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行书《赠西洲诗卷》
唐寅行书《赠西洲诗卷》（局部）
规格35.3cm×273cm 上海博物馆藏
唐寅（1470—1524），字伯虎，更字子畏，号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史、南京解元，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等。晚年信佛，有六如居士等别号。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自幼聪明伶俐，20余岁时家中连遭不幸，父母、妻子、妹妹相继去世，家境衰败，在好友祝允明的规劝下潜心读书。29岁参加应天府公试，得中第一名“解元”。30岁赴京会试，涉会试泄题案而被革黜，此后遂绝意进取，以卖画为生。正德九年（1514年），曾应宁王朱宸濠之请赴南昌半年余，后察觉宁王图谋不轨，遂装疯甚至在大街上裸奔才得以脱身而归。晚年生活困顿，最后潦倒而死。著有《六如居士集》，清人辑有《六如居士全集》。
唐寅在绘画史上与文徵明、沈周、仇英合称“明四家”，诗文上又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可见其自封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也非浪得声名。唐寅诗作多纪游、题画、感怀之作，以俚语、俗语入诗，常含傲岸不平之气，情真意挚。王世贞在《弇（yǎn）州续稿》中云：“先生之始为诗，奇丽自喜，晚节稍放，格谐俚俗，冀托于风人之旨，其合者犹能令人解颐。”当然，唐伯虎在民间的巨大影响还是三点秋香的风流故事，妇孺皆知，更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
唐寅的绘画名气太大，以致其书法少有人谈及，后世亦很少受到重视。王世贞似乎看不起唐寅的书法，“伯虎书入吴兴堂庑，差薄弱耳”（《弇州山人稿》）、“唐解元一札草草，其书软熟，亦不可恶”（《跋三吴墨妙》）。依我看，唐寅是否入赵孟頫之室，并不是王世贞谈到了就有关系，就是定论和我们引以为据的标准。反而，伯虎之书既不薄弱也不软熟。客观地说，王世贞的书法远在唐寅之下，是否真能看懂其中关捩，我是颇为怀疑的。唐寅与文徵明同龄，少小即相识，并得文徵明之父文林的赏识，唐寅又与年长其十岁的祝允明最为相契，友朋之间的相互陶染、借鉴应该是自然和合理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取法范围不会有太大差异。唐寅书法的不少结体与文徵明大相仿佛，但之间的审美趣味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这些个性独特的才子们尽管惺惺相惜，其实是君子和而不同。
唐寅书法并无一丝民间传说的如其人那般花前柳下的风流浪荡，反而笔笔入纸，法度谨严，自成家数，如此似也可见其人之佯狂疯癫多有几分表演的成分，是生存的需要抑或逃名逃禅的放旷，嬉笑怒骂，总是游戏一场。不禁令人心痛！此作（如图）为其晚年所录自作赠友人诗，儒雅和纯熟是其最大的特点。唐寅书法早年与晚年相较，变化其实不大，有些人早慧，年少即出手不凡，很早就有了自己的风格，到老后仍袭旧貌，顶多更加圆熟和老到，唐寅就属此类。唐寅的书法几乎全是行书，字字独立，很少有牵丝萦带，这个特点贯穿其一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以唐寅的人生经历和表现出的外在性格特点推断，应该会涉猎草书，甚至大草（如祝枝山那样），然而却没有。这也是令人不解的地方。行书与草书相较，更适合表达深沉和复杂的情感，行书有更多的隐蔽性，这当然是我的一家之言。唐伯虎的行书从起笔到收笔，无一笔如孙过庭所说的“任笔”，每一笔都在自己清醒的控制内，每一个单字都是一个自足的空间，笔法内擫，结字不是开放外展，而是谨严内收。年轻时的作品相对方正些，显得清刚而规矩，渐老渐熟，结体趋向圆润。这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唐寅其实是一位内心自律甚严，且略显拘谨的人，他有不少压抑。这或许就是唐寅人性的复杂。
唐寅书法的总体格调近似唐人，气息并不如晋人高古，走的是通俗妍美的一路。唐寅是一位入世很深的人，但入世并不能与自己的愿望相合，故而诗文多有出世之想。“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自恨不才还自庆，半生无事太平人”“随缘冷暖开怀盏，不计输赢伴手棋”，语多达观也有无奈。值得一提的是，唐寅活在那个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明代吴门，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相与过从、切磋琢磨，“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们最后居然都在书画史上留下了自己清晰的坐标，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如此说来，唐寅的幸福又是后人不可企及的奢望。
（李金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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