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陈凯歌刚从《黄土地》的喜悦中醒过来，他便又开始着手创作国庆献礼片《大阅兵》。
陈凯歌在召集制作人的时候，
他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艺谋。
在一大堆同学里面，陈凯歌是最欣赏张艺谋的：当年考电影学院，他俩都是走“特殊通道”进来的。
张艺谋是被文化部长亲自点兵开的后门，
而陈凯歌则是吃了那年电影学院扩招的福利，
但因为，他们两个人被质疑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一开学就遭到了部分同学的实名抵制和歧视。
他们俩起初在学校里过的谨小慎微，直到后来靠着自身的实力，才让那些嘴碎的同学闭了嘴。
后来，张艺谋做了摄影班的班长，陈凯歌则做了导演班的班长。两人惺惺相惜，期待能有合作。
只是毕业后，陈凯歌分配去了北京儿童制片厂做了副厂长，张艺谋则回到广西，做了一名摄影师。
两人的合作计划破灭。
直到1983年，广影的厂长魏必达找到了陈凯歌，想请陈凯歌拍片，两人这才有了第一次的合作。
因为陈凯歌在答应魏必达提了个条件；陈凯歌希望电影的首席摄影师是由他的同学张艺谋掌镜。
事实证明，陈凯歌的这个“条件”至关重要。
没有张艺谋的恢宏摄影，没有陈凯歌自己的细腻刻画，那部《黄土地》也不可能会走向成功。
这一点，陈凯歌比谁都清楚，
他们都是从“西北”里走出来的孩子，荒凉的西北，就像那些年的中国电影，荒凉但又充满激情。
改变中国电影的力量，首次在西北聚集。
后来写书的人也说，
1983年是中国内陆电影的黄金年代的元年。
确实，这一年“电影教父”吴天明出任厂长，张艺谋和陈凯歌拍出了世界无双的《黄土地》，那一年是中国电影高光时刻的开始，但是那一年也发生了件大事，未来的中国第一编剧芦苇“进去了”。
芦苇犯“流氓罪”进去了。
那会是严打时期，芦苇参加地下舞会，跟着一群陌生女人跳着面具舞，后来舞会组织者“马燕秦”被带走墙壁，曾参与过舞会的人也相继落网。
芦苇也在那个夏天被捕，关了11个月。
等他出狱的时候，《黄土地》已经被拍完了，陈凯歌被北影厂的人当作宝贝给捧回去了，陈凯歌本来就是北京的人，北影厂有钱有势，吴天明他留不住，能够留住或者说能尝试留住的只有张艺谋。
张艺谋本是广影厂的人，但他在毕业的时候就一心想来西影厂，无奈的是，那会厂长不是吴天明，分配工作的时候，西影厂也没有人争取一下张艺谋。
吴天明做了厂长后，尤其是看完《黄土地》后，他想方设法也要把张艺谋留在西影厂。
为此，他是找了各种借口，想跟广影厂借人，但广影厂一直都不肯松口。拍完《黄土地》后，谁都知道张艺谋未来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广影厂要是放走了张艺谋，那拍板决定的领导就是广影厂的罪人，但就在吴天明一筹莫展时，
西影厂厂长韦必达被一纸文件给调走了。
韦必达得罪人了，两部电影得罪了两批不同的人。
1983年底，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当作是“精神污染”被典型批判，而广影厂厂长韦必达站出来力挺张军钊：“错不在他们，有错，我来担。”
韦必达的力保，保全了张军钊。
而就在1984年7月《黄土地》又被领导无端指责，韦必达又是顶着乌纱帽，带着副厂长陈振华，在北京的第四招待所，又一次就电影内容，跟顶头领导吵了起来，这一起不欢而散，差点没动手。
后来《黄土地》功成名就，陈凯歌一鸣惊人，可韦必达却遭到了领导“秋后算账”，被调离了一线。
离开前，他再三嘱咐新上任的厂长：“你就是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张艺谋留下来。”
这件事后来传到了张艺谋的耳朵里。
张艺谋当时正在跟陈凯歌在一起。
在《黄土地》后，张艺谋和陈凯歌就一直谋划着要“再续前缘”，这一次，他们要合作的是一部要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献礼片《大阅兵》。
这是中国影坛双峰的第二次合作，
但，也是最后一次。
韦必达离任时，张艺谋在信中说道：“也许，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但我们永远记得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是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记着您无私无畏地支持保护我们，
我们记着那些所有的事，我们也有年迈花甲之时，但我们会想起我们的《一个和八个》，我们的《黄土地》，我们的广西厂厂长……我，凯歌，何群相信你会愉快、无愧地生活下去。”
在张艺谋写信的那天，感性的陈凯歌也向韦必达表达了自己的致意，他在信中写道：“最近，我们接受许多采访，许多同志给予我们不少鼓励，能有这样的评价，和厂长对我们的一贯支持是分不开的。影片能有这样的影响，您一定也是很欣慰的，最近，我要和艺谋开启一场全新的征途了....”
韦必达离任的时候，张艺谋跟陈凯歌的关系，还正处在蜜月期，他们是最欣赏彼此的人。
上一次，在陕北高原上，两人凭借着《黄土地》在电影圈名声鹊起。陈凯歌成为了中国第五代导演崛起的领军人物，张艺谋也在那次拿了最佳摄影师，靠着电影节的1000块钱奖金，在老家买了房。
但，这一次，他们就要分道扬镳了。
分道扬镳的原因源自，两人都有艺术创造有着自己都有着理念与坚持，而他们两个人又都太偏执。
外界曾传言，两人在片场大打出手，
只是这些都无从考证。
唯一能考证的是，1985年张艺谋看见UFO那事。
这事记在张艺谋自传《宿命：孤独张艺谋》里。那是1985年夏天的事情——
1985年，夏天，湖北武汉。
陈凯歌的《大阅兵》开机在即，剧组成员近乎百人，一架飞机根本就塞不满，包机的费用又太贵。
他们决定分批次到达武汉的应山机场。
张艺谋的摄影组是最先到的，他们下了机，还要去赶去火车站接摄影器材，等到他们用212吉普车把机器运回到剧组驻地的时候，天都已经快亮了。
一路上，大家伙都很疲惫，纷纷打起了瞌睡，但有三个人不能睡，一个司机，两个摄影师，由于器材塞满了整辆吉普车，他们不得不抓紧车子的尾箱握把，挂在车尾上。这要是睡了，人就没了...
两个小时后，他们到了剧组。
剧组的居住地很简陋，
十几个帐篷搭在一个早已遗弃许久的厂房里。
厂房外面，还有着一扇巨大铁门，拉开，车才能进去。曾有摄影师抱怨，这铁门太碍事，应该拆掉，但是张艺谋说，这是人的命门，不能拆。
就这样，这扇铁门被制作组保留了下来。
那天，他们从火车站回到剧组驻地后，制片部的陈立国，跟往常一样，先下车拉门，这次，他下去没几秒，就惊慌的跑回来：“艺谋，飞碟！”
张艺谋跳下吉普车，
抬头一看天空，一个大的像洗衣盆的物体，倾斜着45度角，悬停在空中，一动也不动。
除了，围绕着这个物体的光带在缓慢的转动。
朋友在《宿命：孤独张艺谋》写到：“从看到的那个瞬间，张艺谋就确信它是飞碟，“只要你见到，就知道不可能是误判，因为在经验里没有和它近似的物体。它和探索杂志上刊登的图片一模一样。”
但诡异的还在后面，
就在张艺谋确信目睹了是飞碟后，他立即就没了什么清晰的记忆了，就像是灵魂出窍一样。
张艺谋失去了那几分钟的所有记忆。而剧组剩下的6个人也像集体中蛊一样，他们没有人拍摄那千载难逢的奇迹时刻，只是在边搬东西边讨论。
等到他们恢复意识的时候，飞碟的光束正在向内收敛，随后消失。消失后，天空中出现了一朵像“核爆炸似的”粉红色的蘑菇云，云是如此的璀璨。
但是张艺谋却感觉异常的遥远和危险...
第二天早上，整个剧组都在谈论着这件奇异的事情，唯独，陈凯歌却异常的冷静。
多年后，曾有记者问及陈凯歌：
“当年是否亲眼看见UFO？？
陈凯歌摇头了摇头，回答：“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张艺谋看见UFO的那天，陈凯歌也在现场，可为什么陈凯歌要说“不知道呢”？这里无从考证。
也没人知道陈凯歌心里是怎么想的，倒是电影学界普遍把这次UFO事件，看作是“张艺谋和陈凯歌”在艺术上分歧的首次开始与符号代表。
看没看见不重要，重要的是飞碟代表的是什么？
在张艺谋的心里，之所以飞碟存在，是因为在飞碟后面看见的那粉红的蘑菇云，是他热爱的电影。
陈凯歌没有看见，是因为飞碟并不存在他的表达里，电影一直都是陈凯歌的自我表达延伸，而那张狂和近乎癫狂的UFO显然不属于陈凯歌的表达。
这一点也可以在他们合作的《大阅兵》看出来。
电影《大阅兵》的场景主要有两个：室外和室内。
室外主要表现的是，阅兵方阵的气势恢宏和令人震撼的整齐，天才般的张艺谋在《大阅兵》里，再一次彰显了自己对于画面和几何美学的热爱。
张艺谋是中国最极具符号象征的导演。
室内主要表现的是，参加阅兵仪式的那些战士内心里那无法言明的不安和彷徨，他们在寻找意义。
书生意气的陈凯歌在《大阅兵》里，再一次彰显了自己收放自如的电影人物刻画和人物内心探索。
陈凯歌是中国最好的人物电影导演。
整齐划一的方阵和内心彷徨的个体构成了一部微妙的电影，而张艺谋和陈凯歌的艺术追求，
也在这一刻，正式走向了不同的轨迹和路线。
如果把电影看做是一座城。
那么张艺谋的电影则拥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城墙，而陈凯歌电影则拥有着世界上最繁华的市井生活。
张艺谋把电影看做事是他的艺术理念的武器，享受电影的创作，享受电影带给自己的一切。
陈凯歌则把电影看做事个人表达，传达自己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工具，利用电影来传达自己的一切。
一个是电影的匠人，
一个是电影的诗人，
你很难说，到底谁更好。
但显然在商业角度上来看，张艺谋是“圆润”的，张艺谋可以在艺术和商业片之间无缝衔接。
而陈凯歌他“棱角分明”，商业化转型并不顺利，但自我表达上别具一格，多少人爱就有多人恨他。
两人因艺术理念的问题，最终在《大阅兵》结束后分道扬镳，他们斗法斗了一辈子，也终究没能说服对方到底谁的艺术理念才是对的。
两个70多岁的人依旧有着年少的固执与犟脾气。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吴天明也觉得不重要。
中国的第四代导演们正准备施展抱负的时候，就被第五代导演的迅速崛起，全拍死在了沙滩上。
而间接促成这一切的，
恰好是第五代导演之间的内斗，
尤其是以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代表的艺术理念斗法，
他们在近40年的电影艺术和艺术表达的斗法上，斗出了中国电影黄金年代的辉煌岁月。
而吴天明自己也正是这斗法岁月的搅动者。
1985年，张艺谋应约回到西影厂，帮吴天明拍摄《老井》，原计划，张艺谋是担任电影摄影师，
但是临近开机，男主角都没有着落，吴天明一合计觉得张艺谋身上那股北方人的倔强倨傲就挺合适的，张艺谋懵了：“大哥，我没学过表演啊啊。”
吴天明则手搭在张艺谋胳膊上，语重心长的说：“没有人会天生演戏，但有人生下来就是主角。”
张艺谋推开吴的手：“大哥，你能别这么煽情吗？”
推辞后，张艺谋还是答应了出演。
因为是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人了。
接下任务后，张艺谋为了更自己更贴近人物形象，不断地晒太阳让皮肤黝黑一点，不断地的把手放在砂土里搓来搓去，让皮肤更有粗糙的质感。
拍井下戏的那天，为了让自己演出奄奄一息的感觉，他3天没有吃饭，每天就靠喝500毫升的水...
事实证明，张艺谋演戏是有天赋的，
他靠着那股劲儿，拿下了东京影帝，并在一年后拿下了金鸡和百花影帝，演员张艺谋，一夜成名。
那会有人劝说，张艺谋应该做演员。
演员张艺谋，会成为中国男演员的传奇。张艺谋，真的动心了，他也想干脆以后就做演员算了。
只是，这个念头没动多久。
陈凯歌又刺激了他。
1986年7月，吴天明找到了陈凯歌，想请他拍《绿化树》，但陈凯歌认为如果要正式投入拍摄，还需要对剧本做有很大的改动，且《绿化树》的背景是冬季，当时距离冬季只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
错过这4个月就只有等明年，吴天明和陈凯歌都等不了这么长的时间，于是决定改拍《孩子王》。
电影拍摄的很顺利，但最后在展出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因为西影厂和中影的矛盾，陈凯歌《孩子王》并没有出现在中影的第一届电影展上。
吴天明很生气，租了一个放映室，打印了电影海报，让宣传处把海报就贴在中影的电影展上，但中影公司拦着不让贴，吴天明接到电话后，直接坐着一辆面包车跑到了中影公司的大楼里去。
吴天明直接把《孩子王》的海报，挨个递给了正在吃饭的外国电影人。当时，因为害怕中影的人跟自己起冲突，吴天明还特意宣传发行长柏雨果拿着照相机，谁敢打，就给他拍照，曝光给媒体。
结果后来也没有发生矛盾，且因为吴天明的对中影公司的示威，引发了外国人对《孩子王》兴趣。
陈凯歌一切都看在眼里，
他说：“我这一辈子都不做对不起吴天明的事。”
张艺谋也把一切看在眼里，他看过阿城写的《孩子王》原著，也知道陈凯歌的功力，也相信陈凯歌会把《孩子王》拍成中国电影新一轮代表作。
陈凯歌走在了前面，张艺谋不甘心。
于是就在陈凯歌《孩子王》开机不久后，张艺谋选择了跟陈凯歌硬刚，他也要拍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后来名震江湖的《红高粱》。
不过那会，还没有看的上《红高粱》，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还没有整理成集，第一集《红高粱》刚发表在1986年3月第3期的《人民文学》的杂志上，4个月后，张艺谋无意间看上了“红高粱”。
看上“红高粱”的故事后，张艺谋直接坐着郊区的公交车就坐到了莫言就读军艺的学生宿舍楼。
暑假，学校的人并不多。宿舍楼道也没人，张艺谋就到处喊：“莫言！莫言！莫言！莫言！”。
莫言一打开门，眼前的人跟黑煤炭一样。
我出来一看，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是用废轮胎胶布缝成的凉鞋，也就是特别简陋的那种，他的一只凉鞋的带子在公共汽车上被踩断了。——摘自：莫言采访录
不过，莫言还是认出了张艺谋，两人相谈甚欢，不到10分钟就敲定了所有的合作和授权问题。
莫言给了张艺谋100%的改编权，
而张艺谋则按照当时小说改编电影的最高版权费，给了莫言800块钱，但张艺谋觉得《红高粱》的价值远超于这800块钱，于是把《红高粱》分了上下两集，给了莫言1600块钱的小说版权费。
随后又请来莫言做电影顾问，给了莫言400块钱的劳酬，但那会莫言以为张艺谋是真的让他做顾问。于是1987年，张艺谋把《红高粱》最后定稿剧本交给莫言的时候，莫言就犯迷糊了。
5万字的剧本被张艺谋改成了1万字。
莫言很惊讶，但张艺谋告诉他，电影剧本和文学剧本完全是两码事。后来电影开机，莫言去拍片的现场看了几场拍摄才明白，原来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莫言也意识到自己对电影是一窍不通。
于是转头去了北京，继续在文学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再也没有参和过张艺谋的电影拍摄和创作。
就在张艺谋的拍摄期间，柏林电影节向中国电影发出了邀请，中方可以挑选电影参加电影节，
但是报名单和参赛影片必须在1987年12月1日之前寄给柏林，上级主管部门通知中影决定选送《孩子王》和《选美记》参选这一届的柏林电影节。
不过当时《孩子王》拷贝都还没做出来，好不容易等到把片子拷贝做好，加上了德文字幕，名单报了上去，法国戛纳电影节又来邀请《孩子王》参赛。
欧洲的传统三大电影节，业内普遍认为，法国戛纳才是是老大，是三大传统电影节的头牌。既然戛纳抛来橄榄枝，于是电影局决定把《孩子王》送去法国戛纳参赛，柏林电影节改送《红高粱》。
面对这种中途更改，柏林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很生气，报名的时候《孩子王》改送戛纳，而《黑炮事件》又改送去了荷兰的鹿特丹电影节，这是不把柏林电影节放在心上啊，瞧不起柏林啊！
但是没几天，评委席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这部电影太牛x了，1998年的2月，《红高粱》拿奖了，拿了柏林最高大奖的金熊奖。
1988年春节过完后，莫言从家乡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见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呀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白，九千九百九呀。”莫言一听这个就笑了。
这是《红高粱》的主题曲。
整个京城都在议论着那片高粱地里发生的故事。庆功宴的那天，张艺谋喝醉酒，红着脸搂着大哥吴天明的脖子说：“愿为天明，肝脑涂地。”
那一晚，张艺谋彻夜未眠，陈凯歌也难以入睡。张艺谋拿了金熊，而戛纳还要再等3个月出结果。
1988年5月11日，戛纳电影节上，《孩子王》提名了主竞赛单元的金棕榈奖，只是最终遗憾落选，
虽说电影版权也卖给了世界上14个国家，成了那年销售冠，但陈凯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
张艺谋一部处女作就走在了陈凯歌的前面，而那年周晓文和芦苇也凭借着一部《疯狂的代价》 拿下了1988年的年度票房冠军，其他的第五代导演们也在商业和艺术片的舞台上，大展身手。
唯独，陈凯歌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彷徨。
那部《孩子王》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也是他最钟意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却在国际的大舞台上颗粒无收，这令陈凯歌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
但是也正是在这一年，有个叫徐枫的女人主动相约，拿着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找到了陈凯歌，见到陈凯歌就说，这样的电影只有陈凯歌能拍。
陈凯歌一听就兴奋了，但《孩子王》决赛圈的失利，让他有些心灰意冷，暂时忘了《霸王别姬》。
1988年，陈凯歌应美国亚洲文化交流基金会及纽约大学的邀请，赴美访学，这一去就是3年。
3年，张艺谋和巩俐不断擦出火花，上演着传奇的爱情故事，而陈凯的私生活和事业却一团糟，3年后，他回国了，拍了部《边走边唱》，这部电影太过凌乱，票房和口碑都不好，没多久后，陈凯歌的婚姻也破灭了，他第二次离异了。
生活一团糟，窝在北京的一套30多平方米的小公寓里，工作很忙，不是出差，就是在改剧本。公寓的卫生条件跟狗窝没什么区别，只有陈凯歌的的妹妹会定期过来收拾屋子，给哥哥做做饭。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
直到，陈凯歌准备好了《霸王别姬》的筹备工作。
尽管芦苇说《霸王别姬》是个二流小说，无非男女情爱，格局不大。陈凯歌甚至说，《霸王别姬》的原著无非是个三流小说，但是他们却一致看好原著小说留下的框架，这给了他们很大的灵感。
外界经常说，《霸王别姬》的剧本是芦苇改的，陈凯歌一个字都没动，但实际上，这是谣言...
李碧华的原著里，结局是程蝶衣和段小楼若干年后在香港的浴室相见，没有穿衣服，坦诚相待、回首前尘，感慨不已，然后出得门去，各走各路。
但陈凯歌说这个结局必须得改。
当年《芙蓉镇》在80年代中后期引发的争议，那一句“'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不断萦绕在陈凯歌的心中，他听到了那句话里惊人的强韧生命力。
但对于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陈凯歌来说，
始终有那么个想法——
当太多的人像牲口一样活着，或准备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时，甚少有人抗争的静默才是最可怖的。
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陈凯歌决定把它放在程蝶衣的身上，蝶衣就在《霸王别姬》的故事里，像虞姬那样面对霸王自刎而终。
程蝶衣在演一个个人的故事，个人才是我书写的兴趣点所在，历史和政治都是饱满个人形象背后的氤氲隐隐而已。我的结局是，程蝶衣就是想告诉段小楼'我爱你’，虞姬一直爱着霸王，并且要用死再最后一次告诉你，'我爱你’。”
反复琢磨后，陈凯歌给《霸王别姬》加上了一个小说里没有的情节。他是六指，斩断六指他就成了一个女人。后来再有那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削去了头发’，以及程蝶衣如何不断念错这句被打，都是从六指情节里生出来的。
说到底是他如何开始拒绝成为男人，
他的童年记忆注定了他会崇拜虞姬，因为虞姬是从一而终的，所以他要求段小楼以对虞姬的态度来对他。这个失落的理想，自然达到自杀的结局。因为理想破灭了，他尝试在用死亡来对抗失败。
陈凯歌主导的剧本，远超于原著，李碧华也在后来把电影情节写进了自己的原著小说里，
芦苇也一直对那个时候的陈凯歌念念不忘，
功夫不负有心人，
陈凯歌在1994年顺走了戛纳的金棕榈大奖。
张艺谋也紧随其后，找来芦苇，拍了“活着”，葛优凭借福贵的角色拿了戛纳影帝。而就在陈凯歌拿下金棕榈前2个月，李安的《喜宴》和谢飞的《香魂女》也都拿了柏林电影节最高电影奖项金熊奖。
2年4部传奇电影，即便放在全球的电影史上，也是不曾有过的辉煌与奇迹。1993年，人们奔走相告，中国电影相告，中国电影终于站起来了！
中国电影的巅峰到了！！！
那一年，陈凯歌41岁，张艺谋43岁。
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集体爆发，从1983年-1993年，他们用梦想造出了中国电影最黄金的十年。
但巅峰过后，尽是喧哗声。
商业化市场的到来，天很快又变了。
张艺谋一头扎进了中国商业化大片的时代，陈凯歌也自从《霸王别姬》后开始变得自傲起来...
面对外界的质疑，陈凯歌选择不回复，而张艺谋则很谦卑的说：“中国电影正是被票房绑架的年代。我们要试水，要两条腿走路，也许很快我们就会被淹没，但是希望能在我们被彻底淹没时，有人能够再一次在浪潮中，扛起中国电影的旗帜。”
接受这段采访的时候，是2006年，现在快17年过去了，张艺谋还在扛着旗帜去探索，
对现实颇为无奈的陆川只是感叹：
“如果是顺着1990年前的路子走的话，到现在中国电影能够是一个健康多元的超市，有很多产品，观众也可以知道自己想看什么”。
但现在一切都晚了...与其回到过去，不如想好在寒冬过去后，如何开始，这远比还旧要重要的多。
参考文献：
《张艺谋、陈凯歌与大片之路》三联周刊
《陈凯歌的他的80年代》三联周刊
《“别张国荣10年，别《霸王别姬》20年，三联周刊
《我认识的莫言》，三联周刊
《张艺谋的霸权时代》朱文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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