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天下 隋碑第一《龙藏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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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五八五)刻。碑阳正文楷书，三十行，行五十字；碑阴题名楷书，共六截，三十行，各行字数不等；碑额亦楷书，三行，行五字。整纸拓片碑阳高一百五十六厘米，宽八十九厘米。额高四十二厘米，宽三十一厘米。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谓龙藏已废，此碑在常山府署之门。蛤都穆辑《金薤琳琅》云：“常山即今之，予近以使事过之，闻府治东二里龙兴寺有古铜佛一躯，崇七十二尺，阁之覆者，崇百有三十尺，与有识之士同年李君往游其间，见殿前一古碑，其趺已没土中，读之乃公礼文，盖在隋名龙藏，欧公误寺废与碑在常山府署，盖未尝亲历其地故误书耳。”欧阳修谓碑在常山府署之门，都穆更正为在龙兴寺(按：碑今在河北正定县龙兴寺)，那么究竟此碑去过常山府署吗？    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作了这么一个推断：“宋欧阳公《集古录》云：‘龙藏寺已废，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门。'此嘉佑八年(一〇六三)所书，而龙兴寺乃干德元年(九六三)建，据文忠《集录》之日，碑尚不在龙兴，此其徙置之由，已不可问。”龙兴寺修建时间若晚于《集古录》成书时间，那么欧阳修当然不知碑在龙兴寺，而事实是龙兴寺修建时间要早一百年，欧阳修应该知道龙兴寺有无此碑。以此可知，顾炎武并没有怀疑欧阳修的说法，认为碑应旧在龙藏寺，再入常山府署之门(嘉佑间碑犹在龙兴寺外)，最后徙置龙兴寺。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有这样一则记载：“真定府治东龙兴寺，隋龙藏寺坆址也，寺建于开皇六年(五八五)。宋太祖曾幸其地，寺重建于干德元年(九六三)，龙兴之额所由更也。”由此可见，龙藏寺废毁后，在其故址重建龙兴寺，《龙藏寺碑》可能就在这次重建过程中，迁回了龙兴寺。又据《畿辅通志》得知，龙兴寺一名隆兴寺，又名大佛寺，隋开皇六年建，初为龙藏寺。

 

    《龙藏寺碑》原文记载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传奉敕劝奖州人一万共造 龙藏寺之事。王孝是何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云：“(碑文) 述孝传颂云世业重于金张，器识逾于许郭，然北齐、周、隋诸史不见其父子名氏，不详何人也。”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载：“碑文金城王孝，欧阳永叔、赵子函以为齐、周、隋诸史皆无之，以予考之盖王杰之子孝僊也。《周书》：杰，金城直城人，宣帝即位，拜上柱国，追封鄂国公，谥曰‘威'，子孝僊，大象末，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碑书‘僊'为'，盖字体之偶异，传不云袭鄂国公，则史之阙也。其仕隋为恒州刺吏，在《周书》固不当载，而《北史》亦未增人，此为缺漏矣。”史不详叙孝官位，但云大象末，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据碑则入隋数年，历官开府仪同三司恒州刺吏袭封鄂国公也。

    欧阳永叔、赵子函等人在诸史在查不到王孝事迹，原因是不明《龙藏寺碑》中有大量的异体字。例如：“践阼”为“践祚”，“何人”为“河人”，“伽蓝”为“伽篮”，“怀”为“坏”，“五台”为“吾台”，“井陉”为“邢陉”，“灵寿”为“零寿”，“响”为“向”，“悠悠”为“攸攸”，“轇轕”为“醪葛”，“谲诡”为“谪诡”，“檐”为“”等等。清王澍在《虚舟题跋》中对隋《龙藏寺碑》的众多异体字问题提出了合理的解释：“当六朝荒乱之余，同文之治破灭已尽，此虽已稍归于正，而其宿气犹有存者，此固事理之可推，无须厚非者也。

 

    原碑未署撰、书人姓名，又因碑末行有“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之”(下缺)等字，故历来着录有云撰者即为张公礼，未确。末行碑文张公礼的官衔犹署齐，按周武帝建德六年(五七七)虏齐幼主高恒，齐遂灭，后四年隋建开皇之号，至开皇六年(五八六)，齐灭盖十年矣，公礼仍称齐官，书者不以为嫌，当时不以为禁，此皆尚有古道。对于这一现象，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是这样看待的，顾氏认为：“其大书齐官，则必非后人之所加也。余考颜之推仕历周隋而其作《家训》犹谓梁为本朝，盖同此意，其时南北分疆，兴亡迭代，为之臣者，虽不获一节以终，而心之所主，见于称名之际者，固较然不易如此。”    此碑之书法用笔遒劲多姿，结体中和宽博，意韵幽远高古，无六朝俭陋习气，历来被称为隋代第一名碑。清杨守敬《平碑记》云：“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水与(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五澍《虚舟题跋》将此碑与唐碑递嬗关系总结为：“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帮其风气渐归于正，欧阳公谓有虞、褚之体，此实通达时变之言，非止书法小道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