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七雄之兴亡
《资治通鉴》周纪五卷及秦纪三卷，论述战国七雄之兴亡，现略作分析。
【前言】
战国时期，铁器之用于农耕，深耕细作成为可能，从半耕半牧转入到农耕社会，随着人口增多，土地有限，故而土地之兼并日烈。战国七雄正值以土地兼并为特色之诸国混战时期，国富兵强、政治修明、内部团结方可立于诸侯之林而不被兼并，乃至可以趁机兼并他国一统中原。【战国时代之特征】
魏文侯通过尊贤、守信、和邻、为仁、审官，内修政治，外和邻国，以致强盛；
楚悼王以吴起为相，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游说之言从横者。
齐威王重用人才，烹阿大夫，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行之十年，民富国强，第二次变法，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统一斗桶权衡丈尺，迁都咸阳，建立强大之国基；
韩昭侯以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重用人才，兵虽强，土地虽广，国未真富，故而支持不了连年扩张之战争；
燕昭王图强，重用乐毅，合诸侯之兵，攻破骄横之齐国，新王登基，乐毅奔走，前功尽弃。
1. 仅强兵未真正富国，内修政务，把有限资源有效用于战争攻伐而已，魏文侯、齐威王、韩昭侯、赵武灵王、楚悼王、燕昭王是也。
2. 不仅强兵，且富国，真正奠定国家富强之根基者，秦孝公（商鞅变法）是也。
真正“富国强兵”者，有望统一中原，观周纪五卷，六国相继由盛而衰，土地兼并与互相攻伐之时代特征，为西方之秦国所乘，乃至各个击破、逐步蚕食、六国俱弱，强弱之形，显而易见，正如《孙子兵法》所说，胜兵若“以镒称铢”，待到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举而灭六国矣。
略谈七国之亡
（附：七国形势图）
1. 燕国之亡，战国七雄中燕国、韩国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强国，燕国图强是为了灭齐复仇，结果灭齐不成被齐反攻，从此一蹶不振，而且燕国远离中原，且有北边外敌侵扰，无暇顾及中原之事。其灭亡之原因，燕国君主多不贤明，虽有燕昭王与乐毅，也只是昙花一现。燕国有北边外敌侵扰，却时常与齐赵相攻伐，秦商鞅变法富强了自己不会学者变法强国。偏安一隅，坐以待毙而已。其亡主要在于无人才，坐以待毙。
2. 韩国之亡，战国七雄中燕国、韩国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强国，韩国处中原四战之地，又有国土与秦交接，强大秦国逐步蚕食，韩国处于互相兼并攻伐之乱世，仅能不得已自卫，内无贤明君主长期执政与贤臣来归，外有敌国之入侵。苟且存在而已。
3. 魏国之兴亡，自三家分晋，魏文侯率先图强，尊贤才，励耕织，富国强兵，和睦邻国，一时强盛于中原。可惜继位者魏武侯却不知“在德不在险”之道，继位之初即与邻为怨，构怨韩赵，后世君主皆不明三晋合一以抵抗外敌之道，反而互相攻伐，让秦坐收渔翁之利。观韩赵攻魏（魏惠王），欲二分魏国使不得强于宋国卫国，可见三家分晋，韩魏赵变成了一般诸侯，并且还互相攻伐，更加削弱了抵抗外敌入侵之力量。地处中原之中心，为四战之地，魏惠王还构怨四邻，遭致齐魏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从此一蹶不振。秦之统一中原，实乃始于三家分晋也。观吴起之强楚、商鞅之强秦，二者皆魏国人，实乃魏国用人识人之弊也。魏国之亡，亡于三家分晋、不明合众抗敌之大道，亡于人才之流失。
4. 赵国之兴亡，赵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强国，却因继承人问题被饿死沙丘宫，从此后世君主不晓赵武灵王另路抗秦之策略，陷入诸侯互相攻伐之混局，可悲。虽然赵国在五国俱弱时，赵国独强，但已成孤立之势，以区区赵国之国土国力，怎能对抗拥有巴蜀富饶之地之秦国。赵国之亡，亦始于三家分晋也。赵国新君继位时常发生动乱，包括赵武灵王之父赵肃王亦是经历了诸公子之变，赵国虽有人才，而党派之事，自我削弱，何谈及时扩张强国以抵抗秦国。终战国期间，赵国无多大扩张与国力增强，本来三家分晋已三分晋国之力，而秦国则不断扩张强大，彼长我消，五国皆弱，又不明合众之策，怎能抗秦。三家分晋之形势图，国土镶嵌，也注定了三家容易互相攻伐，在混战中，诸侯君主们早已抛弃春秋五霸合众抗敌之大道，虽有虞卿、鲁仲连、信陵君等明此大道，而当时利益众横之游说早已掩盖了得道者之声音。赵国之亡，始于三家分晋、弱于诸公子之争、错于不能及时扩张与图强、失策于不能让明春秋大道之贤臣主政。
5. 楚国之兴亡，楚地方六千里，江南当时虽不富庶，然而聚少成多，国库丰厚，曾经问鼎中原，可惜陷入吴楚之战争，至楚平王时曾一度覆国，虽赖秦得以复国，仅能苟存，楚悼王用吴起，强国一时，仅是对有效资源进行整合而已，结果触犯了既得利益者，以至于身死政熄，此乃六国变法图强之主要特点也。秦国兴起，楚国安于南方，不求变革图强，加之楚怀王之昏聩与软弱，竟被秦惠文王与张仪多次欺骗，又被秦昭襄王所诱执，楚怀王在位期间正是秦国图强扩张之时，安于现状，错失良机，被迫东迁，后世君主无大作为。观楚国之亡，君王昏聩软弱，忠臣得不到重要，春申君此等满口利益众横之辨士主政，岂知仁义之大道，时代已变，政治未变，六千里地，不懂大道，落后挨打，属于必然。
6. 齐国之兴亡，最早在齐桓公称霸，至田氏代姜齐，齐威王整顿吏治而强国，齐魏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后，齐国强于天下。齐国虽有山东泰山之固与鱼盐之利，然而三面临海，一面泰山，远离外敌之秦国，形势本身也使得齐国后世普通君主偏安一隅，无视中原征伐，乃至被秦国各个击破，而灭亡。齐国之亡，应当亡于不知唇亡齿寒之道，亡于没有齐桓公一匡天下之志。
7. 秦朝之兴亡：
秦之统一中原，内因主要是自秦孝公略定关中之域，迁都咸阳，废除封建井田，分配土地与民众，解放广大生产力，东守函谷关，南守武关，俯视中原，秦惠文王南并巴蜀，北并义渠，奠定了逐步蚕食与吞并六国之基，后赖秦昭襄王56年之扩张削弱六国，至秦始皇时，奋六世之余烈，吞并了六国，统一中原。外因则因为三家分晋，三晋互相攻伐，大大降低了秦国东出之障碍，六国诸侯不明春秋合众抗敌之大道，反而互相攻伐，假使三晋仍为一国，则秦人亦将如荆楚难于入侵。
秦之灭亡，非秦制之不好，乃施行秦制操之过急，如果能学汉初之分封兼勤俭建国，岂会二世而亡。又由于北备匈奴、内兴土木，过度使用民力，而迷信皇权之高压，造成陈胜吴广率先起义，各地豪杰起而灭秦。秦之亡有似于隋之亡，由于防备外敌入侵与国内大兴建设，国库过度消耗、民力过度使用，以至于灭亡。
试论国家兴亡之大道
国家之兴亡，无外乎内忧与外患，而国之灭亡多是内忧外患并起，而内忧外患之客观形势又更在于人之应用与挽救，明君贤将用之或可复兴，昏君庸臣临之或许加速灭亡。
内忧主要为内部党派之争或昏君辈出，进而政治混乱，竞相占有资源，造成财政消耗过大，民力使用过度而产生农民起义而亡国，或有外在力量趁机灭之。
外患可以说是一国之外之一切敌对因素或潜在敌人。需知，没有永远的朋友，从春秋无义战当知之矣。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时期就有北戎狄南荆楚，秦汉时北边匈奴强盛，汉匈百年大战仅能驱逐匈奴远去而已，后有五胡乱华，隋唐有突厥，乃隋唐明君离间分化突厥方可较快地削弱之，五代时期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于契丹，以至于整个宋朝皆面临北边民族之侵扰，契丹（辽国）、金国、蒙古相继兴起，起而灭宋矣。至于元朝则明显的由于内乱而亡。至于明朝，国库空虚，民众压力倍增，又逢倭寇入侵，抗倭援朝耗尽了国库民力，进而各地农民起义，清人乘虚入关灭明矣。无奈清朝统治者不明治民大道，以皇权压制民心，民虽口不敢言但心怨之，乃至整个清朝时期“反清复明”如星火燎原，太平天国起而势如破竹占据南京矣，观鸦片战争，可说是满人与外敌之较量，汉人旁观而已，可见清朝实未能收天下之民心也，其不堪一击也尽然。
内忧外患并起，在历史上清朝、明朝、宋朝、两晋、以及三晋（韩魏赵），皆属焉。
即兴之作，
疏漏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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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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