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人海洋文化精神探源

作者:谢重光

关于海洋文化或海洋文化精神，论者有多种多样的说法，究其实质，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目光比较远大，勇于开拓进取，敢于冒险犯难，重视商业贸易，能够飘洋过海去创业发展，在重农与重商的价值取向上，具有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

海洋文化与海洋密不可分，但并非凡是沿海地区的人群都具有海洋文化精神，沿海只是具有海洋文化精神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它还与特定的历史传统、特定的生计方式及产业结构相联系。即使同属海洋文化区域，其海洋文化精神也有强弱之分。

就拿泉州与漳州来说，这两个地区，区域范围相当，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去不远，但自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泉州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文化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也迅速发展，已经跻身于全国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地区行列，其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及继续腾飞不息的发展态势，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注目和赞叹。相形之下，漳州虽有发展，可是发展的速度比较迟缓，发展的动力也相对不足，两地的经济文化水平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人们在议论漳、泉两地发展迟速的问题上，见仁见智，各有说法。有的说，泉州华侨多，又多经济实力雄厚的大侨，热爱家乡，回乡投资踊跃，而漳州华侨较少，特别是少大侨，利用侨资方面当然比不上泉州；有的说，泉州人胆大敢干，很会打政策的擦边球，而漳州人胆小谨慎，错过了很多发展机会；有的说，泉州的领导班子强，劲往一处使，一心一意求发展，而漳州的领导班子换来换去，都很保守，贻误了漳州的发展大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说法，有的有一定道理，有的属于偏见或误解，总之，都没有说到根子上。根子是什么？就是这两地一个属于海洋文化地区，一个主要属于农耕文化地区，换句话说，主要是海洋文化精神强弱有别的问题。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在相同的时代背景和政策条件下，领导班子的好坏有一定作用，但该地区的人文性格却是关键的因素，这就是文化底蕴最终影响经济发展方向、进程和速度的道理。

泉州在福建是最具海洋文化性格的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海洋文化性格最鲜明的地区之一，其海洋文化精神比漳州强烈得多，所以如此之故，从根源上来说，一是自然条件有别，一是历史传统不同，兹就此两端略作探讨。

从自然条件的角度来看，泉、漳两地孰优孰劣，要看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下而言。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里，可以说漳州的自然条件优于泉州，因为九龙江流域的漳州平原有566.9平方公里，晋江流域的泉州平原只有345.1平方公里，①而且漳州平原土地肥沃，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花果之乡，人民种植捕捞，维生比较容易，因而守土恋乡，养成了安于现状、比较保守知足的性格。笔者七十年代初曾在漳州龙海县紫泥军垦农场锻炼，与紫泥、石美一带农民多有接触，那时候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月工资四、五十元，中专毕业生的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当地农民说，他们吃米吃菜自己种，不用钱，再捕捞一些鱼虾螃蟹，自吃有余，卖得的钱穿衣日用也就足够了，读那么多年的书，到那么远来当个干部，赚那么一点钱，有什么意思？这段话是漳州人安土重迁农业文明性格的生动写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而泉州沿海一带地多卤，不宜种水稻，所以惠安、南安等地多种地瓜等作物。再加以泉州地区开发早，人口密度大，人地矛盾自宋元以来就相当突出，粮食不够，若只靠农业，生计困难，很多人一年中有大半时间靠地瓜丝稀饭度日。在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下，泉州的自然条件当然不如漳州。

但是，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反而玉成了泉州人发展工商业，特别是从海外贸易找出路，以海为田、贾贩四方、乃至漂洋过海开拓创业的海洋文化性格。他们利用大大小小优良的港口，努力向海洋讨生活，积累了丰富的造船和航海的经验，养成了富于犯难冒险开拓进取的精神。这样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因素，在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演进的时期，却又优于漳州。对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

泉州与漳州相较，前者开发较早，东晋时已有不少北方汉人迁入，南北朝时已有相当程度的开发，到唐代已是人口繁庶、经济繁荣、人才辈出了；而漳州在唐高宗、武后时还遍布蛮獠，由陈元光的平蛮开漳，才始建州县，汉人在这里才逐步发展壮大，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才取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泉州人和漳州人这两个族群虽都经由多种民族多个族群长期互动融合而形成，其中都有南迁汉人和闽越土著的成分，但泉州人中融进的阿拉伯、波斯等海外民族的成分比较多，即使在土著成分中，也较多善于驾舟行船在水上讨生活的民，即俗称“白水郎”的水上民族；②而漳州人中融进的海外民族成分较少，土著中南迁武陵蛮等蛮獠成分比较多，这是造成泉州人海洋文化精神强烈，漳州人农耕文明色彩较浓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泉州对外海上交通的情况，除了古代文献关于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③、东汉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④等泛泛记载皆适用于泉州外至”，具体记述今泉州地区海上交通的史料也不在少数。如南朝梁、陈时著名梵僧印度人拘那陀罗（华名真谛）曾在泉州译经，后由梁安郡乘船前往东南亚。或曰梁安郡即南安郡之误写，即便此说尚待讨论，最少真谛也是由泉州乘海船前往梁安郡的，说明当时泉州已有优良的港口、较大的海船和先进的航海技术。⑤隋唐时南安豪族王国庆横行海上，⑥泉州人严恭从海路或溯长江往来扬州，⑦都说明是时福建特别是今泉州地区对外交通的频繁便捷。

及至唐代，泉州的海交条件已跃至全国先进行列，来往泉州贸易、公干乃至定居的海外人士渐多，兹略举数例：

座落在泉州东郊灵山的伊斯兰教徒“三贤”、“四贤”墓，是伊斯兰教在泉州的重要史迹。明人何乔远据“回回家言”，记载“三贤”、“四贤”于唐初武德年间来泉州传教，卒葬此山。⑧虽然这样的回回家言不能作为信史对待，但多少包含了伊斯兰教徒很早进入了泉州的史影。

唐文宗时的一道诏文，则确确实实地证明，自唐中叶以后，前来泉州经商贸易的蕃客日益增多，对他们的课税在地方财政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该诏文下令有关节度使、观察使对“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接以恩仁”，减轻苛税，“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⑨这里提到的福建蕃客，主要是就泉州而言。他们主要是来自阿拉伯、波斯，试看下面一条具体例证：

《八闽通志》卷79“丘墓?泉州府?南安县”载：

“刘安仁墓　在刘店。安仁，南汉主之祖，本上蔡人，徙家闽中，卒葬于此。”

《十国春秋》卷58《南汉一?烈宗世家》亦载：

“烈宗姓刘，名隐。祖宗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于南海，因家于泉州之马铺，死遂葬焉。”

显然，刘安仁就是南汉国主的先祖无疑。其自称上蔡人属于伪托，中外史家如日本藤田丰八、中国史家陈寅恪等都有所论列，指出南汉国主先世为大食商人，而唐宋蕃客中刘姓多为伊斯兰教徒。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于唐诗中描写泉州的诗句如“市井十洲人”、“船到城添外国人”自会有更深切的了解，这些诗句反映了当时有大量阿拉伯、波斯等海外商人往来和定居泉州，可以起到以诗证史的作用。

五代时泉州人的重商和开拓进取精神进一步加强。当时的泉州刺史多方招徕外商，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循此发展，宋代泉州遂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港，“民数倚于商”，且“航海皆异国之商”，时人歌曰：“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生动地记述了泉州人把农耕的劣势转化为海上贸易优势的情形。

宋元之际，蕃客在泉州的势力继续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中蒲氏家族最有代表性。蒲寿庚在宋末凭其雄厚财力取得泉州的军政大权，垄断了市舶之利，后来迎降元朝，取得了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其族兄弟蒲寿晟却隐居不仕，著书立说，在文化上卓有成就。从蒲寿晟的著述来看，他已深受儒、道思想影响，汉化颇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自海外居留泉州的蕃客早在宋元之际就已开始了汉化的进程。

明代以来，一方面由于海外移民在泉州定居已久，生子长孙，长期受到汉文化的浸淫，另一方面由于明朝实行打击、压迫回回等色目人的民族政策，迫使泉州回回辗转迁徙，改用汉姓，袭用汉语（主要是当地方言）、与汉人通婚，放弃某些民族宗教习俗，学习和遵用汉俗，其汉化进程明显加快，以至许多蕃客后裔已基本失去蕃胡的面目，与当地汉人已无多大区别。明、清闭关锁国，厉行海禁，1949年至1978年间实行计划经济，压抑民间商业活动，使得泉州人的开拓进取天赋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其海洋文化色彩难以展现。

但是他们善于经商、勇于进取、敢于在种种艰难环境中开拓事业的传统并未丧失。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文革”中在大批资本主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非常时期，石狮人还“大搞资本主义走私”，也就是冒险想方设法偷偷进行对外商业贸易活动，充分显示了泉州人根深蒂固的海洋文化性格。因此，粉碎“四人帮”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素有重商和开拓进取精神的泉州人立即脱颖而出，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如鱼得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其中，晋江陈埭、惠安百崎这两个回族乡镇，表现尤为突出。晋江陈埭镇以家庭作坊和股份合作企业为起点，于1984年率先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乡镇，就是明证。

漳州的对外商贸活动虽也出现过明代月港这样的繁盛时期，但放到更长远的历史时期来看，毕竟要比泉州逊色，漳州人在族群融合过程中虽有一些海外移民成分加入，但比泉州人的海外成分少得多。以故漳州人的海洋文化精神大大不如泉州人，改革开放后漳州的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到泉州的后面，的确是渊源有自，而泉州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高速腾飞实得益于其源远流长的海洋文化性格。

注释：

①此据朱维先生的统计，见《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3页。

②《太平寰宇记》卷102“泉州风俗”载：“泉（光案：此字原应为‘白水’两字，盖古时文字竖写，白、水两字挨得紧，在辗转传写过程中遂误为‘泉’字。）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又《北史》卷41《杨素传》载：“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曰游艇子。”可知所谓“白水郎”、“游艇子”，就是现在说的民，是一种以水为家，善于驾御海洋的水上民族。

③《越绝书》卷8，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3册104页。

④《后汉书》卷33《郑弘传》。

⑤据《续高僧传》卷１《拘那陀罗传》，真谛到过晋安郡是实，但他欲往楞伽修国的出发地是梁安郡，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09-110页。关于梁安郡的地望，有主张在今泉州南安的，有推断是广东惠州的，有认为无可考的，众说纷纭。不少福建学者断言梁安郡应就是南安郡，笔者以为其说根据尚不充分，仍可商榷。

⑥《北史》卷41《杨素传》。

⑦《法苑珠林》卷18《敬法篇?感应缘?陈扬州严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42页。按此时的泉州包括整个福建东部。

⑧何乔远《闽书》卷之七《方域志?泉州府?晋江县一?灵山》，厦门大学校点本第一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65-166 页。

⑨《唐大诏令集》卷10，《太和三年疾愈德音》，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⑩参见藤田丰八《南汉刘氏祖先考》，载所著《中国古代南海交通丛考》，何建民译本137-150页；陈寅恪《刘复愚逸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载《金明馆丛稿初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另外，清末王国宪作的《海忠介公年谱》序篇，说海瑞祖先南宋时“由闽来广，籍番禺。”（见《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12月第1版，1981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按：著名历史学家杨志玖先生已考定海瑞出于回族，先世信奉伊斯兰教。（见杨先生遗著《陋室文存》所收《海瑞是否回族？》一文，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1版）虽然，诚如杨先生已指出的，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关于海瑞先世的部分有编造附会之处，但从刘安仁的有关史料来看，历史上来华商贸信奉伊斯兰教的蕃客由闽入粤或由粤入闽都是常事，然则海瑞先世原居闽地的可能性倒是很大的。这些史料都说明唐宋以来泉州海交的发达和接纳蕃客的众多。

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薛能《送福建李大夫》，分见《全唐诗》卷208、卷559。

《十国春秋》卷94《王延彬传》。

分见郑侠《西塘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库全书本，第1117册，第464、462页。

谢履《泉南歌》，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第3735页。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原载于：《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