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震亨（1281~1358年），男，字彦修，元代著名医学家，婺州义乌（今浙江金华义乌）人，因其故居有条美丽的小溪，名“丹溪”，学者遂尊之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 。
朱震亨医术高明，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又誉之为“朱一贴”、“朱半仙”。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创阴虚相火病机学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与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并列为“金元四大家”，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心法》、《金匮钩玄》、《素问纠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
人物平生
朱震亨通过多年临床实践，朱氏自创新说，自成一家之言，创立了有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及“相火论”学说，并于杂病提出了以气、血、痰、郁的辨证治疗方法，于医学理论的发挥及杂病的治疗作出了贡献，被誉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匮钩玄》、《本草衍义补遗》等。此外，流传有关丹溪之书亦很多，其中以《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最有代表性，但均非丹溪本人所著，系后人将朱氏临床经验整理而成。
《格致余论》
《格致余论》，元·朱震亨撰。
《格致余论》是朱震亨医学论文集，全书1卷，共收医论42篇，涉及内容相当广泛，篇次排列没有规律，颇有随笔杂记之韵味，若不拘原书篇序而按所论内容分类，则大致有：论苏生者，有“饮食色欲箴”、“养老论”等；论生理病理者，有“受胎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等，论诊断者，有“涩脉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等；论治则者，有“治病必求其本论”、“大病不守禁忌论”等；论具体病证者，有“痛风论”、“疟论”等；论具体方药者，有“脾约丸论”、“石膏论”等。另外，还有其他杂论数篇。
在人体生理方面，朱震亨重视阴血，认为阴精难成而易亏，提出著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在病因病机方面，朱震亨重视湿热，相火，特撰“相火论”，指出正常相火虽为人身动气，但若因物欲妄动，则可成为贼邪；在治疗上，朱震亨注重滋阴、养血、清热，互对滥用温补和盲目攻邪。
《格致余论》撰写于1347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医话专著。
朱震亨是浙江金华（今金华义乌）人，因世居丹溪，故人称丹溪翁或朱震亨。朱震亨为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他自幼研读理学，因母病，三十岁时开始攻读医经。后从当时名医罗知梯学医，学术上受刘完素、李杲等影响。由于他刻苦研究，数年之间医名闻于四方。朱震亨一生著述甚多，如有《局方发挥》、《证因脉治》、《格致余论》、《丹溪心法》等。
⑴论养生：
有“饮食色欲箴”、“养老论”、“慈幼论”、“醇酒宜冷饮论”、“茹淡论”、“房中补益论”等；
⑵论生理病理：
有“受胎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夏月伏阴在内论”、“相火论”等；
⑶论诊断：
有“涩脉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人迎气口论”、“脉大必病进论”、“左大顺男右大顺女论”、“虚病痰病有似邪祟论”等；
⑷论治则者：
有“治病必求其本论”、“大病不守禁忌论”、“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春宣论”、“张子和攻击注论”等；
⑸论具体病证：
有“痛风论”、“疟论”、“鼓胀论”、“疝气论”、“呃逆论”、“痘疹陈氏方论”、“胎自堕论”、“难产论”、“难产胞损淋沥论”、“胎妇转胞病论”、“乳硬论”、“经水或紫或黑论”，
另外，还有其他杂论数篇。
金元时代，《局方》盛行，世人多以成方应病，不重辨证治疗。《格致余论》实为补偏救弊之作。书中所论，重视患者个体差异，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篇篇体现出辨证论治精神。
在人体生理方面，朱氏重视阴血，认为阴精难成而易亏，提出著名的“ 阳有余阴不足论” ；
在病因病机方面，朱氏重视湿热、相火，特撰 “ 相火论 ” ，指出正常相火虽为人身动气，但若因物欲妄动，则可成为贼邪；
在治疗上，朱氏注重滋阴、养血、清热，反对滥用温补和盲目攻邪。
《格致余论》最后说：“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以《局方》为戒哉！”这一结束语，正突出了本书主旨。
《局方发挥》
《局方发挥》1卷，元·朱震亨撰。
《局方》是宋代官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简称。该书作为官方药局的制剂手册影响很大，以致“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持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局方发挥》
朱氏认为《局方》盛行，流弊很大，《局方发挥》实则是他对《局方》存在的偏颇进行贬斥和评价的著作。
《局方发挥》不分篇卷，一气呵成，没有明显层次。开始先发议论，然后以设问形式提出质疑，继之予以解答，如此答问31次，涉及内容相当繁杂，对伤寒及内科、妇科杂病都有论述，生理、病因、病机、辨证、方药均有所及。
其中心思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辨证论治，一是反对滥用温燥，这是朱氏的重要学术特点。
朱氏认为，患者的年龄、体质、病程久暂、标本先后、发病时令、所处方域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即使同患一种疾病，也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处以不同方药。如果不经辨证，即以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则无异于刻舟求剑，按图索骥，难以获效。而《局方》载有许多通治某病方剂，如“润体丸”等36方，都说“治诸风”、“治一切风”；“安息香丸”、“丁香丸”等方都说“治一切气”等等，朱氏对这种“一方通治”的记述大加驳斥，认为不合经意，不能去病。
主要观点
朱氏言火，从哲学以阐发医理，其应用于人，则人身之动，均为火之所为，并非仅指温热而言。朱丹溪的这番议论，强调了正常人体亦有火的存在，而这存在于人体之火是通过生命的各种活动表现出来的，故其归纳为“凡动属皆火”，实则朱氏所言之火在人体是指阳气而已。但存在于人身之火，朱氏又分为君火与相火。所谓君火，朱氏认为是属于五形中之火，其是有形之体与无形之气的相互化生而成，在人体则归于有形之体中，故心脏在五行属火，称其阳气为君火。而相火是由虚无而生，这里的虚无是指来源于先天之无。以人体来说，则是产生人体形气之本源，其在人体之中的存在是藏而不外露，只能通过人的生命活动而表现出来，其不同于隶属五行的心火，故称之为相火。朱氏的相火含义，是说明相火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本源，是人身生生不息的机能活动。也正因为如此，故人身相火就十分重要，既不宜衰，又不宜妄动。
朱氏运用天人相应的理论，通过分析天地、日月、阴阳的状况，认为人身之阴阳在正常情况下，人身之阴常不足而阳常有余。因此，人身的阴精应当时时虑其不足，不能任意耗伤。若要防止阴精耗伤，就要防止相火妄动。朱氏一再强调房事不宜太过。心神要保持安宁，不为外物所感。饮食不宜肥甘太过，以防生痰化火，生湿化热，而使人身之湿热过重而耗伤阴精。总之，朱氏从病理角度强调了内伤饮食、七情、房事等诸种产生杂病的原因，均可使相火妄动而阴精耗伤，更会使人体阳有余阴不足的偏盛偏衰之象加重，从而产生各种内伤疾病。
朱丹溪治疗火热病，从虚火和实火分别对待。提出实火可泻的原则，或用黄连解毒汤，或用大黄、芒稍、冰水之类正治。对于火盛而体虚之人，又认为不可骤用凉药，应用从治或反佐之法，兼用生姜之类以温散。对于火邪内郁不得宣散泄越之证，可以采用发散方法治疗。至于虚火，属阴虚火动者，宜滋阴降火，可用四物汤加黄柏、知母之类，另外朱氏还创立了大补阴丸（生地黄、龟板、知母、黄柏、猪脊髓）以泻火补阴。若属虚火上炎，虚阳浮越者，朱氏又提出用附子末口津调涂涌泉穴以引火归元。对于气虚而阴火盛者，可采用东垣之法益气升阳泻火，选用人参、白术、生甘草之类。
朱丹溪认为，郁是很多疾病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朱氏将人身之郁证分为六种，即气郁、血郁、湿郁、痰郁、火郁、食郁。其中，又以气郁最为关键。朱氏创立了越鞠丸以统治六郁，方中用香附治气，川芎治血，栀子清火，苍术治痰湿，神曲治食，而其中香附又为主要者。对于痰证的治疗，朱丹溪提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的基本法则，并针对痰的不同性质，病证的不同部位，结合体质的盛衰，加减化裁。如湿痰者加用苍白术，热痰者加用青黛、黄连、黄芩，食积成痰者加用神曲、麦芽、山楂，风痰者加用南星、白附子、僵蚕；老痰者加用海石、半夏、瓜蒌、香附等。
朱丹溪提出了“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及火热证、杂病的证治经验，对明、清医学的发展有很深刻的影响。后世医家在养阴、治火、治痰、解郁等方面的成就，与丹溪的启发是分不开的。明代诸医家，如赵震道、赵以德、王履、戴原礼（即戴思恭）诸人，均师承其学。另有虞搏、王纶、汪机、徐彦纯等亦接受其学术思想，甚至远传海外，为日本医学家所推崇。由于此，丹溪所创之学说被发展成一个学术流派——丹溪学派，朱丹溪则成为这个学派的倡导者。
朱震亨节欲为核心的房中补益思想是医理与儒理的结合产物，与宋明理学的禁欲倾向是一致的。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