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考（745）

崔树强 清代金石学高潮复起，遂有迈宋之绩

漫谈书法

书法，

是中国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过的周边国家和地区，

特有的一种文字美的艺术表现形式，

是中国汉字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

汉字书法为汉族独创的表现艺术，

被誉为：无言的诗，

无行的舞；

无图的画，

无声的乐等。

清代金石学的兴起

与碑学观念的确立

崔树强

王国维在谈到清代学术发展的大体走势时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基本特点。

 

西周《毛公鼎》

清初的学术思想也以博大开阔见长，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大多有着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他们在批判总结古代哲学家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这一学术思潮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经世致用的思想，与晚明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初诸家大多严厉批判甚至否定宋明理学的正统地位，并由批判理学引发出对经学的回归。由经学取代理学，为乾嘉时期的学风开启了门户。

 

乾嘉时期的学者，直接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的治学方法。顾炎武学贯经史百家、典章名物、天文地理、音韵训诂、河漕兵书等，无所不通。稍后的阎若璩、胡渭、姚际恒等人继承了清初思想家重视经学、反对空谈的主张。由此，清初学者“汉、宋兼采”的学术倾向逐渐被“尊汉抑宋”的观念所替代。所以，乾嘉考据学派，首先是一种观念，其次才是一种方法。

 

新莽《莱子侯刻石》

作为乾嘉考据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金石学成就斐然。一般认为，“金”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则指各种碑刻文字。但金石学意义上的“金”“石”远比此宽泛得多。朱剑心认为，“金”是“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识或无铭识者皆属之”；“石”是“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像者皆属之”；那么，“金石学”则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定、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

 

由此可见，金石学对于相关学科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可以证经典之同异，稽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二、金石文字对文章之存录以及考索文章之渊源、体制、文词之工拙皆关系甚巨。三、金石文字书体之美、变化之多，尤为特色，已成为染翰之士研习摹拓之对象；而鼎彝石刻图绘花纹之复杂优美，可以考索当时审美观念之演进；玺印封泥古雅绝伦，为千百年篆刻家所师法，可见我国艺术活动与金石学可谓形影相随。

 

西周《散氏盘》

中国古代金石学肇始于汉，魏晋至唐逐渐演进，到两宋臻于极盛而中衰于元明，而到清代时又高潮复起，遂成显学，有迈宋之绩。在整个中国金石学史上，宋清二代，双峰屹立，宋代有开创之功，清代有集大成之果。入清以后，百年之间，海内渐定，治朴学者甚众，金石之学亦开始勃兴。而三代遗物，也在此时应世而出，出土于丘陇窟穴的金石达数十倍于往昔。清代涌现了大批有重大贡献的金石学者以及大量水平极高的金石著作。乾隆以前，金石学研究尚不甚发达；乾隆以后，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清代金石学者精于鉴别，考证严谨，研究范围更广泛，收集资料更丰富，考释文字的水平也大为提高，尤其对石刻材料的整理汇集工作开展得普遍而深入，成就斐然。

 

乾嘉以后，考据学家特别重视金石文字，经常聚在一起或书信往来探讨交流研究心得。由于各地文物出土多，来源广，充分满足了学者研究和博古收藏者们的要求，许多贩卖碑帖拓片的商人也加入其中，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字画书肆也日渐兴旺。文人和学者出于研究的需要，封疆大吏也好古崇文，收藏家们广收博采，富商巨贾也附庸风雅，一时间社会各阶层都形成了收藏金石拓片的风气，而治学之士，更是以金石为重。他们首先对数量庞大的碑拓金石文字进行著录整理，且搜罗范围之广，碑石数目之巨，已非前人可比。

 

西周《大盂鼎》

金石著作不仅有录目之类，且有录文之属，但录目、录文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金石学家用大量的精力梳理碑目、诠录碑文，为的是保存这些铭刻文字资料，以与经史相互印证。所以，考证便成了金石著作的中心环节和核心内容。清代金石学者在考证的规模、范围以及精深细微方面已远超宋人之上，但考证之法，多本宋代之成例，在继承中发展。

 

作为一门独立性很强的学科，金石学有它自身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目的，金石研究对认识文字的演变和发展、碑文文体的分析有积极作用，包括金石形制介绍、时代真伪鉴定，甚至碑中某一年号、某一名字的详尽考证在内的全部内容，都可以有助于证经和补史，而诠录金石目录和铭文、摹绘金石形制图谱，对千载之后人们了解古代礼制以及金石存留散佚情况其功亦甚巨。

 

阮元《两浙金石志》

同时，由于金石学所面对的主要是金石文字，金石学研究的很多观念也直接影响到书法界，比如对金石铭刻文字书法艺术风格的品评赏析、它们之间历史演进的脉络以及不同铭刻文字书写者的风格继承关系等，这些观念，逐渐引发了书法界对于书法史和书法审美批评观念的深刻变革，直接导致了清代后期碑学观念的确立和碑派书风的形成。正如熊秉明所说：

 

“乾嘉间，金石学、考据学大兴，钟鼎碑版在知识分子间激发起来的，不仅是考古兴趣，也有造形艺术的兴趣。而在这种造形兴趣下还有民族意识的萌动。已达一百年的清朝恐怖统治，迫使文人走入考据训诂之学，但反抗的心并不因此绝灭，在钻到古代金石训诂牛角尖的同时，他们发现了古朴、遒健的艺术形象。这些祖先遗留下来的痕迹含藏着壮茁悍强的生命，成为被压制的民族自尊心的最好支持者。这些雄强有力的形象睁开他们的眼睛，打动他们的心弦，给予了他们一个新的美的标准，有深远的道德意义的标准，于是碑派书法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