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书收藏

 

       老文书与档案，因为最初的制作动机并非用于广泛传播流通，旧时多被排斥于图书范畴之外，自然也就无所谓版本。但二十世纪以来，文书、档案作为历史文献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认识，现代图书馆也颇重视此类文献的收藏，并多将其整理装订成册，也就成为一种特定的版本。
       文书的范畴很宽，应用广泛，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举凡为联系、知照、传递、公布、约定、记载、凭证的需要而制作的文本，以至婚书喜账、分家析产、讣闻哀启，都可以归入文书范畴，通常分为公务文书与私人文书两大类。对于近现代文书，因为时代不算久远，存世量尚相当大，所以判断其价值，主要看其所承载的信息量，而与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相关的文书，遂最为人所重视。有些文书，内容可能平常，但制作或装帧方式特殊，也值得关注。

浮山圩圩规章程

       笔者多年注意乡邦文献，曾得髙淳县一册，收录了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十一月重立时的一系列文书，写在宣纸线装白本上，页面高二二六毫米，宽二二一毫米，各页字迹大小不等，分行亦不同。卷首是筹划此事的候选教谕孔昭云所撰写的序言，说明在太平天国 劫难之后，浮山圩圩事管理十分混乱，一方面是“簿据遗失，值年各长 无从稽考，各甲未免弄权舞弊，遂致期当交接，藉词推倭，纷纷争讼，即 属是年应允，亦竟希图蒙混，以为无据查考也”，把持圩事成为少数人的牟利之道：另一方面是水患连连，“因圩近湖滨，道光年间叠遇灾锓，以至咸丰亦屡遭水患，迨至同治七八两年，连被水冲决，好堤坍塌不堪，民情亦甚困苦，几使成熟田田，又复荒宪矣”。县令杨公在同治九年（一 七〇）春拨发贷款，发给农户修筑抒堤，待秋收后随税粮一齐归还，使这年未遭水患；因为担心“人存政举，今古皆然，惟恐积久弊生，仍蹈' 故辙”，所以孔昭云与乡里士绅一同上书县令，将重新订立的圩规章程及新举董事名单，报经县衙批准，并立此册以为依据，以孔昭云为首的九位董事多画了押。以下便是同治十年三月孔昭云等人给县衙的“请示定章禀告”，“为整理圩规，拟章呈核，叩求赏示饬遵，以垂永久事”；“钦加同知衔署高淳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杨公”的告示；然后才是圩规章程的文本，关于圩堤的修筑、护理，汛期的防守，周边的植树，管理人员的权限任期等项，都有明确规定。到了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补充了一条新规定，就是原订圩董三年任满，要到县里去“禀退”，与新任董事交接，“多花费用”，“因此另立章程，凡圩董三年已满，只须凭当地绅董公同签章，即为定夺”，发生无法处理的纠纷，再上县里解决。这本章程直沿用到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二七），历届的圩董、甲首、垾长名单，圩堤款项，处罚事务等都记录在案，虽有缺页，仍不失为民间水利管理工作的一种文献。

江苏医学院聘书

       又曾得国立江苏医学院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初聘用教员资料近百件，订为一册，文书大部以毛笔书写，少量以钢笔书写，正式文本公私印鉴齐全。以该校空白毕业证书做封面，上书“介（解）放前教员 聘书”。实则所收除专用聘书及教员签名返回的应聘书外，尚有聘用工作的相关往来信件四十余封，有医学院附设医院各科主任、各教研室主任 及教授给教员聘任委员会的推荐信，有求职者的简历，有因故不能任教者的辞聘信，有教员要求增加薪金信；又有教员聘任委员会会议记录，聘用决定及各教员薪资标准等文件；另有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苏南 人民行政公署文教处通知》抄件，内容是关于今后学校聘用教员的规定，以及传阅此件时全校教员的签知单。由此可以了解那个大转折时期，高 等院校教员聘用制度的实况和变化。

一九五二年征赠图书清册

       又如《一九五二年征赠图书清册》，以毛笔小楷书写于红色界行稿纸 上，版框高二一〇毫米，宽一四三毫米，版心单鱼尾，文武双边，半页 十行，以铅笔横剖成三栏，记录全国各地出版社及文化部门所赠予的图书。每页第一行记赠予单位名称及所在详细地址，书目后有按月统计的 种数与册数。全本七十一页，以铁丝穿订，外包粗纸封皮。制册单位虽然没有留名，但估计南京图书馆的可能性最大。
这本清册，对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形态，有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由此可以知道当时国内有这样一种征赠制度，图书馆可以向社会广泛征集图书。捐赠单位有各地的人民出版社，也有众多的民营出版社和个人。此外还有各地图书馆、中苏友好协会、文联及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馆、出版总署办公厅秘书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发行组、 北京邮政管理局发行科书刊组、上海的中国科技图书联合发行所等。
       其次，从捐赠书目可以看出当时的出版状况，所占比重最大的，一是政治宣传类，二是科技实用类。关于土改政策、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中 苏友好、婚姻法教育及先进模范人物的尤多。香港的求实出版社所赠二十九册书，《文艺与工农》、《寸磔纸老虎》、《文化革命论》、《怎样认识自己 和改造自己》之类占一半，学生读物占近一半。今日出版社还出版过一本 《怎样开展捐献运动》。文艺作品则以翻译苏联作品为多。人民文学出版社 捐赠四十四种中，古典文学只有《水浒》一种，鲁迅作品仅一种，回忆鲁迅的有二种，而苏联作品超过十种。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捐赠世界语本的《野草》，如是自行出版，则未见于著录。
       第三，可以了解当时的出版机构情况，如工人出版社有北京府前街 一号、重庆中一路一七九号两处，农业部有书报出版编审委员会，中国 旅行社有出版科。当时的报社有出版权，大公报馆、文汇报馆、山西农 民报社、北华药讯社等都出版了多种图书。特别是反映了几十家民营出 版社的出版活动，除了现在较常见的大东书局、永祥印书馆、正风出版社、文光书店、元昌印书馆等，还有已陌生的大华出版社、大富书店、工 学书店、民丰印书馆、正气书局、光益书局、光明书局、大法轮书局、火花出版社、汽车与公路社等。
       第四，当时非出版部门的出版活动也相当普遍。志愿军政治部、中 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林业部、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全国民主妇联 儿童福利部、中华医学会总会、中国针灸学研究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 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南京分会、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民主同盟总 部南京支部、上海市文教用品业同业公会等，都有图书出版。住在北京成线胡同七十号的李成坤先生，以个人身份捐赠了线装本《景邃堂题跋》 一册，想来也是自印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