中晚期的各拓本，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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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拓本首行“乾”字左未剜成“車”旁，又首行“周”字左上不损，十行七十三下，“月”字不损，十六行“学者”，“学”字末笔完好和稍旧拓二行“遷”字，中间大字之右笔不损等。这些拓本，湘博基本都有。
（二）唐道因法师碑
楷书，三十四行，行七十三字，唐龙朔三年（663年）十月刻。李俨撰，欧阳通书，华原县常长寿、范素镌。石仍完好无缺，现存陕西碑林博物馆。楷书三十四行，行七十三字。横额上透雕三佛，中为“释迦牟尼”，左为“大势菩萨”，右为“观自在菩萨”，两旁各雕一龙，又各雕一飞天，此三佛旁均刻其佛名，较碑文字稍小，也是欧阳通书。额横列，用字径寸余之小字题“故大德因法师碑”七字，额字之小无过于此。书者欧阳通为唐代大家欧阳询之子，书名称大、小欧，书法谨严古奥不逊于其父。此碑为欧阳通之代表作，笔力劲险，深得家风。杨守敬于《平碑记》称：“碑森焉若武库矛戟，真堪移赠。张怀权《书断》谓‘瘦法如父’恐未必然。此石近为帖估凿坏,过肥重。”有宋拓本。影印本亦有多种。宋元以后许多书法家的楷书皆受其影响，清代何绍基就是其中之一。
碑宋拓残泐甚少，现存北宋拓数本。据张彦生先生所考，原故宫藏一本，宋装王虚舟长跋，有印本，后故宫又收翁方纲跋本，也出有印本。又蒯若木藏一本归北京市文管处，宋装王文治跋，又朱翼庵归故宫残本，有乾隆懋勤殿印御览图章，宋装。以上四本净洁如新，又有正石印本。
现藏湘博的《道因法师碑》是一件整张的全拓片（图一，图二），拓纸是当时的墨拓专用纸——“陕西纸”，纸色稍泛黄，拓本完好无损。其首行李俨，“李”字中无石花，十六行“英尘”之“英”字中未损。十八行“域协”之“域”字未损。廿一行“穷多罗”之“多”字未损。廿六行“大品”二字未损。卅二行“西游违雄”之“违”字未损。为明代拓本，拓工极精。
（三）唐多宝塔感应碑
唐天宝十一年（752年）刻。现存陕西碑林博物馆。岑勋撰，颜真卿书。首行题“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十五字。碑高七尺九寸，广四尺二寸。楷书三十四行，行六十六字。颜真卿以楷书著称，此碑尤为人所喜好，学颜法者未有不学此碑。此属颜真卿44岁壮年时所作，在颜氏诸碑中，此碑作年最少，字亦平稳。人多好之者，以其字小便于临写。初拓有横竖乌丝栏，经年久磨平无迹。后又被工匠重开，名为洗碑，颇失丰神。原碑真刀平底，镌刻最深，故历久不失面目，惟字体略瘦。又因石质坚润，故剥落甚少。清康熙时（1662-1722年）铭词中泐损一片，但迄今字体仍大部分齐全。此书体因社会上初学写字需要，原石拓本供不应求，翻刻本有很多种，有颇能近似原拓本的，也有称宋拓本的等等。
这本湘博的《多宝塔感应碑》拓本（彩图五十五，彩图五十六），十四行“归功帝力”，“力”字在两笔接处稍损，十五行“凿井见泥”，“凿”字渐漫漶。其次，拓本十四行“塔事”，“事”字右上无石花，廿四行“方寸千名”，“千”字右上完好，廿五行“克嗣其业”，“克”字中口完好，“千”字先损，“克”字次损（以后便缺损渐多、更甚）。作为北宋拓本，其书凡三点水、或两点间多连丝笔细画，这在该本中已无显现（后随年代近，而多不显连笔）。此拓本字稍偏瘦，字口棱角锋芒也有略显点秃，但不失原貌，应为明代前期或更早的拓本，且其外表装潢似为明末清初本。其拓工较精，版本也算完好。
（四）宋星凤楼帖
宋代都昌人曹彦约（字简斋）刻于南康军，由其子曹士冕（字谷中）跟随其一道完成的。该帖是在以《淳化阁帖》为蓝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其他帖的内容，基本上汇集了历代各家的书法，全十二卷，每卷的首标题下刻有十二地支记数。据有关记载，“此帖明代已流传稀少，现恐无流传，通行于世者系伪拓，与《伪绛帖》等同名，仅将标题改为《星凤楼帖》。”[8]
有的专家认为，据《南邨帖考》所载，《星凤楼帖》最多不过数卷，就是《碑帖纪证》上所载的也只有十卷（曹士冕刻）。而其现却有十二卷本，因此不能将其定为宋刻本。据有关资料记载，全帖是十卷，而按现行本题首下刻有十二时数字为计，则可知史书记录的十卷是不全的。那么，现行本或与原刻本无关，十二卷是伪造本。
张伯英云：“通行本星凤楼帖十二卷，篆书标题，星凤楼帖以子集丑集分卷十二，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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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三年春王正月摹勒上石。’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云：‘曹尚书彦约刻星凤楼帖于南康军，彦约为士冕之父，士冕曾作法帖谱系。’元陈绎曾则云：‘曹士冕刻帖成于曹氏父子之手，在南宋时。’此本乃北宋年号，其为妄人伪造无疑矣。自明王佐格古要论误为赵彦约，后之论帖者遂有赵刻曹翻之谬说。程文荣帖考辨之详矣。其书大都采自阁帖及其他宋刻，平原鹿脯乃不用宋本而取戏鸿、快雪之伪墨迹，即此一端，足证绍圣年月毫无影响，与伪绛、伪戏鱼堂同属清代伪造之帖。原本董香光于明时已不得见，盖失传甚久，而今帖肆多有之，其故可知。谬人藏此自矜为北宋拓，语以伪造，彼亦不之信也。”[9]
曹彦约，字简斋，宋代都昌人，官至尚书，谥文简。宋有传。《星凤楼帖》为其在宋绍圣三年所刻。
在宝晋斋原石拓本中的第二卷《兰亭》后跋云：“镵之星凤楼下，与同志共之，嘉熙戊戌，士冕敬书。”还有《乐毅论》后也有曹士冕跋，由此就可证明《星凤楼帖》为曹士冕刻本。也可定《星凤楼帖》在宋嘉熙年间所刻。一般都认为《星凤楼帖》传世无可信真本，只有从《宝晋斋帖》中可见《星凤楼帖》的一点 “真面目”。
此帖自宋代就有著录，所传原刻拓本极少，以后的著者以讹传讹。有说赵彦约刻的，也有说曹氏翻刻赵本的，现从《宝晋斋帖》可肯定为曹士冕刻。[10]
关于《星凤楼帖》，在宋代当时就没有完整的记载，到明代，专门研究碑帖的人也不多，只有少数几个人而已。他们的研究也只是根据宋代的不完整的记载来描述。其翻刻本从明代初期就开始出现了，清代人就更无法陈述清楚了，只能跟着明代人对翻刻本进行叙说。现是否有原刻拓本（宋拓）存世，仍是个谜。
而在湘博的这本《星凤楼帖》（彩图五十七，彩图六十），装潢特别，是用橘红色的防虫纸作裱背的。其与容庚先生的《丛帖目?星凤楼帖十二卷》作比对，除少数集中的先后顺序稍有异外，馆藏的这本《星凤楼帖》在内容上还更为全面。因容庚先生在《丛帖目》中所记录的《星凤楼帖十二卷》，被普遍认为是明代翻刻本，而馆藏的这本明显不同于《丛帖目》的明刻本。这就是说，有可能馆藏本是容庚先生也不曾见过的另一种“宋刻本”，而且很可能是原刻宋拓本。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四 多名家鉴藏
湘博的这些馆藏碑帖当中，许多藏品上有不少名人的印鉴和题跋，从中可知这些人或曾经鉴赏、或曾经收藏过。例如，在明拓《汉曹全碑》上，拓本中名人的印鉴随处可见，诸如阮元（芸台）、裕禄（寿泉）、颜福庆（克卿）等人的印鉴。其中还有不少珍品是出自名人后裔之处。这也是我们研究碑帖极为重要的资料。就目前所知，曾为这些碑帖鉴定、收藏过的名家主要有：
王穉登（1535-1612）、高士奇（1645-1704）、张照（1691-1745）、阮元（1764-1849）、裕禄（约1844-1900年）、颜福庆（1882-1970）、吴荣光（1773-1843）、何绍基（1799-1873）、左宗棠（1812-1885）、刘蓉（1816-1873）、谭延闿（1876-1930）、谭泽闿（1889-1947）、徐崇立（1871-1951）、徐桢立（1885-1952）、宾步程（1879-1942）、雷恪（1881-1962）等等。
这些名家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在迄今所鉴选出的碑帖上，或钤盖名章、或钤盖字号印、或钤盖鉴赏印记，有的甚至作长篇题跋、考证品评。这些印鉴题记，尽管有极少数有问题，也有一些存疑或有待进一步考证的，但大多数还是比较可信的。这不仅为我们鉴定定级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佐证资料，而且其本身已成为碑帖文物藏品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五 保护与利用
目前的馆藏碑帖整理，仅仅是个序曲。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整理工作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更好的珍品出现。随之而来的工作就是：怎样有效地保护好藏品、如何使文物充分发挥作用。
今后一段时间湖南省博物馆碑帖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整理碑帖文物（包括鉴选和定级），改变库房现状。这主要包括有，扩大库房面积、增加文物柜架。将整理出来的文物资料重新编目、制卡、登帐，按文物藏品的等级，分库分柜依序放置。整理出有不同损坏程度的藏品，根据具体情况，按需要分别即时进行装裱、修复。因库房长期使用单一的防虫、防霉药品，防虫效果已不明显，要更换一种对文物和保管员都有益的新药。为碑帖库添置现代化设备，如空调、抽湿机之类，以确保鉴选整理出来的文物藏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适宜的温湿度环境，从而能使文物藏品承传百世。
在做好馆藏碑帖保护工作的同时，也要有计划地研究和利用好这批文物。要策划主办专题陈列展览，全面向观众展示其风采，如“历代碑帖展”、“马王堆帛书与汉代碑刻展”、“名碑名帖鉴真展”、“碑帖真伪对比展”、“清代碑学书家作品与碑刻展”等。并且进行专题研究，召开有关学术研讨会，举办碑帖学习培训班，出版有关系列的专辑、图录、专著等，以使其充分发挥作用，服务于社会，贡献于人类。
总而言之，湖南省博物馆将会因为拥有这批碑帖文物（经过鉴选整理后），而丰富典藏，充实内涵。碑帖书法爱好者和研究人员，则将通过对这批精湛碑帖作品的观赏、学习和研究，获益无穷。这批碑帖既是湖南省博物馆的珍贵文物，也是全人类的文化财富。
注释：
[1]该文是作者参加2005年7月在呼和浩特举办的“全国首届碑帖学术研讨会”论文。 [2][8]杨震方：《碑帖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
[3][4][5]施安昌：《善本碑帖论集?关于碑帖鉴定的若干问题》，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2月。
[6]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 [7][10]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 [9]容庚：《丛帖目》，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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